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雍正朱批中的治人理念对官员人事档案工作之影响 |
| 范文 | 王云庆，陈洁 摘要：雍正皇帝在其朱批中有一套较为独特的治人理念，主要包括其重人思想、推广引见制度以及利用密折建立严密监察体系三个方面。雍正通过这三点措施，在客观上为官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雍正朱批；重人思想；引见制度；监察体系 奏折，也称“密折”，是清朝前期统治者鉴于明制题本与奏本之不便而创立的官文书，“至迟到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1]已存在，雍正在位期间，大力改革与推广，为后世留下大量“朱批奏折”。 雍正即位之初，“吏治废弛、朋党横行”的痼疾，给雍正朝的稳定统治带来巨大挑战，这让雍正察觉到选拔任用贤才的战略重要性。故在雍正朱批中，有一套较为系统的治人理念，主要表现在重人思想、推广引见制度以及利用密折建立严密监察体系三个方面。 1用人为本之重人思想 首先，他将用人之政定位于统治之根本。在他的朱批奏折中，不止一次强调此看法。在一封鄂尔泰向雍正呈奏云南广西大小文武官员考评的奏折中，雍正朱批道，“天下惟以用人一政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并劝诫鄂尔泰等这类封疆大臣要以“留神用材为要”。还有诸如“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等提法。并将用人置于治法之上，称“有治人无治法”，认为有些律令条例能否发挥其最大效力关键在于执行主事之人。其次，“唯才是用，不拘一格”。“朕用人行政自有道理”，“从来用人，只论人材，原未科定条例”。雍正选拔人才虽按“例”，但深知此“非永世用人之良策”，“不必拘于成例，只以得人为务”[2]，即不将其作为框架去嵌套，而将真才实学作为主要标准。 可以看出，雍正将用人上升为系国家治乱之战略高度，这必会带来对此时期官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强调，其“首重用人”思想为官员人事档案工作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大力推广引见制度 据黄十庆先生在《清代的引见制度》一文中介绍，清代引见制度自清世祖时（顺治十二年）正式用于清代官制之中，经过康熙、雍正两位皇帝不同程度的推广，至乾隆时期基本成熟定型。按照清制，四品以下官员的任用、升迁或降职，都需要面见皇帝，亲自接受皇帝的旨意。其间，需向皇帝呈上该官员的引见单，内容涉及籍贯、年龄、出身、做官履历等。皇帝一边阅读引见单，一边对官员面试，进而将其评价等用朱笔批在引见单（称之为“朱笔引见单”）上。雍正对于官员引见尤为重视，他秉承其父“引见时朕得以知悉”之思想，大力推广官员引见制度，“扩大对象、及时进行、仔细考察、讨论政事、详细记录”[3]，并创建多种引见形式，诸如，贡监考职引见、大计参劾引见及特殊引见等，涉及朝中中下级文武各类官员。 雍正之所以大力推广引见制度，与他用人为本的思想分不开。对中下级官员的广泛召见，一方面，通过天子的神圣权威收揽人心，集用人权于君主一人之手；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引见这种面试形式，考察上呈官员履历、考核评定等相关材料是否属实，保证贤才真正为朝廷所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员履历档案的真实可靠性。这不仅利于雍正唯才是用，而且，为后世保存了大量丰富真实的一手材料，极其珍贵。 更进一步地说，在那个缺乏影像资料的时代，仅由某一官员的履历单、履历折等文字档案并不能完全了解该官员的综合素质，不免对某一官员的评价有较大误差。而引见制度恰好弥补这一不足，不仅使皇帝对引见官员的样貌、性格、气质、形象等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同时，也初步考察了他们的心理素质、应变与交流能力，进而了解到各级官吏一些独特之处。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P44～P156）的二百五十九件朱笔引见单中，就有生动体现。例如，第57件“殷邦翰”的朱笔引见单中，雍正朱批“冒失，急躁人，特快，但不似坏人”，故评定为“中中”之人，以备日后参考；有些官员“外像似不及，有暗才，一开口甚有可取”。有时，雍正也会对履历单、履历片上的内容有所怀疑，有些直接批在履历单上，以便查明。如，第96件“封元震”单记载此人“年四十七岁”，雍正批“似五十外人”，有些存疑，持观望态度。例，第191件“马灵阿”单，雍正朱批“人人说好，鄂尔泰亦说好用的。人轻浮，俗些”，因此，将其“试用看”便知虚实；有些直接进行询问，当场检验与更正。雍正在接见工科给事中郑其储（湖广荆州府石首县人）时，觉得其“器度小，又似有出息之人”，故“复唤进问湖北事宜，一味支吾，甚欠忠实……大失可望……谈语（呜噜呜噜）的”，评定为“不真，非诚人也”[4]。总之，无论是上述哪种纠正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官员履历档案的真实性，为雍正选贤任能提供保障。 3利用朱批奏折建立严密监察网 纵观雍正治人理念，他有一整套完备的官员人事任用及档案管理办法。其核心是通过密折建立严密监察体系保证各级官员各司其职、勤奋务实。 其实，雍正时期，早已有专门考核官员政绩、考察监督官员是否称职之制度。