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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人口迁移:全球化进程中的“双刃剑”
范文

    杨恕

    编者的话:本刊2014年4月(下)推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专题策划,李其荣、吴前进、刘国福、伍慧萍等专家学人,从全球化时代的人口迁移与政策、近十年中国跨国移民现状与演化趋势、技术移民法律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等进行了深刻剖析,专题引发了较为广泛的讨论。本期,我们再次约请两位著名学者对这一议题作进一步探讨。敬请读者垂注。

    【摘要】伴随着全球化以及交通、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移民的流量、流向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规模更加庞大,形势更为复杂。一方面,国际人口迁移对提高移民接受国人口素质,促进接受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发展、人口增长和就业以及在加速城市化进程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人口迁移给移民输出国造成人才流失,给迁入国带来了难民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和跨国移民犯罪问题等。国家之间应制订长期合作战略,将移民问题作为长期的,与全球化、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社会过程来理解,最大限度地扩大移民所带来的好处,减少负面影响。

    【关键词】国际移民 劳动力迁移 “推—拉理论” 移民输出 非法移民

    【中图分类号】 D632.4 【文献标识码】A

    国际移民并不是20世纪以来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在人类历史早期就有它的踪影,并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伴随着全球化以及交通、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移民的流量、流向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规模更加庞大,形势更为复杂。正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所说,“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这种全球化形式就是人口迁移”。

    近年来,国际移民人数迅速增加并呈现出继续增加的趋势。据联合国人口署发表的《2002年国际移民报告》显示,国际移民在1970年只有8200万人,2000年迅速增至1.75亿,增长了一倍多。在发达国家,几乎每10人中就有1人是外国移民,而在发展中国家,平均每70人中有1人是移民。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发布的《2010世界移民报告》称,近年来全球跨国移民数量增势明显,由2005年的1.91亿增至目前的2.14亿,照此速度,到2050年全世界将有4.05亿跨国移民。国际移民逐渐成为一个与全球化、发展、贫困、人权以及安全等密切相关的全球性问题。

    移民的界定及其分类

    移民是一种人口在空间上流动的现象,它涉及人口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移民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787年,当时是用来专指迁移到美国的欧洲人。在此之前,这些人被称为殖民者(colonists)。后来,移民的概念随着时空的变化,内涵不断丰富。在我国的《辞海》中,移民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指由政府或民间团体大批地有组织地前往国外某一地区永久居住的人;其二是指在一国内部,较大数量、有组织的人口迁移。很明显,这一定义将移民划分为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两种。关于“移民”的概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及学科有不同的界定,不同学者的侧重点往往不同,有的强调移民是相对持久的运动,还有的认为移民是人们离开原住地,越过一定的行政界限,到另一个地方居住的迁移活动。一般来说,在界定移民的概念时,大多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予以界定:时间维度指移民在空间上的变化所维持的时间是相对稳定和固定的;空间维度指移民必须是在一定空间上的迁移。应该说,关于移民的定义比较宽泛,对其概念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策和规定,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

    学术界对移民类型的划分则更加复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在于移民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问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不同,划分类型也不同。根据单一的标准,我们可以将移民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根据移民迁移的空间区域,一般可以分为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是否跨越国界成为区分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主要标准。

    第二,根据移民在迁入地投入资本的性质可以分为劳动力移民、知识移民和投资移民。劳动力移民指在迁入地主要以从事体力劳动为生的移民;知识移民是指通过考学、分配和工作调动等迁入的移民,他们一般掌握着较高的技术;投资移民是指在迁入地投资办厂、兴建合资或合作企业等的移民。

    第三,根据移民的动机和目的不同,主要可以划分为经济性移民、政治性移民和环境性移民。经济性移民是因为工作或追求更多经济利益的移民;政治性移民指因逃避战争或政治迫害而被迫离开祖国的移民;环境性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迁移人口。近年来,环境移民日益成为重要移民群体之一,2010年全球共有超过4200万人因为自然灾害被迫移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介于经济移民和政治移民之间,之所以迁移,多是出于社会原因(如家庭团聚)。

