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研究 |
| 范文 | 马晓欢 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是近年来影片字幕及网络译本大胆采用的以热门流行语、俏皮话、网络语言乃至古典诗词为主要表达元素，颇具本土化特色的翻译现象。本文通过对其表现形式的分析研究，认为其在实质上是一种对源语言文化的不恰当改写，属违规翻译行为，建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加强对翻译行为规范和翻译价值取向的关注。 一、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描述 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又称英汉过度本土化翻译、“中国风”翻译。最早始见于2004年美国家庭伦理剧《绝望的主妇》的字幕翻译。该剧在国内播出时，因字幕涵盖大量通俗易懂的“中国风”语汇而一度成为被网友持续追捧的神剧之一。此后，不少美剧及好莱坞影片的字幕均大胆采用热门流行语、俏皮话、网络语言乃至古典诗词为主要表达元素，颇具本土化特色和幽默意味。 按照美国翻译学家劳伦斯·韦努蒂的观点，相对于不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的语篇处理方式，归化当是以目标语言为落脚点、采用读者最能接受和习惯的表达方式将源语言本土化、使其能够准确、恰当传达源语篇内容和意义的过程。但是在翻译过程中，采用归化还是异化、以及如何采用都应综合考虑源语言文化和目标语言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因此，归化与异化展示的不仅是翻译技巧，更多的是译者处理两种语言的态度和价值取向。 然而，自《绝望的主妇》在国内播出至今短短10余年时间，英译汉的归化脚步却愈走愈远。近年来，一篇题为“中文之美”的神翻译系列美文走红网络。该文为一首被认为出自莎士比亚之手、题为 “I am afraid”的英文诗歌提供了包括普通版、文艺版、诗经版、离骚版、七言绝句版、吴语版、女汉子版、七律版在内的八个汉译版本，引得网友发出“早知道中文如此之美，我辈又何必苦学英文”的感慨和惊呼。然而，此文广为流传的背后，有一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即除了普通版如实传译了原诗的内容和意义、又再现了语言所承载的意境和美感之外，其余七个版本无一例外地因过度展示目标语言汉语的张力而造成了源语言英语的价值失语。 二、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述评及实质 近年来，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的频现日渐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众多学者围绕着“本土化翻译”“神翻译”“过度本土化翻译”等关键词、以媒体对英语语篇、特别是进口影视作品的翻译为语料库和主平台，就翻译的规范和美感展开了大量客观而科学的研究与探索。以中国知网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以来，以“过度归化翻译”“神翻译”和“过度本土化翻译”为主题的论文有56篇，以“本土化翻譯”为主题的论文有363篇，而以“翻译规范”为主题的论文有2722篇。通过对上述资料的归类整理，发现关于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的研究主要呈现如下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借助相关理论对此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重点凸显其本土化优势或刻意凸显过度本土化弊端。例如，以图式理论为指导的研究者就从过度本土化翻译策略对受众认知过程的影响入手，认为本土化策略虽有积极意义，但若只为迎合市场需求，便会对影视翻译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本土化翻译应有限度，进口影片的翻译过程需处理好异化和归化的关系;以操纵学派改写理论为理论基础的研究者，对部分进口影片官方译版和人人影视字幕组译版展开了相应的个案研究，认为两个版本均有许多不足，但人人影视字幕组译版确实具有官方译版所不具有的优势。 第二种倾向是借助相关语言学理论对该现象进行述评。例如，在翻译改写理论的框架下有研究者探讨了娱乐化改写这一翻译现象，认为使用网络流行语虽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但流行本身就存在时效性和使用人群限制的缺陷;还有研究者从为受众服务的伦理视角入手展开个案研究，认为译本未获得大多数受众认可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不但没有充分考虑受众的认知能力，而且忽略了受众的审美需求;再则是借助生态系统观视角将此现象理解为本土化再生，认为其建构了第三意义的实体;或是借助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将此现象看成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强化和对西方文化的顽强抵抗;而以描述翻译学理论为依据的研究者则认为在跨文化视野下这是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开端。 以上态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前语言学界对过度归化翻译现象的关注日益增多。尤其是部分学者提出的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体现了中国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顽强抵抗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学者们在研究异域文化的同时不忘提升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关注度和责任感的主人翁意识。 然而，仅仅停留在当前阶段对过度归化现象进行评述是不够的，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还应当结合对“归化”和“本土化”翻译的研究综合考量。王守仁（1996）曾指出“假想意义”是能够从原文中剥离而进入译文的，他认为将“原著意思完整转移”这一神话打破能够“使译文和译者得到应有的尊重”。