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
| 范文 | 刘熙瑞 【关键词】改革开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1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1.013 在当前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把握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它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纲领，是新时代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南，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发展史上的最新贡献，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我国的改革开放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固有之意 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如何评价，至今在社会上仍有不同意见。但如果我们准确全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会看到二者间的本源、指导与落实关系。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起了这种指导作用。首先，是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產力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1]尽管他们当时关注的是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何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没有将革命后如何建设的问题纳入关注的重点，但他们提出的具体解决措施已经非常详尽。比如，他们主张，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进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增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等等。[2]我们首先要注意：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是讲“干涉”，而不是一次性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这就使我们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不是“一下子”进入共产主义，而是经过一个过程，“一步步”地来;二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现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大的生产力“总量”就要提上日程，也就是必须解决发展生产的问题。因为，贫穷下去就没有了战胜资本的最终条件。这些思想，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得不为它的历史价值而惊叹。 其次，是为发展生产力而不得不划分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以及在该阶段必须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前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1875年，当德国党开始实际制定行动纲领时，马克思针对纲领中提出的绝对平均的“左”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他明确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一步到位地实行共产主义的原则、达到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在这里通行“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包括“按劳分配”等，而且指明这保留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又说，“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看得出，马克思的这些贡献是何等的重要！他不仅提出了共产主义应有“第一阶段”（这为后来从共产主义社会中分出“社会主义阶段”，又进而从社会主义阶段中分出“初级阶段”的概念奠定了思想基础），更提出了在这个阶段要保留“资产阶级权利”，对资产阶级利益要给予保护，而且明确指出这种“不可避免”性的原因是：“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3] 最后，是关于在落后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的思想。这方面，马克思在1881年有了比较集中的思考。当时，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询问他俄国古老的农村公社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命运，他的复信反复写了四稿，其思考是：公社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各阶段（指解散公社而建立私有制，再从小生产开始，从头积累并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而跨越无产阶级饱受屈辱的这个“卡夫丁峡谷”，使之直接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但同时他又提出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在保留传统“农业公社”这样的落后国家里，如何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尽快把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继承下来。他反复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如何“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如何“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这一问题不可回避。他考虑到：“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他们又“怎样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4]显然，马克思已明确提出了“占有”“利用”“引进”等概念，以图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方式，尽快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而且认为不这样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通观马克思主义以上理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一，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权问题，必须保证由无产阶级牢牢掌握国家权力;第二，无产阶级要利用手中权力，“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资本，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第三，社会主义必须继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创造的生产力，并逐步增加生产力总量，以致逐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第四，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因此共产主义应该有个“第一阶段”，而这个阶段必然带有资本主义的“痕迹”，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第五，在落后国家增加生产力总量的任务会更加突出，因而也更困难，经历的时间也会更长;第六，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借鉴”“引进”“利用”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已经达到的“一切积极成果”，将是非常突出的问题，因而它们更要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期。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我国改革开放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以上思想，首先确定了发展生产力的核心任务，明确提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为了发展，就要引入市场机制这种资本主义运作的基础性手段，在许多方面还要保留和维持资本的权利，包括引入西方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这里已明显表示出，我国改革开放中的最基本做法，实际上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甚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国情下的最好运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后发展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发展。对这样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有创新和发展的改革实践，我们怎能随便否定呢？反之，我们不是更应该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以取得更大胜利吗？因此，我们要排除一切来自“左”的思想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以上思想指导下，继续深化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绝不动摇。