    第四,根据移民的主观意愿,可以分为自愿移民和非自愿移民(被迫移民)。前者一般是出于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或与家庭团聚的移民,后者则是由于人道主义灾难、种族清洗、战争以及诸如干旱、饥荒等环境因素被迫离开家园,这些人通常被称为难民。

    第五,根据移民的合法性,可划分为合法移民、非法移民或常规移民、非常规移民。严格来讲,“非常规”一词可能更加准确,它包含的范围也更广泛,用来指移民时可能不像“非法”一词带有贬义色彩。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准,例如根据移民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短期移民、中期移民和永久移民;以移民的规模为标准,可划分为个别移民、群体移民和大规模移民;以移民的根本目的为标准,可划分生存型移民和发展型移民等等。①

    以单一标准对移民进行分类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它的最大好处在于分类清楚,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机械论陷阱。实际上,过多的单一分类标准罗列在一起,等于没有进行有效的分类。在现实中,不同类别间的移民往往有相互重合之处,而且各类移民之间的差别往往比较模糊,人们完全从一类移民转化为另一类移民。因此有些学者提出用复合的标准来对移民的类型进行划分。1925年,亨利·菲尔查尔德(Hery Pratt Fairchild)按照文明程度的对比和是否以和平方式进行这两个标准,将国际移民分为入侵型(invasion)、征服型(conquest)、殖民型(colonization)和移居型(immigration)四大类型。1957年,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en)将国际移民划分为原始性移民(primitive migration)、被迫移民(forced migration)、推动移民(impelled migration)、小规模自由移民(free migration)和大规模移民(mass migration)。这里,他分类的标准也是两个,即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人与群体的关系)和移民动力(生态、移民政策、个人抱负、社会动力等)。②客观来讲,关于移民的定义以及移民种类的划分,并不存在统一的普适性的标准。每个国家对移民的定义和政策都不一样,分类更是千差万别,因此很难全面准确地进行划分,在对“移民”进行界定和分类的时候,要注重它的实用价值。

    国际移民的界定

    1922年,第四届国际劳工大会(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首次提出,由于国际移民涉及不同国家,因此,世界各国应当就如何界定“国际移民”制定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大会建议各与会国相互协商,就“移出”、“移入”等涉及国际移民的基本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为了协调各国统计管理以求不同国家的移民数据之间具备更高的可比性,联合国的统计学家们拟定了《国际移民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1953年,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统计署(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Statistics Division,UN)就如何进行“国际移民数据统计”提出了标准化建议,主要包括如何界定“非当地原居民的永久性移民(包括已入籍、未入籍者)”,具体为:此类人员包括两类人,一是“以长期居留为目的并在该国住满一年以上”;二是“原居民中的长期外移者”,包括那些“旨在留居国外并且已在国外住满一年以上者(包括已入籍、未入籍者)”。这是第一次以联合国的名义明确提出以在外国居住一年以上作为国际移民的标准。197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统计署对上述规定进行修订,新条例规定:国际移民包括“以长期居留为目的、并且已经在移入国住满一年以上、并且仍然居住在该国,也包括有意在移入国长期居留但并未连续居住满一年者、或曾经居住过一年以上但目前并不住在该国”。1997年,应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要求,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统计署对相关规定再次修订,并于1998年正式公布了《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该建议对当代国际移民做了多种不同定义。简要定义如下:国际移民系指“任何改变常住国的人”。作为对以上基本定义的补充,该建议对长期移民和短期移民进行了进一步区分:长期移民是指“移居非常住国至少一年的人”,以至于目的国实际上变成了其新的常住国;因为在国际迁移模式中出现了不同于旅游的短期移徙新类型,联合国将另外一类移民,即短期移民,界定为“移居非常住国达到至少3个月,又短于12个月的人群,但为娱乐、度假、探访亲友、商务、医疗或宗教朝拜等目的而前往该国的除外”。③另外,根据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的基本定义,除各国正式派驻他国的外交人员以及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兵等跨国驻扎的军事人员之外,所有在非本人出生国以外国家定居一年以上的人口均属“国际移民”。国际移民组织对“国际移民”做了如下定义:一般来讲,国际移民是指为了定居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在另一国家的跨越国界流动的人群;游客和短期商务考察者通常不计入移民之列。

