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 |
| 范文 | 吴福象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多重结构性矛盾，严重影响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了化解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途径。在分析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现状及问题基础上，提出顺应世界经济和治理模式变迁、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动态转换、强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降低国际前沿技术落差等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手段，而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强化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匹配、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民生工程等则是实现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 中国经济 供需错配 质量和效益 【中图分类号】F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1.0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老板进城和外资牵引联合作用下，规模和数量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且多年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中国奇迹”“世界工厂”等赞美之词不断涌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和速度爆发式增长的光环背后，也蕴藏着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不高的巨大风险，经济发展中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结构和周期性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长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使得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异常突出，低端产能过剩、区域与城乡差距拉大、产业升级缓慢、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压力逼近临界阈值等。这些结构性问题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降低了民生福利。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中日益严峻的结构性问题，2015年11月中央财经小组多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可见，从供给端发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一脉相承。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阐释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的现状与阻碍因素，反思经济发展的未来出路，将有助于我国早日走出发展困境，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引领经济新常态。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特征性事实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失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首先，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依靠低成本要素驱动，高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核心动力。然而，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与国内资源禀赋的转换、生态环境压力加大等，传统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乏力，经济增长后劲不足，2012年经济运行开始进入新常态以来，呈现“结构性减速”。所谓“结构性减速”，主要是指经济结构在外部和内部条件发生变化进行调整时而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GDP增长的轨迹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速有3次连续2到4年内出现低于8%（如图），分别为1990年至1991年、2008年至2009年、2012年至2015年。不过，前两次在回落过后均又重新回到高速增长轨道，而第三次回落由于是外部因素与内部结构性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有可能继续下滑。事实上，从2008年开始中国实际GDP增速就开始回落，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2008年至2009年中国经济深陷泥潭，复苏乏力。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采取的4万亿救市计划在2010年前后发生了作用，使得2010年经济增速一度提高到了10.29%的水平。然而，4万亿投资并未带来长远的刺激效应，反而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最突出的影响是造成了我国较高的杠杆率，这是由于这些投资使得大量资源流向房地产业、虚拟经济与基础建设领域，抬高了房地产价格，最终造成了杠杆率的居高不下。在随后的几年里，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预测，在2016年至2020年和2021年至2030年两个时间段，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将分别为5.75%～6.65%和5.4%～6.3%，增速减缓的趋势甚为明显。 从“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来看，消费需求的贡献率不断上升，说明消费需求不足的失衡格局逐渐改观。2011年至2012年间，消费超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排在第二位，而在2013年至2015年间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消费相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处于首要地位，特别是2008年曾经达到87.6%，这可能与4万亿投资有直接的关系。遗憾的是，净出口发挥的作用则不断减弱，尤其是近几年甚至出现了负值。过去大量出口尽管使得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和“第二经济大国”的美誉，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目前，净出口的贡献率出现负值，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性正在减弱。综合以上三方面拉动因素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正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从“失衡增长”向“优化增长”转变。 其次，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但已出现集约化倾向。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是资本、劳动和技术，对于要素的利用状况，一般采用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利用索罗剩余法粗略估计，近25年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大幅上涨，而资本生产率在1990年至1997年呈现上涨趋势，随后至2008年基本保持平稳，而近年来则呈现出缓慢递减的趋势。原因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由大量的物质资本投资推动，特别是多地的重复建设，使得增长对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技术进步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即TFP在2008年之前呈现上升趋势，随后有所回落，主要是中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扩大了投资力度，削弱了TFP的贡献率。不过，TFP对我国经济增长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加拿大华人学者朱晓东基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rescott的框架测算，1978年～2007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78%归因于TFP增长的贡献。