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竞技体育犯罪预防与惩处档案研究 |
| 范文 | 王建永 2012年2月16日，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判处国际级足球裁判黄俊杰7年、陆俊5年6个月、万大雪6年、周伟新3年6个月的徒刑，对此次量刑，著名青年法律学者、律师郝劲松表示：“判得太轻，犯罪成本过低，让后来者依然心存侥幸。” 1 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竞技体育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1.1 竞技体育贿赂。随着我国体育市场化、职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体育圈的贿赂问题也从幕后走向前台。 1.2 竞技体育赌博。竞技体育赌博是以体育比赛结果作为评判输赢标准的一种赌博方式。《中国足球内幕》中写道：“据国家体彩部门统计，每年流往境外的赌金高达1500亿，而民间机构认为，高达5万亿。” 1.3 竞技体育伤害。常见的体育伤害事件一般有：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运动员与观众之间；球迷与球迷之间；而队员或教练员与裁判之间发生伤害事件，近年来有抬头之势。与竞技体育内部伤害事件相比，在高额利益驱使下给竞技体育带来的伤害事件，更应引起高度重视。《中国足球内幕》中写道：“有人被枪指着头，有人被砍倒在街头，有人被绑架，所有暴力行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威胁球员或教练员配合，完成盘口要求的比分。” 1.4 其他行为。使用兴奋剂是当今竞技体育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发展，体育能够带来高额回报，导致使用兴奋剂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另外，运动员改年龄问题，也被外界经常诟病。 2 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竞技体育犯罪成因分析 2.1 法制体系不健全。体育领域快速职业化，使体育事业和体育市场得到蓬勃发展。然而相关法规体系却没有跟上。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到现在已经18年过去了，除了2010年删除其中的第四十七条，再无其他修改。近年来，中国体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相应的法律、法规却止步不前，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2.2 过度政治化。追求短期成绩，用体育成绩补充政绩，捞取政治回报。使各级政府部门、体育部门不惜一切“财力、物力、人力”想尽一切办法拿金牌。政府官员或体育管理部门各显神通，贿赂官员，贿赂裁判，收买运动员、教练员。 2.3 商业化扭曲人生观、价值观。随着我国体育职业化、商业化推进，一部分运动员成了有钱人、成为明星，他们开豪车、住豪宅，生活在鲜花掌声和镁光灯下，使一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在面对各种诱惑时迷失方向，失去原则，丧失人格底线，铤而走险。 2.4 法律意识淡薄。法律意识淡薄与文化底蕴有很大关系。著名犯罪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确信犯罪并非源于其他特殊原因（心理的或生理的），而是源于它所从属的文化结构本身。”中国竞技体育运动员培养，主要走竞技体校路线，更注重运动员竞技水平的提高，文化知识的学习无法也很难得到重视。 3 预防和惩处对策研究 3.1 完善自治模式。我国体育组织因授权获得了垄断性权力，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体育行政管理体制自身存在弊端，政企不分。监督管理者又是组织者。中国足协已经开始大胆尝试管办分离模式，为我国竞技体育、职业体育管理体制探索新的路子。 3.2 完善法治压缩犯罪空间。体育法制不健全，立法滞后。虽然我国《体育法》中也有明确条款规定，但《体育法》是一部行政法，对在竞技体育中的一些违法行为，很难起到有效的打击作用。《刑法》虽不断修订完善，但对在竞技体育中，利用体育领域内部信息，利用职务之便，对“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在体育领域中界定模糊，使处理竞技体育领域的犯罪中难有标准。著名律师郝劲松总结道：“现在的问题是量刑幅度范围太大，完善法制是必由之路，且迫在眉睫。” 3.3 健全司法介入机制，提高犯罪成本。司法介入困难，成为惩治竞技体育中犯罪活动的绊脚石。各体育协会、俱乐部，运作不公开、不透明，有意无意地排斥社会外力监督，使司法介入缺乏有效途径。 3.4 转变培养机制，加强人文修养。加强体育领域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加大在体育界普法宣传力度，是我国由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体育人今后需要探讨的问题。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体育科学系 来稿日期：2013-10-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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