    比较以上权威机构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国际移民”定义的三个基本要点:一是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二是在异国居住的连续性时间;三是迁移的目的性。根据这三个基本要点,本文将“国际移民”定义为:以永久居住或定居为目的的跨越政治边界超过一年的人群。

    国际移民的历史分期

    早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人类就一直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寻找适宜的生存环境。历史上有许多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包括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殖民侵占,古以色列民族离开古埃及前往迦南地,中国晋朝“五胡乱华”以来汉族和鲜卑族等民族南迁等。移民问题专家Khalid Koser认为,移民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东非大裂谷的人类先祖。生活在公元前150万年到公元前5000年之间的直立人及智人最先从东非大裂谷迁徙到欧洲,之后又迁入其他大陆。在学术界,关于国际移民的形成过程,有广义的划分和狭义的划分两种。广义上来讲,学者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三个时期的全球性大移民④:第一时期从人类史初期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主要动因包括寻求新的生存资源、居住地和军事征服;第二时期从16世纪初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动因是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亚洲以及美洲的殖民活动;第三时期从后冷战时期开始,主要动因是全球化的推动作用。还有学者采用的是狭义的历史分期,认为主要有前现代(1500年以前)、现代早期(1500~1850年)、现代(1850~1945年)以及当代(1945年以来)四个阶段。⑤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移民则是近代民族国家概念清晰化后,才开始被广泛关注。根据国际移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可以将近现代国际移民的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⑥: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1500~1800年)。因人口增长、气候变迁以及经济需要而起的人口流动从来就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从6000年前出现最早的国家形态开始,人类迁移活动就已经开始,但16世纪以前的人口迁移都是区域性的,真正具有全球规模的人口迁移是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逐渐发展起来的。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首先征服了美洲大陆的大片土地;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也先后在北美洲等地建立了众多殖民地。为了进一步开发殖民地以适应欧洲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欧洲殖民者除了派遣武装人员、行政官吏、传教士外,还需要大量从事生产的劳动力,这时期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成为重要的人口迁移部分,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三个世纪。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明显后果是欧洲人在非洲、亚洲以及美洲占据了大片土地,极大地改变了美洲人口的结构和民族成分,加速了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欧美工业化时期(1800~1914年)。18世纪以来,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移民的规模和速度都有大幅提高。这一时期是世界历史的大变革时期,资本主义相继完成了从手工业阶段向大工业的过渡、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工业化的进程从欧洲迅速扩展到美洲的殖民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移民呈现出空前盛况。据美国社会学家Massey 的统计,1846~1924年间,总共有4800万移民离开欧洲,约为欧洲1900年总人口的12%。这一时期,欧洲移民的目的地非常集中,85%前往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其中美国就吸收了移民总数的60%。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60年)。这一时期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20世纪初,欧洲向外移民年均1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150万人。移民的大批迁移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欧洲移民在1925年前成为国际移民的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战争的影响,国际移民的显著特点是经济移民大量减少,政治移民增多。