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正逐渐向高级化演进。1990年～2015年间，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而第二、三产业则呈现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幅度最大，由1990年的19.92%增加至2015年的50.5%，并且在2013年超过第二产业，从“二三一”转变成了“三二一”。然而，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仍远远落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的服务业比重已超过70%，使得服务业发展滞后成为了影响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效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一是源自于开放经济下服务业并未像制造业那样融入全球生产体系，而是仅仅作为本地化的服务供应商；二是源自于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市场体系中很多生产性服务环节都嵌入于制造业之中，并未在本国产业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对于消费性服务业而言，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及重工业化战略限制了其发展；三是源自于中国特殊的体制原因，即中国政府干预过度使得资源配置长期向出口和投资倾斜，阻碍了服务业发展。此外，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程度也是导致生产效率趋减的一个重要原因。產业同构会产生恶性竞争效应，造成重复建设，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苏浙粤三省为例，各省份之间的产业相似系数竟高达0.99以上。江苏与浙江地处长三角，广东地处珠三角，三个省份均是外向型经济且发展水平很高。产业同构性大多表现为“重复建设”，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晋升的需要，往往置产业主导方向与资源浪费于不顾，倾向于短平快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趋同，产品结构高度雷同。 地区及城乡之间双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区域与城乡之间却呈现扩大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0左右上升到2011年的接近0.48。1978年各省人均GDP中，最高的上海比最低的贵州高2310元，到2015年最高的天津比最低的贵州高77151元，即使扣去价格因素，这一绝对差距仍然明显扩大了。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财富更多的向资本集中。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曾达到0.491，此后虽然有所回落，但2012年仍为0.474，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说明我国贫富差距极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数据显示，全国最高收入10%的家庭，所拥有的资产约占全国家庭资产的85%，而他们的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57%。从一定程度上讲，区域非均衡发展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在适度的区间能够激发个体积极性，促进资源高效配置。而当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地区差距扩大会导致社会需求不足，抑制经济增长。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提高了基尼系数。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虽然工资一直在上涨，与从事同类工作的城市居民的工资差距也在缩小，但农民工往往缺乏技能和受教育背景，难以获得更高工资的工作。城乡与区域差距的拉大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导致了诸多社会负面因素不断积累，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群体性事件增多。 地区间产能分布不公，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脆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虽然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却是以环境的严重退化和资源消耗的增加为代价的。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高能耗的第二产业推动的粗放型发展在支撑。企业片面追求高速增长，高强度投入、粗放式生产的经营模式，使得能源与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根据相关测算，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10.5%，但该年仅中国一国就贡献了全球能源消费增量的71%。其中，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的21.3%，石油占11.4%，电力占21.3%，煤炭占49.4%，钢材占46%，水泥占48%。 从投入产出技术角度来讲，高能耗与高排放相伴而生，加之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目前部分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已临近阈值。以大气污染为例，据估计，全国各大城市中仅上海、北京、天津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与欧洲大城市、某些北美城市旗鼓相当。环保部公布的2014年城市空气质量报告显示，京津冀地区仍是污染重灾区，PM2.5年均浓度为93微克/立方米，超标1.6倍以上，有8个城市入选全国空气质量最差十名。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仅有8个城市污染物年均浓度均达标。环境问题不仅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将给人们追求健康和福祉带来很高的成本。如果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持续下去，那么增长的收益就根本无法弥补社会福利的损失。 资源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严重，有效供给不足。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实质上是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合理导致供需结构性错配的问题。中国的投资目前占GDP的比重高达45%以上，在总需求当中所占的比重接近一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过去10年当中达到80%。然而，我国的大量投资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劳动比随着投资越来越高，持续的资本积累对经济的贡献率却越来越低。另外，在市场经济中，因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造成的损失是由企业自身承担的，而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造成的损失可能最终都要由政府来买单。在资本的边际贡献率和生产力下降时，资本的边际报酬并未下降，部分产能过剩问题实质上是体制性过剩。这些资本密集型行业大多是重资产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由于这些行业可以极大地拉动地方经济，政府部门出于政治晋升激励，往往热衷于支持这些行业，造成了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产业组织的恶化，更会导致就业岗位大量流失，居民收入受边际报酬的下降而日益下滑，最终导致消费不足，加剧了供给过剩。 另一方面，国内高端有效供给严重不足。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居民改善消费品质的空间有了很大提升，对产品品牌、安全、高质的要求不断强化。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逐渐提高，成为了消费市场的主力。然而，我国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却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高端消费需求和标准，造成了大量内需外流。我国的经济增长多是依靠粗放的“血拼式”的投资拉动，过分重视数量而忽视了质量，造成了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与高端质量供给不足并存的尴尬境地。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制约因素及作用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是注重“量”的扩张，忽视“质”的提升，总量与规模的辉煌并未充分带来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同比提升。