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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与北平和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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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北平和谈，不能不提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因为傅作义将军是这场和谈运动中我们争取的目标。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生于山西荣河。他是著名爱国将领，抗战期间曾率部多次沉重打击日寇，并在军队中多次邀请共产党协助工作，在生活作风方面更以八路军为楷模，群众口碑甚好，故有“七路半”之称。抗战胜利后，他错走一步，响应蒋介石号召参与内战。当内战进行两年后，他敏感地看出，国民党政府昏庸，军队腐败，根本不是共产党对手，但自己受蒋介石笃信，握有重兵，不好意思“转轨”，所以一度充满矛盾，既有与共产党和谈的愿望，又对军事形势抱有幻想，在北平地下党和民主人士的努力争取下，才下决心走和谈之路，最终使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免于战火。

一、和谈

平津战役发起之际，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四个兵团，共 60万人，部署在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至平绥线的狭长地带，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为重点，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在具体兵力部署上，傅作义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线，把自己的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东北我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他自己的部队可在不利情况下向绥远撤逃。不料，毛主席料事如神，指令东北大军提前秘密入关，联合华北兵团将张家口至北平之间、天津和北平之间拦腰掐断，截断了傅作义逃往绥远和从天津、塘沽向南逃跑的道路，迫使傅作义走向和平。

其实傅作义对和谈早就有思想基础，只是由于他的集团中夹有八个军的蒋系部队，身边还有大批的明暗特务，若和谈机会把握不好会丧失一切，因而对和谈问题存有很大顾虑。

1948年10月25日，即东北主力廖耀湘10万大军被歼的时刻，傅作义烦躁不安，独自徘徊到半夜，将自己的嫡系将领——办公室主任兼政工处长王克俊找来，共同探讨前途问题。讨论了半夜，最后得出结论：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毛泽东才是民族勃兴希望所在，应该考虑和共产党和谈。结束谈话时，傅作义感慨地说：“我是准备冒三个死来做这件事情的。首先，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180度大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不好，泄漏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王克俊听罢非常激动，慷慨地答道：“我虽是军内文人，但还深知‘士为知己者死。我王克俊有一颗头，绝不畏艰难险阻，定要不辱使命地完成此事。”

为了进一步探讨前途问题，傅作义又将老友刘厚同（同盟会元老，担任过甘肃省军政部长，和傅作义关系甚笃，很多重大问题他都为傅作义参谋，在敦促傅作义和谈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从天津请来，由王克俊和他共议此事。此前我地下党杜任之（公开身份为华北学院教授，亦为傅作义旧友，为北平和谈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已说通了刘厚同先生，因而当王克俊见到刘厚同时，刘厚同开门见山地谈了自己的主张，坚决主张走和平之路。他们二人商定一个办法，先设法给毛主席发一个电报，内容由王克俊起草，交傅作义看，大致意思是要求和平，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派南汉宸先生来北平谈判，并报告了华北国军兵力数量和部署情况。傅作义看过表示同意。电报交傅作义女儿傅冬菊（我地下党员）通过我党在北平的电台发出。由于没有收到回音，傅作义要求傅冬菊直接约请地下党面谈，我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秘书长崔月犁觉得情况太突然，在复杂环境下担心发生意外，所以迟迟没去，派李炳泉（原为《平明日报》新闻部主任）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久（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出军校后，李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面见傅作义，开说大势，建议傅作义走和谈之路。傅作义表示愿意接洽，于是傅作义派出代表开始谈判。

北平和谈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先后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谈判。

1948年12月12日，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的社长崔载之同我方党代表李炳泉（很多资料将李炳泉说成傅方代表，实际不是）携电台和报务员一行五人，乘吉普车出广安门向平山进发，打算直接去见毛主席，因出城处处受阻而返回。经过内城地下党联络，14日出西直门转道去蓟县八里庄。东北野战军作战处处长苏静和他们见面。17日，双方正式坐到一起沟通情况。

苏静在这次会面中只是负责接待和观察，平津前线的最高首脑并没有马上出面同崔载之、李炳泉谈。期间，李炳泉向苏静汇报自己的身份，苏静将这一重要情况立即上报，刘亚楼发报给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次日将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接到蓟县孟家楼前线指挥部商谈工作，顺便证实李炳泉的确系中共正式党员。

次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崔载之向苏静陈述了傅作义的要求：第一，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一线的和平解决问题；第二，为了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使该军回到北平；第三，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第四、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显然，傅作义仍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共产党搞联合政府。