    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960年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移民发生了深刻变化。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国际移民再也不像工业化时期那样由少数欧洲国家流向少数欧洲人建立的定居地,而是真正具有全球性的移民潮流。联合国第六十届会议提交的《国际迁徙与发展》报告显示,全世界将近2亿迁徙者中,大约1/3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与从发展中国家迁徙到发达国家的人数大致相同。当前国际移民从规模、数量上都有大幅增加,移民类型更为复杂,方向更为多样。斯蒂芬·卡斯特(Stephen Castles)和马克·米勒(Mark J.Miller)对于移民趋势的分析颇具代表性。他们认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是“国际移民的时代”,其主要趋势将表现为国际移民的全球化、加速化、多样化和女性化。

    国际移民产生的原因

    对国际移民的研究由来已久。自15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不断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但历史上对世界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是对移民历史的研究,对移民规律性的解释不足。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国际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学者们逐渐开始探讨人群迁移的一般原因,尝试用相关理论解释国际移民产生的原因。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提出了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这是最早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移民的理论。1885~1889年,美国学者埃内斯特·乔治·莱文斯坦(E.G.Ravestein)发表了《移民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一文,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莱文斯坦因此成为公认的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人。他认为,人口迁移是推拉因素作用的结果。在“推—拉理论”中,“推力”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它可以是战争、动乱、天灾、生态环境恶化等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拉力”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它可以是大量呈现的新机会,也可以是仅仅对于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推—拉理论”设计了一个简易灵巧的大框架,为广大学者所青睐。但“推—拉理论”也存在明显不足,它只是对19世纪欧洲移民状况的简单描述和梳理,尚未达到理论的高度。应该说,真正称得上移民理论的是二战后出现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该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才出现了一批新的理论和解释框架。下面是一些重要的移民理论⑦:

    新古典主义经济移民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 Migration Theory)。该理论直接来源于W·阿瑟·刘易斯的“双重经济”和“均衡模型”,以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迈克尔·托达落(Michael Todaro)为主要代表人物。该理论认为:国际移民产生的根源是国家间的工资差距;国际移民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国际移民取决于人们对迁移成本和收益的估算,如果移民后的预期收益高于成本,移民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新古典主义经济移民理论的优点在于简明、精致,易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该理论过于简化和片面,已经不能揭示当代国际移民的真实状态并预测其发展。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移民出现许多新模式和新特点,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理论已无法加以解释。

    新经济学移民理论(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Theory)。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德·斯塔克( Oded Stark )、爱德华·泰勒(J.Edward Taylor)等。该理论认为,引发移民的动因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是基于同参照群体比较后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奥德·斯塔克认为,移民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移民的目的也不全在于高工资,更重要的是为了降低风险,寻求多种生财之道。因此,存在国家间的工资差距,移民未必发生,没有工资差距,移民未必不会发生。

    劳工市场分割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也称“双重劳动市场论”。该理论代表人物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从分析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中探讨国际移民的起源问题,他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即资本密集的上层市场和劳动力密集的下层市场。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工对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趋之若鹜,却不屑于从事那些报酬低、危险度高、有伤脸面和有碍个人发展的工作,这就使得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外国劳动力的内在需求,正是这种内在需求促进了当代人口的跨国迁移。

    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该理论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对国际移民的推动作用,认为跨国移民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扩展、渗透。国际移民的产生不仅是发达国家内部的需要,也是不发达国家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结果。大量劳工移民的产生,根源在于殖民主义、战争和地区间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正如世界体系理论所揭示的,劳工移民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落后的边缘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它与军事霸权、对外贸易与投资的控制一起,使第三世界国家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网络说(Migration Network)。该理论认为,移民网络是实现移民的重要中介,也是一种社会资本,能大大降低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它的存在对各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状况影响很大,移民网络一旦形成便具有“增殖效应”,并使移民过程获得自行发展的内在机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移民系统理论(Migration Systems Theory)。该理论由克里茨、利姆、兹洛特尼克等学者提出,认为移民系统是一种空间,包含了移民迁入国与移民迁出国相对稳定的联系。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因素的影响,移民输入国与输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从而导致了后续的大规模移民。该理论强调移民系统往往由两个或者多个相互交换移民的国家组成,它对移民流两端的所有关系(比如国与国关系、文化联系以及家庭与社会网络)进行整体性研究。