面对国内外复杂环境，许多支撑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经济正步入一个增长动力切换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常态。正确把握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的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世界格局和治理模式深度调整，竞争日趋激烈。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全球经济格局面临深度调整。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速度加快。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发布的数据，2014年“金砖五国”的GDP占全球总量的28.12%，而作为老牌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也只占36.65%。增速方面，金砖国家也一直遥遥领先于G7，2013年金砖国家增长率为3.66%，而G7为0.86%。尽管2013年以来美国复苏步伐加快，2014年GDP增长率达到2.4%，不過从整体来看，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欧盟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全球经济仍处在艰难复苏过程之中，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趋势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另外，近年来大宗商品价格低位震荡、不同经济体之间货币竞相贬值给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势增加了不确定性。全球经济低迷将可能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速也将继续受到影响。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大背景下，为了拔得未来经济发展的头筹，重现经济繁荣之态，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被各发达国家及地区先后采用，如美国的“再工业化”、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德国的“工业4.0革命”和欧盟的“新工业化革命”等。这些都将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造成巨大威胁。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有“数量”无“质量”，大而不强，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产品通常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单价的“三低”产品。以iPhone4手机为例，一部iPhone4手机由中国出口到美国价格为169.41美元。其中，中国只获取6.54美元增加值，仅占3.37%；韩国获取80.05美元增加值，德国获取16.08美元增加值，其他国家获取66.74美元增加值。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的推出，进一步加快了高端制造业回流的步伐。面临这些压力，我国制造业若不进行调整，在国际竞争中将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期盼着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调整中实现“弯道超车”，其低廉的成本优势也越来越多地吸引外资企业的进入，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此外，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也让中国经济发展雪上加霜。长期以来，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遭遇的各种反倾销案、反补贴案多年来居全球首位。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低迷，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出于稳定国内经济，保护国内就业的需要，背弃了其曾经热捧的贸易自由化主张，较为普遍地实行了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2012年中国共遭到23个国家的84起贸易救济调查，增幅达16.7%。贸易摩擦形式花样翻新，由单纯的微观产品摩擦向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技术贸易摩擦等领域延伸。如美欧等国积极推动的TPP协议，虽设立了“开放条款”，但实际上通过预设规则对新加入者进行资格审查，且谈判进程对外严格保密。比如，在服装和鞋类产品的原产地规则上，就要求所用生产原料均来自TPP成员才能享受零关税，是典型的贸易保护的表现。 资源禀赋结构转换，改革开放的红利逐渐消退。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方式目标是使得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而这种增长方式主要是由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经过30多年的要素驱动式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红利等都在逐步消退，最为突出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是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因素，然而“十二五”期间这一状况发生了一些转折性变化。根据统计数据，2011年我国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经历长时期的不断增长后第一次出现了下滑。2010年占总人口比重为74.5%，2011年为74.4%，随后仍呈现下降趋势，到2014为73.4%，并且绝对值比上年减少13万人。从未来的人口变化趋势来看，根据麦卡锡全球研究所的预测，我国就业劳动力数量将在2024年达到峰值，然后进入负增长，到2064年共减少1.52多亿。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力更多的是来源于农村富余的劳动力。然而，目前这种局面也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农民工薪酬课题报告显示：十二五期间，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年均增长12.7%，从2010年的1690元涨至2015年的3072元。未来我国农民工工资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增长比例仍可望达到10%左右。种种迹象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宣告过去以劳动力比较优势驱动的“世界工厂”风光不再。事实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从经济循环的角度讲，人口和年龄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我国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和储蓄率，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我国依靠高储蓄、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这又与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抚养比有关。过去几十年来，我国老龄化和抚养比都比较低，居民的储蓄率上升，政府公共支出会减少，导致国民储蓄率的整体上升。目前我国的老龄化率和抚养比正在经历趋势性转折。2014年末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亿人，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8亿人，占总人口的10.1%。老龄化率上升会给经济带来两个不利的后果：一是降低消费需求和储蓄率，削弱总需求，造成经济增长乏力；二是降低劳动生产率。在空间分布上，不同的产业或不同的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分布也不尽相同。如果劳动生产率不能得到更快提高的话，劳动力老龄化将导致较低劳动生产率的比重上升，直接造成经济增速下滑。随着老年人群体比例的上升，我国老年抚养比也呈会上升趋势。2000年为10.2%，2014年上升到13.7%，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7.3%。 除了劳动力价格上升之外，我国资源价格也失去了优势。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资源需求上涨，而自然资源的供给是刚性的，需求大于供给直接拉高了价格。面临环境的约束，绿色无污染的行业如新材料、新能源逐渐成为主流，其价格比粗放式投入高出许多，进一步抬高了資源价格。此外，国际汇兑和国际通货的长期贬值，也加剧了资源价格上涨的压力。