苏静将会谈情况报告给林彪和罗荣桓。12月19日，刘亚楼亲自来到八里庄，与崔载之和李炳泉进行了会谈。刘亚楼先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的前景，而后阐明我方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第一，傅作义所指挥的部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察绥军，一律放下武器，绝不允许保存武装力量；第二，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第三，如同意和平解决平津，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第四，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应先将其逮捕；第五，可以给傅作义编两个军。崔载之听了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感觉双方的条件差距太远。当日将谈判情况电报傅作义。

傅作义回电，让他们转告中共方面，就说城内蒋系军队比他的兵力大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不宜实施。

谈判没有结果，崔载之返回北平，李炳泉和电台仍留在八里庄。数日后，解放军全歼35军、104军并解放了张家口，彻底断了傅系军队的西退之路。傅作义悲痛欲绝，一连数日，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在那块狭小的地面上没完没了地踱步。崔载之回到北平第三天才见到傅作义，详细地介绍了八里庄谈判的经过。

傅作义送走了崔载之，独自思索起来，他开始犹豫，这样谈判下去，自己究竟可以保持住什么样的地位？恰好刘厚同来京，再次不厌其烦地对他进行开导，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也劝他走向和平。1948年12月23日傅作义终于鼓起勇气，通过女儿傅冬菊，再次由地下党电台给毛泽东发电，电报大意如下：

1、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2、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3、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4、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安定。

毛泽东主席接到这一电报后，对傅作义的态度和目前的处境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此时已具备了同傅谈和的可能，因而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1日要北平地下党直接通知傅作义以下几点：

1、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傅氏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

2、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军的面前的地位会提高。和平解放北平后，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3、傅致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了，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一二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4、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载之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5、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6、彭泽湘（此人冒充李济深代表，建议傅走所谓第三路线）是中共叛徒，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奉命向傅作义转达了中共方面意见。

傅作义随即邀请部分学者、名流开会，征询他们对时局看法。著名画家徐悲鸿建议，为了保护我国古代文化免遭破坏，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希望傅将军顾全大局，同共产党开诚谈判，不动刀枪，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生物学家胡先荪、故宫博物院长马衡、教授叶浅予等也相继发言，支持徐悲鸿意见，使傅作义对和谈增加了信心。

第二次谈判。

1949年1月1日当晚，李滕久和崔载之引导李炳泉来到中南海，向傅作义转达中共方面意见，傅作义表示感谢。但是，1月5日一张以林彪、罗荣桓名义发表的《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摆在傅作义桌面上，又引起他的误解，以为是敦促自己的投降书，于是有些焦躁，找王克俊、阎又文（政工处副处长，中共特别党员）、刘厚同几人商量下一步怎么走，刘厚同主张傅作义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为民请命，自行解除兵权。傅作义认为可行，军权交给蒋系兵团司令李文，自己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次日便将这件事和参谋长李世杰诉说，遭到反对。李世杰认为这叫既不战也不和“军权交李文要出大乱子，甚至可能毁掉北平；你自己到南京蒋介石也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不会饶恕你；从共产党一方说，你通电和平可能会同情你，但你自己又不执行和平一走了之，也会认为你无能。”经李世杰这么一说，傅作义又召集傅系将领再议，意见仍不统一：副总参谋长梁述哉同意和谈，但认为和谈得不到什么好处，应该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争取统一行动。华北“剿总”副司令郭宗汾则建议向太原那样死守，加紧修建工事。101军军长郑晓芝不赞成和谈，赞成坚守。104军军长安春山、骑兵四师师长刘春芳则主张和谈。不得已，傅作义才决定再次谈判。这次派少将处长周北峰为代表，并邀请燕京大学张东荪教授（民盟代表，作为和谈见证）一起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安排下，秘密赶到蓟县八里庄，同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聂荣臻见面。8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刘亚楼一起参加谈判。

周北峰经过认真的思考，全面摊出和谈条件：“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对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可由傅一个人负责。”林彪听完周北峰的意见，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的总原则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林彪答应的条件如此宽容，周北峰心中高兴，谈判进展得愈加顺利。最后，双方把所谈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

林彪特别指明，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

周北峰回城后，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傅作义虽然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看了《谈判纪要》后，却仍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傅作义不肯明确表态，主要是因为还占据着平津两大城池，不甘心接受我方提出的条件。（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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