据秦国经先生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之绪言中所述，清代考核制度有其弊端。例如，地方官员的考核——大计，它是一套非常程式化的考核制度。按规定，每三年，将各地官员之政绩造册上报督抚，继之吏部，而后，多次反复，经过层层核查批示最终评定等级。此方式，几乎不能反映地方官员日常行政、为官操守等具体情况。官员甚至有机会根据程序要求刻意编造一些政绩材料来应付考绩。雍正正是察觉此不足，希望通过奏折密报制度建立“官官相督”的监察体系，进而了解各级官员平时为政情形，训导各级官员务实廉洁，澄清吏治。 雍正非常重视利用奏折日常察吏之作用，称其为“安民之道”，认为“为政之道，察吏除暴为先”。各大臣“果能人人如此存心，何虑天下不大治也”。若文武百官均能秉公察吏，据实密报，则“吏治必清，天下大治，社稷苍生（受）福不浅”[5]。 “官官相督”的监察体系通过奏折上报而形成，具体来说，就是雍正通过奏折大力提倡官员存检举之心，负检举之责，并秘密安排各类官员监督之对象，使之按旨意进行密奏。当然，其监督体系并不是单向平行的，而是相互交错的立体监察网，即同一个人可能同时受多人监督，某一官员在监督他人的同时，也受其他官员的暗中观察。例如： 鄂尔泰（1680年～1745年）为雍正重臣之一，雍正在朱批中，多次表达了对其信任之情。雍正七年十月初七，广西巡抚金鉷奏陈贮存仓谷情形，进谏皇帝变通仓谷之成规。雍正朱批道，“总与鄂尔泰商酌行之，朕之自信实尚不及信鄂尔泰之稳切也”[6]。将广西事务全权交给鄂尔泰负责，可见，雍正对其信任之程度。不仅如此，雍正还经常在密折中，劝诫其他大臣将鄂尔泰作为学习典范，“当虚心领教鄂尔泰……奋勉法鄂尔泰之行”[7]，则胜过万里来京听自己指示训诫。不难理解，为什么雍正会将“察吏”之重任交付给他。雍正四年，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受皇帝密旨，上报所知滇黔大小文武官之日常政绩等情况，甚合雍正之意，并勉励其日后更要以察吏留才为要。 然而，这样一位深受皇帝信任之臣也免不了被人监督的命运。作为封疆大吏的鄂尔泰手握重权，把持着滇黔粤等地区之大局，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否直关中央统治。因此，雍正不断选派官吏前往云南、两广地区，如广西巡抚金鉷、福建巡抚常赉、云南提督郝玉麟等。一方面，确实如雍正朱批所道“效法鄂尔泰”“诚其意、竭其忠、务实务本”，尽心与鄂尔泰合作，努力配合其工作，为皇帝分忧解难；另一方面，也是雍正对鄂尔泰监督的一种手段，分散滇黔边疆地区事务处理权，防止决策权垄断于鄂一人之手，使各封疆官吏互相牵制、相互监督。 雍正曾在鄂尔泰（时任云南总督）奏报地方雨水收成折（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中，朱批道，“总莫令人看透末后一着，则皆为己用而不令人愚弄矣。然有意防范更下乘也，总在无声无臭处着脚，则从何处窥探吾之底里乎”[8]。这直接表达出他建立如此严密监察体系之目的：使贤才为己所用、务实敬业，信任任用人才而不被其所利用、蒙蔽。无论是哪位官员，即使是皇帝宠臣也无一例外需接受严厉监督。 在官员上呈雍正的密报奏折中，涉及许多官员平时为政材料，这也在客观上，为当朝及后世留下众多较为真实全面的官员考核材料，类似于现代人事档案中第三类——考核类材料。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雍正朱批中的治人理念带来了对此时期官员人事档案工作的重视，使得雍正朝官员档案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并使得官员人事档案类型初具规模，其中，较为重要的两类材料——履历档案与考核材料已在雍正朝朱笔引见单、密奏监察折中有直观体现。雍正通过上述三点措施，一方面，有效扭转吏治疲沓局面，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为官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冯尔康.雍正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50. [2][5][6][7]中仁.雍正御批[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262、263、169、710、374、358、374、238；188、154；295；334；332. [3]冯尔康著.清代引见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以雍正朝为例[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4）.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M]第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66～67、111、83、126、112. [8] 张书才.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摺汇编[M]第十五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339.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稿日期：2012-08-18）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