总而言之，要素禀赋结构的转换，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失去了原有的优势，重构发展新动力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协调，高房价绑架实体经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建设从落后和虚弱的传统农业起步，城市化进程长期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之后，以市场化为导向，在外资牵引和老板进城联合作用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才开始加速。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就已经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尽管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亮点纷呈，但也遗留了一些激进式发展的后遗症。最突出的表现是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脱节，二者长期不协调。当然，城市化水平究竟是滞后还是超前于工业化，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比如，有人认为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心所在。但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瓶颈。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超前发展的，并且呈现“大跃进式”的发展。二者不论滞后还是超前，不争的事实是两者长期处于不协调状态。有关研究发现，从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中国的工业化率比城市化率高出20%，1978年两者的差距扩大为26%，直到2002年至2003年才基本趋同。此后，城市化率高速增长，到2014年达到了54.8%。 事实上，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推进的。在工业化初期，工业的集聚效应会对城市化产生直接的带动作用；到了工业化中期，工业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转变和消费升级来带动城市化。目前，我国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的变化已成为直接影响城市化速度的最关键变量。然而，我国产城不相融的现象极为突出，阻碍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损害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减弱。尤其是在城镇化滞后阶段，为了追求上升速度，加速造城运动，为城镇化而城镇化，造成了很多弊端。我国城镇化步调是由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引导的，它不甚关注城镇化中市场的建设和产业的协调发展，从而使城镇失去了市场，导致有城无市。以往的城镇化战略更侧重于从需求面认识城镇化，即寄望于通过城镇化带动基础建设投资和城市消费等国内需求以支撑经济增长，形成了对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的畸形需求，忽略了供给端的长期效应，导致这些产业产能激增以至过剩，使得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而在城镇化超跃了工业化之后，并未追求两者的协调发展，而是与产业发展相脱节。最典型的现象是现在不少城市新城变“鬼城”，而老城变成“睡城”。土地城镇化超前人口城镇化、政府城镇化超前市场城镇化，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投资挤出效应，集中表现在工业化的步伐明显减缓，用于工业发展的资本在高利润率的指挥棒指引下，纷纷转移到房地产领域，城镇化贴上了“房地产化”的标签。 技术进步和后发优势较弱，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长期以来，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是学习和模仿，通常是在引进生产设备形成初步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之后，通过改进型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最后通过基础研究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的积累实现成功的赶超。诚然，在经济起飞阶段，技术水平较低，可以通过大规模引进投资，快速进行技术学习和赶超。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我国的科技水平跟世界科技前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学习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后发优势”越来越弱。因此，学习型技术进步在我国正在迅速走向尽头。相对于学习和模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高。在2015年《全球创新企业100强》榜单中，日本企业最多有40家，其次是美国企业占35家，而中国内地无一家企业入围。技术进步“后发优势”的减弱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在参与全球竞争中只能停留在低技术水平的传统行业，而且缺乏自主品牌。以Interbrand发布的2015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排行榜”为例，国内品牌仅有华为和联想上榜，分别位于88位和100位。造成中国技术空心化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企业热衷于投资“短平快”的高收益行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在面对创新的不确定性时，企业更多的是减少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这些直接导致我国产品质量不高、品牌“失音”，国内巨大的市场被国外品牌占领。比如，德国生产的艾巴赫弹簧几乎占据了中国70%的市场，质量做到了“车坏弹簧不坏”的地步。因此，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须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质量效益的路径 当前，我国处于“三期叠加”阶段，未来中国谋求更大的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实现转变。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就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的基本路径，也是加快新旧动力转换的安全阀和助推器。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匹配。国际经验表明，合理的城镇化进程能够成为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城镇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人均GDP水平通常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新型城镇化是新常态下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重要引擎。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首先，城镇化会带动城市建设扩张，引发大规模投资。在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并逐渐成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中，城市区域的规模必然会扩大，带动基础设施的修建和房地产业的扩张，从而为城市带来巨大投资，带动城市经济增长。其次，城镇化能间接推动消费增长。虽然当前农民工本人在城市的消费占其收入比远低于城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但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整体消费率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城市户籍居民家庭相当。再次，城镇化还可以发挥集聚效应，提高要素投入效率，加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的积累和聚集，使劳动力市场更大、更高效，进而能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知识的传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的规模每扩大一倍，其生产率将提高10%。在城市人口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之后，上下游产业关联效应会放大。不过，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经济效益会发生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若无良好的政策配套，伴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交通拥堵、污染等“城市病”的负面效应很可能会抵消集聚效应。为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避免土地城镇化过度超前人口城镇化。