    概括来讲,上述移民理论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范式,即: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均衡”范式、历史—结构主义范式、“主体—实践”范式以及综合模式。⑧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范式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主要包括“推—拉理论”、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特征是都认为人口的迁移是由物质资源分布不均衡引起的,而通过移民则会使经济要素在地域间形成新的平衡。结构—历史主义范式认为,人口流动不全是物质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反应,而跟一系列的传统、结构与历史因素有关。该范式的典型代表是沃勒斯坦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主体—实践”范式,是随着吉登斯、布迪厄等人的社会学理论的兴起而提出的,其代表理论是移民网络理论。该范式强调移民也完全是一个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每时每刻地都在以自己的“实践”来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所规定的行动者。最后一种范式是综合取向,认为应综合考察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对移民的促动作用,其代表理论是移民系统理论。

    虽然上述各种移民理论还不能单独完整地说明国际移民的产生和持续等问题,但若把几种范式结合起来考虑,人们对移民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认识无疑会更加深刻。另外,除了从理论层面分析移民现象之外,我们还特别需要注意现实因素对移民现象产生的影响,如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推动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差距的拉大,交通、通讯以及信息业的革命性变化,自然环境的变化,战争、国家政策、政治变迁以及地区局势等因素,这些都对当前的国际移民现状产生了巨大影响。

    国际移民带来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国际移民在国家、地区以及全球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斯蒂芬·卡斯尔斯和马克·米勒在《移民时代》中写道:“今天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没有移民经历和不受移民影响的人实在少见。这种普遍的经历与感受已经成为了移民时代的标志。”国际移民为全球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正面影响。国际移民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安全等多个方面。国际移民的流动有助于人才、技术和资金在更为自由和广阔的范围内进行配置,进而推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较之由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援助,移民寄回家的资金成为更加重要的收入来源,同时,他们重返故土时还带回了新的技术、经验和人脉。在某些国家,很多经济领域以及公共服务行业对移民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已经相当高。事实上,移民及移民活动不仅有助于经济增长,他们在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在世界范围内,民族、语言、风俗、宗教以及生活方式各异的人彼此之间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联系。

    首先,对原籍国而言,通过侨汇可以增加本国的外汇收入,同时他们可以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2003年,全球金融发展年度报告(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Annual Report)首次注意到侨汇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外部资金来源,并保守估计2001年汇往发展中国家的汇款高达723亿美元。⑨据世界银行统计,全世界的汇款从1995年的102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约2320亿美元,增加了一倍以上。汇往发展中国家的数额在全球汇款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从1995年的57%(58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72%(1670亿美元)。目前,全球汇款总额已超过全球范围内国家资助的对外援助项目总额,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此外,移民能部分缓解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有些移民利用获得的资金、技术回到原籍国进行投资,也有助于原籍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同时,国际移民也是国际民间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其原籍国的有力支持者。

    其次,国际移民对目的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移民为目的国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以及拥有较高技能和专业知识的高级人才,全球2亿多国际移民每年为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产值超过2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汇集在一起,加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传播和交流,促进了文化繁荣。此外,移民在防止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减少、调整其住房市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劳工组织专家预测,对于许多发达国家来说,要想在2000~2050年期间保有相当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必须借助国外移民的力量。

    负面影响。鉴于国际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国际移民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很多移民国家开始实行严格、谨慎的移民政策,不断加强对国际移民的管理。

    国际移民对原籍国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造成了人才流失。移民会使国家本来就不足的技术以人才流失的形式变得更加匮乏,进而可能会影响原籍国的经济发展。如果国内失业问题严重,出境移民对减少国内就业竞争压力具有积极意义,这就是菲律宾政府积极鼓励出境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选择移民的往往是社会中那些具有创业精神、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些人群的离开,让移出国不仅丧失了技术,还意味着这类国家在教育和培训上所作的投资得不到任何回报,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目前,“人才流失”已经日益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留学生移民是国际移民精英的主要代表。根据教育部《2009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统计,从1978年到2008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39.15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38.91万人,回归率不足1/3,这种人才流失现状必将对中国人才安全带来深远影响。⑩