此论断无疑彰显了王守仁教授对本土化翻译秉持了一种近乎完全开放的态度;陈永国（2004）认为“界限的意义在于越界的可能性”和“越界的行为”，而“原文的意义在于它的可译性”以及“翻译的行为或过程”。由此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英译汉归化和本土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预见意义的，尤其是对于“界限”的承认与越界可能性的开放态度给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加广博的视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强调翻译实践活动“域”的划分，即，仍然要对源语言文化给予应有的尊重。 三、从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看译者的译介价值取向 翻译是一种文化建构。以翻译对文化影响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丰硕：第一，广泛认可翻译的跨文化交际作用，认为其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强调译者在传译中应保持文化创造力;第二，承认翻译之于文化的作用日趋重要，认为其将加速文化多元化的步伐;第三，坚称以翻译维度研究文化身份认同，是用一个社会群体的语言来表达另一个社会群体思想的过程，是促进民族文化以积极姿态重新定位并对全球文化作出更大贡献的过程，也是在西方国家培育民族文化受众和接受环境的过程。理论界对归化的研究外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西塞罗、霍勒斯、哲罗姆等人的“字译”与“意译”之争，奈达的“自然对等”，韦努蒂的“阻抗式翻译”及罗宾森的“文化施暴”论;内则源起汉代佛经翻译“质译”“文译”之争，梁实秋与鲁迅“直译”“意译”之争及刘英凯与许钧 “归化”“异化”之争等。近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就归化、异化问题展开研究，成果丰硕。综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国际译学异化声浪较响，国内则由归化主导向二者渐趋平衡、不悖发展转向，是可谓“谐同和异”。 但当代文化理论影响下的翻译研究却认为，译本是译者基于原作的创作，传译是解释原作的產物，而非客体。费什彻底斩断译作与原作者的关系，认为“读者的诞生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受此观点影响，在翻译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主张把目的语读者置于首位、纳源语言行为模式入目的语文化范畴的呼声愈来愈响。 对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的研究离不开文化全球化的新背景。以该视野对文化身份影响为切入点的研究可概括为“文化大格局论”“文化帝国主义说”以及“文化身份迷失论”等流派。第一，全球化趋势在引领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必然能加速民族文化的自我改造与重建，实现全球范围内新的文化身份定位与认同。第二，文化抗衡渐变成引发文化身份认同焦虑的导火索。此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为规避被消融的风险，必将极力保护与弘扬自身特色与个性。一旦用力过猛，则不可避免面临文化身份迷失与扭曲的新问题。一段时期以来频现的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便是中国文化身份迷失与扭曲的显著征兆之一。 因此，对于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的认识，本文的不同观点在于：第一，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从技术层面来看是一种违规翻译行为。一方面，该现象反映了译者对翻译伦理的蔑视和对源语言文化的不尊重。翻译行为原本应当是对源语言文化的科学、合理、恰当的改写，翻译行为的发生应当在极大程度上追求对源语言文化的忠实，不触及翻译的本质和底线。第二，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的精神实质是译者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焦虑和对本国文化身份的不自信。在汉语作为目的语的文化主场，过度彰显汉语言文字的张力，刻意削弱甚至扭曲源语言文化的身份，造成实质上的源语言文化价值失语归根结底是文化心理缺乏自信的表现。第三，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看刻意抹杀了翻译过程中源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言文化的身份对等，在特定语境中强行赋予源语言文化以意向，掩盖了源语言文化的特质和特征。 基于此认识，笔者认为，译者在进行文化传译时应尽量做到如下三点，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跨文化传播翻译行为的规范与发展：第一，凸显翻译行为是源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言文化的转换手段这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译者的翻译行为。第二，透过语篇表层，审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学术态度和学术伦理状况，加强对翻译行为规范和翻译价值取向的关注。第三，认识到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焦虑的表现，力争做到既凸显译者对文化安全的主人翁意识，又对多重文化认同进程中正确的文化传播价值取向予以足够的重视。 【本文系2016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英译汉过度归化现象及其影响下的中国文化身份认同研究”（2016BYY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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