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空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数量增加和效率提升的共同体现。未来我国经济增长仍将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的增长，但由于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已经发生转变，依靠高要素投入增长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已经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須从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提高过渡，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提高要素的效率而不是数量为目标。重点应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强化人力资本积累在技术研发、技术吸收和技术追赶的核心变量。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控制高污染、高消耗项目建设，防止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第三，加大产业工地投入，强化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倡导工匠精神，培育本土产业基因。 创新驱动和专利权保护相结合。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的累积，国际金融危机后要素禀赋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已经不再可能依靠要素规模驱动支撑经济发展。在创新驱动中，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是创新驱动的核心，尤其是自主创新。随着我国技术水平日益接近前沿国家，只有更加注重原始性创新，才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保持长期较快增长。当前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比较弱，阻碍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选择问题；二是政府的增长目标干扰。因此，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协同至关重要，完善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机制是关键保障。首先，要建立科学的政策激励机制，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加大财政对研发投入的力度，对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适当补贴。其次，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包括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再次，完善人才培育机制，建立专利保护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机制。 产业升级与战略性产业相协调。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关键动力和重要标志，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在我国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已是当务之急，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首先，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并非夕阳产业，只要传统产业能够实现转型升级，摆脱原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仍是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力。要利用市场倒逼机制，积极应用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低碳和低能耗产业升级，从低加工环节向高加工度环节迈进，努力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其次，要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在世界发达国家在争先恐后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物联网、高端制造业等高新技术和战略性产业，抢占经济、科技、产业制高点之时，中国在资源禀赋优势衰退的情况下必须紧跟形势，释放供给端活力，大力发展战略性产业。再次，发展现代服务业。依据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总趋势，摈弃主要依托重化工业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思想，推进工业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加快生产性与消费性服务业全面发展。要把握消费者基本已经走完模仿型排浪式消费特点，瞄准多样化、个性化消费主流，加大健康、养老、旅游等消费领域的巨大潜力。 体制机制和金融体系改革并重。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渐进式改革的推进，通过市场手段分配社会资源成为了配置效率最优的方式。然而，由于中国经济仍处于地方财税分权与官员政治晋升激励机制的特殊背景之下，政府既作为经济人参与市场竞争，对相关行业造成了垄断，扭曲了价格信号，又作为政治人干预市场，导致市场要素配置扭曲。因此，未来的体制改革包括以下几个任务：首先是简政放权，矫正由行政配置资源造成的要素配置扭曲。凡是能够依靠市场调节产生效率和效益的地方要让市场做主。政府把更多精力用在完善市场环境上，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等，帮助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通过市场信号改善企业市场预期，提高有效供给能力与质量。其次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要发挥扶持作用。向市场机制转变并非要完全放弃政府管制，而是政府退居到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重点改善交通、能源、通信和其他有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公共设施，做到减管制、减垄断、减税收，降低企业成本，释放生产力，扩大税收优惠受益面，在医疗、养老、教育、卫生等领域加强投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不当差距，实现社会均衡发展。再次是中央政府要改革以GDP为标杆的晋升激励机制。将有关人文、环境、民生等方面指标纳入到业绩考核体系中，防止地方官员唯GDP是从的短视化行为。最后要全面实施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围绕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更新监管理念，完善长期投融资机制，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重塑金融市场体系与金融资产负债结构，维持金融稳定。 民生工程建设与消化过剩产能。民生改善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的重要方面。通过差别化的政策推动特定目标区域的快速发展，成为了各地区政府谋求经济增长的对策。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这种政策具备一定合理性，但其负面效应也是很明显的，如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的恶性竞争、区域间的不公平等。针對收入差距问题，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让群众“能”消费。这既要求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时劳动者报酬，又要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制度，减轻低收入者的教育、养老、医疗和住房负担，以体现发展的均衡性与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由于发展方式的局限，与重工业化、房地产投资等比较，我国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滞后，城镇化中外来人口消费需求的供应缺口始终很大。为此，在当前阶段要加快以民生为导向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能稳定经济增长，又能消化过剩产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战略区域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动态DCI和CGE分析技术的区域一体化与福利补偿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4ZDA024、71173101、2015gjxt） 责 编/马冰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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