    从迁入国方面考察,国际移民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难民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和跨国移民犯罪问题。首先,移民特别是难民的大量涌入加剧了世界部分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难民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难民问题,联合国难民署(UNHCR)发布的《2011年全球难民报告》显示,在2001~2011年的十余年间,全球每年新增难民的数量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每年大约产生1000万难民,有人甚至称20世纪为“难民世纪”。其次,由于大量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涌入,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住房和就业问题,因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据国际移民组织2001年的保守估计,全世界1.5亿国际移民中,大约有4000万属于非法移民。一方面,非法移民的迁入一般通过偷渡等非法的方式,生存状况堪忧;另一方面,非法移民泛滥,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这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另外,非法移民问题对国际安全提出了挑战,国际移民跨国犯罪引发国际冲突,直接威胁世界和平,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9·11事件”之后,认为国际移民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看法已经形成,马德里和伦敦的袭击事件更加增强了这种看法。全球各地规模巨大的非常规移民有时会被政客以及公众视为主权国家和公众安全的威胁。最后,国际犯罪活动往往与人口的跨国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量的跨国犯罪混杂在人口迁移的每一个环节,使得国家、社会和居民对移民产生了强烈的戒心,对其自身的安全状况极为敏感。

    还需要注意的是,移民的大量涌入还可能导致种族冲突、国家认同等问题。由于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低,新移民日益成为这些国家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据统计,1990年至1995年,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有一半来自新移民,2000年至2005年竟然高达3/4。预计到2010年以后,发达国家的几乎所有人口增长都将来自新移民。新移民带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差异势必对迁入国的文化、风俗、传统和宗教等社会秩序提出挑战,他们对接受国主体文化形成的强大冲击引发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担忧。

    应该说,国际人口迁移是一把双刃剑,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是双重影响。一方面,国际人口迁移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裨益,它对提高移民接受国人口素质,促进接受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发展、人口增长和就业以及加速城市化进程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人口迁移又带来负面影响,它给移民输出国造成人才流失,给迁入国带来了难民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和跨国移民犯罪问题等。目前,许多国家政府对国际移民的管理只有短期措施,缺乏远见,且这些措施往往效用有限,相比而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在移民政策的制定和移民的管理方面经验较为丰富。

    国际移民是涉及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涉及多个领域的复杂问题,国家之间应制订长期合作战略,将移民问题作为长期的,与全球化、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社会过程来理解,最大限度地扩大移民所带来的好处,减少其负面影响。

    (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王术森是本文的共同作者)

    注释

    更多关于移民分类的文献参见钟涨宝、杜云素:《移民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第68~72页;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0页;李芳田:《国际移民及其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

    阮征宇:《跨国人口迁移与国家安全——一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4月,第13页。

    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0页。

    余彬:《国际移民认同问题:一种身份政治研究方法》,《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61~67页。

    Stephen Castles:Migration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s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36,No.4,pp.1143-1168.

    丘立本:《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的对策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16页。

    关于国际移民理论的系统阐述参见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12~18页;周聿峨、阮征宇:《当代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1~8页;阮征宇:《跨国人口迁移与国家安全——一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4月;傅义强:《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第45~55页;李芳田:《国际移民及其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李明欢:《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再探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5~12页。

    钟涨宝、杜云素:《移民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第68~72页。

    Peggy Levitt and Ninna Nyberg-S?rensen:Global Migration Perspectives,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GCIM),No.6,October 2004, pp.3-4.

    李志永:《21世纪初中国国际移民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111~117页。

    责 编/杨昀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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