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呼唤新思想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各族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筚路蓝缕，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但同时，改革中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对此全面把握，是我们深化改革的出发点。我们可举其要者，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一是，从改革开放之初，我党就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了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国家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生产力水平大发展的情况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党曾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而十一屆六中全会则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我国当时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我们党一直沿用，到党的十八大也基本上没有变化。但十八大之后，由于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更大的进步，我党以空前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施了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深层次的历史性变革。于是，到十九大时，我党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新的判断：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和以前的提法显然区别很大。第一，“物质文化需要”与“美好生活需要”不一样，后者除了物质文化方面要满足外，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等很多方面的要求也提上了日程;第二，我们当然还要抓发展，这一点丝毫不能放松，但抓的重点不同了，它不是一般的“只要是发展就行”那样的简单思维，也不是“抓到篮子里都是菜”那样地抓，而是要抓“平衡”的发展，瞄准高质量的发展，向更深层次的“充分”发展进军。这要求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方式、战略步骤等都要发生变化。同时，把“发展”与“共享”紧密联系起来也是题中固有之义。只抓发展，财富都集中到了个别人手中，最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获得感，这样的改革不可能深入。因此，随着发展的“方向”“品格”进一步提高，我们在分配领域的公平化问题也进一步提上日程。以上这些，实际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主要根据。 二是，十八大前后，我们进入了要更加讲政治的时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来抓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路，全部工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个历史时代，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能取得现在的成就，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不过现在形势发展了，我们工作中某些过去不突出的任务突出来了，我们过去忽视了的某些东西也显得更加尖锐。加之我们过去在工作中也确有某些偏颇之处，其造成的不良后果使我们思考和解决发展的方向与道路的问题更加迫切。从目前来看，这些不良后果主要是：随着我们大胆解放思想，随着市场机制的引进，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在我国的不断展开，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及其在我国的滥觞，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关注受到了削弱，对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忽略;尽管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提出了不能“一手硬一手软”的警告，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手还是时有忽视。比如，我们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产生了对党的领导的削弱，有的人在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上“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5];对个别人鼓吹中国应该否定基本政治制度、全盘照搬西方式民主和三权分立的一套抵制不力，甚至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对架空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言行常常默然处之，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革命和革命烈士的行为斗争不力，甚至还有给具有这种倾向的作品颁奖的现象发生;而整个社会的道德品格，在西方腐朽没落文化的影响下，被严重污染;公务员队伍中的不少人，包括很多高级干部，在个人利益的强烈诱惑下腐败思想泛滥，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某些地方黑恶势力横行，黄赌毒泛滥;某些大搞腐败的人甚至进入国家重要领导岗位，实际已经危及了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以致许多人在心里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会存在下去吗？这样下去，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所以十九大报告中，我们党审时度势，振聋发聩地强调，我们还必须解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6]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解决这一重大课题的利器、法宝。这也就是我们必须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依据。 三是，世界进入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我们面临空前复杂的国际环境。在十八大时，尽管我国也面临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整个世界很不安宁，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当时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理由是，全球合作正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到十九大时，情况就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中央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但挑战也十分严峻。还提出了要居安思危。其实，这种外部环境的严峻性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就已经显露了，比如，1999年5月8日，美国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轰炸中用三枚精确制导炸弹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当场炸死我国记者三人，炸伤数十人，造成大使馆建筑的严重损毁。而2001年4月1日又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致使我国飞行员王伟牺牲。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转移了精力，我们才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2011年本·拉登被美国军方击毙之后，我们的压力又明显增加。美国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2015年10月又成立了排除中国、被称作“经济北约”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提出要把60%的军力部署到太平洋周边来，大批舰船频繁地在我国周边游弋，甚至侵犯我国领海。这些情况，确实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性。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至于现在，情况就更明显了。美国某领导人在最近的演讲中公开申明，他们前些年采取“和中国接触”的政策，目的就是要影响和颠覆中国。他们判断，中国会在改革开放中“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此前的政府做出这个决定（指与中国接触的战略），希望中国的自由将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权。”他们最终希望中国走完全西化的道路，最后当其奴仆，这是很清楚的。而当这种策略失败的时候，对中国的贸易战就开始了。更可怕的是，在我们国内，由于教育与其他方面存在的失误，对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确实模糊了，甚至动摇了，因而有许多人也有意无意地追随着这种观念。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更加自觉地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成为时代的呼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们踏上新征程 从总体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很好地解决了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经济继续健康发展如何保持同步的问题。