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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亲历者的翻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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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薇

2016年5月3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70周年纪念。5月16日，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子抱着一个盒子敲开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综合档案室的门。这个男子是二外退休教师周用和，他手里抱着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父亲周锡卿在东京审判期间使用的老式美国安德伍德牌（Under？ wood）打印机，这台打印机一直伴随着周锡卿教授从东京审判到对日接受赔偿，再到投身教育20年的整个翻译生涯。除此以外，周老师还捐赠了周锡卿教授任国务院参事时的聘任书、向国务院所写的调查报告、生活和工作照片、编研成果等10多份珍贵档案。这些档案真实地反映了周锡卿教授勤勉克己、忧国忧民、忠心报国的一生。

说起东京审判，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28名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11个国家组成。中国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先后有17名成员，最著名的是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濬，此外还有6名秘书、4名顾问和5名翻译。周锡卿即是翻译之一。

周锡卿1915年9月生于日本东京，其父周震麟是辛亥革命先驱，曾追随孙中山、黄兴参加过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以及反袁、护法诸役。他曾两次受到孙中山致函慰勉“执事贤劳，钦迟无已”。毛泽东主席的老师徐特立曾是周震麟的学生，因此毛主席称他为“太师爷”，建国后多次给予礼遇。周恩来总理称其是“辛亥革命中湖南派的二号人物”。受父亲影响，周锡卿从小就树立了坚定的报国志向。1936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系毕业后，周锡卿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便毅然返回祖国。由于他熟练掌握英语、日语，熟悉英美法律，因此1946年5月10日受姐夫向哲濬的邀请赴日本东京担任起诉日本甲级战犯的翻译官工作。

周錫卿原以为，抗战时美国与中国一起抵抗日本侵略，理应与中国站在一起。实际上战后美国想利用日本的物质力量对付苏联，采取了扶植日本的政策，使东京审判进行得分外艰苦。在审判初期，由于准备不足，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本“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无实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事后，秦德纯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面对这种严峻状况，中国代表团千方百计搜寻人证物证，夜以继日地将日军侵华罪证译成英文。由于手头证据不足，他们需要到盟军总部去查阅日本内阁、军部、外务省的资料，甚至还要逐年翻阅过去的报纸。由于时间紧迫，所有材料都要翻译成英语，周锡卿就夜以继日地摘抄、翻译、整理，饿了啃几片不知道放了多久的三明治，累了也不能好好休息。以至于同住的美国人很诧异周教授竟然整天伏在桌上抄抄写写，在打印机上敲敲打打，便问：“周，你在忙什么？怎么不出去玩玩？”为了防止泄密，周教授只能笑笑说：“我不能告诉你，我在工作。”

审判期间，中国方面被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有100多名，其中包括溥仪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关键证人的出现扭转了一开始的不利局面，准确无疑的证据、证词终于使这些罪恶累累的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伸张了正义。

东京审判是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审判。当年东京审判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在离开日本前，曾把两大箱材料托运回国，但由于正值国内内战，局势动荡，造成全部遗失。周锡卿教授晚年多次撰文或是接受访谈，深情回顾审判细节，郑重提醒历史不能被遗忘，这些都成为回顾东京审判的重要依据。

1947年7月，周锡卿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驻日代表团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文秘技术专员，参与日本的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工作。据周锡卿回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遭受侵占的时间最长、损失最重，据国民政府发表的估计数据，损失约达620亿美元，但在美国的干涉下仅获得约值2200余万美元的设备赔偿，而且归还工作也进展得十分困难。由于战争历时甚久，日本侵略者又巧取豪夺，很难取得被劫或被强征勒购的证据和掠夺者的情况，而办理期限只有8个月，结果实际归还的物资与被劫物资相差甚远，归还数额极少。但在接收委员会和国内有关单位的努力下，中国还是有些收获的，如永利化学公司的硝酸厂和广东造纸厂的全套设备，江阴保卫战中被击沉的逸仙舰，11艘客货轮，一批善本书籍、珍玩字画、银块、铜镍币，以及一些机器、车辆、工业原料等，估计价值合1800余万美元。此外，甲午战争中被劫走的镇远号舰和定远号舰的炮弹、铁锚等文物之前一直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此次经交涉也被收回。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政府指令身在台湾的周锡卿与已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父亲周震麟断绝父子关系，周锡卿严词拒绝，辞去接收委员会一切职务并定居东京，后经廖承志等做工作，毅然放弃舒适生活变卖家产，于1954年回到祖国。1956年，周锡卿加入中国国民革命委员会，成为全国侨联联络委员、欧美同学会会员。此后，他一直献身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急缺的外语人才。

1973年，周锡卿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他先后主讲过翻译、精读、泛读、英语词汇学、语义学、普通语言学等课程。1983年，他被评为首批教授，同年二外拥有硕士学位授权点，他又成为首批研究生导师，指导方向为英语词汇学、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法，培养了大量杰出的英语毕业生。20世纪80年代，他带领英语系教师承担了国家词典规划项目《英语谚语词典》，并一手创办了二外学术刊物《外语教学》（后改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世纪90年代，周锡卿年逾古稀还先后担任两届国务院参事。当时周老不顾年事已高，奔走于祖国各地，调研高等教育事业，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在周锡卿的努力下，江西省无博士点、无学部委员、无学科带头人、无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问题得以解决，高校经费不足、高教教师待遇偏低的问题得以改善。

周锡卿教授出身名门，却低调内敛；亲历审判，却从不居功；生活优渥，却毅然回国；成为二外首批教授，却不谋私利一心教学。他为民族解放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了大量的积极工作，为二外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功绩将永载二外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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