过去我们有把二者对立起来的倾向，认为发展就要使用资本主义的一套方式和方法，而落实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必然影响发展的质量与速度。現在，我们已经找到通过“融和”和“融纳”机制，二者凝为一体的道路，其体现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一直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总纲领，但由于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全新事物，我们没有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对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往往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因此，我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面前，在市场机制这种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面前，在大量外资和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面前，对社会主义方向、道路问题认识模糊了，甚至前者诸因素对后者构成了一定的冲击。而种种随之而来的消极因素，甚至侵蚀了党和国家的肌体，包括党和国家的上层肌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危及党和国家的性质，危及政权的稳定。所以，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空前的气魄把从严治党摆上战略布局，果断查处了一系列违法违纪案件，铲除了某些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夺回丢失的阵地”，“校正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航向”[7]。十九大的重要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使我们在继续深化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保留资本各种权利的同时，又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落实到我们各项工作中来。它非常精准地处理了发展过程与最终目标、发展手段与根本目的、资本的权利因素与“以人民为中心”的辩证统一关系，使我们能在保证“本质”的前提下取得更高质量的发展效果。这是一种“正本清源”的举措，是明确“本”和“用”的举措，是由一般的“结合关系”进入“融和与融纳关系”的举措，是保证我国全体人民共同美好前景的举措。而且这种举措已经不是“临时措施”，它是从“时代意义”上出发的必须长期坚持的举措，甚至具有了一种“模式”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如下几方面内容，是我们落实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和保持高质量发展，通过建立“融和与融纳关系”继续保持“政治正确”与“经济繁荣”的重要举措，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切实落实。 第一，必须坚持“四个自信”“不忘初心”。要明确，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要与“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各种思潮划清界限，决不能走上“邪路”。这一点，应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前后就曾多次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其中，对“初心”和“使命”的概括又是最精到、准确的，它避免了过去“左”的某些看法（即把“初心”和“使命”理解为搞阶级斗争），把它定义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就既抓住了继续发展生产力，又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和实质，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最精准的解释和把握，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二，要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因此，他对坚持党的领导从来都是非常坚定的，明确反对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的思想和行为，对此决不回避退让。我们现在一定要把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放在我国政治生活的首位。 第三，加强党的领导要最终由强化党的建设来决定。没有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就失去了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的意志和决心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他领导全党夺回了丢失的阵地，铲除了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挽狂澜于即倒，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校正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航向，使党经受了革命性锻炼。与此同时，他又领导我们为进一步强化党的建设建立了一系列制度，立下了各种规矩，保证党不再出现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现象，为今后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打下了基础。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中央的以上部署，深刻理解强化党的建设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系，紧跟中央，在今后的党建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 第四，在经济上，按照中央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走新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这必然会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包括对私有观念、个人主义思想的一些肯定，对各种所有制代表人物社会权利与权力的再分配。十八大之后，同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和发展混合所有制，抵制了全盘私有化歪风;强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整个经济建设的新布局（“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等）。这就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走上了全新的道路。它显然既不同于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同于全盘否定公有制、全盘西化的邪路，而是一条独立的、具有自己本质规定性、且有一定稳定性和普适性的道路。我们对此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毫不动摇地落实，既防止否定公有制为主体、把公有制全部私有化的右的倾向，也反对“民营经济退场论”等种种“左”的谬论。 第五，要全面地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强调，要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他反复要求，除了要在人民群众“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外，还要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治理。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是我们党的初衷，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我们不能不时刻把握这个方向。 第六，在对外政策上，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的基本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思路。这样的新思路，显然不同于某些国家强调的“自己国家利益第一”、全然不顾别国甚至有意牺牲别国利益的“霸凌”主义做法，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拥护。其作用已超出了国界，特别是给世界上那些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以新的选择和新的期盼，同时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显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方面的最新贡献。我们在未来的外交工作中，一定要以这样的思想为依归，广泛地团结各国人民，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为各国人民带来最大利益。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2～5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435、575页。 [5]王岐山：《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辅导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7]王岐山：《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辅导部分，第14、15页。 责 编/马冰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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