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技术作为“超级权力”的时代意蕴 |
| 范文 | 陈慧平 【关键词】技术 ?超级权力 ?目的论 ?控制论 ?主体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B01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4.105 在今日的社会生活中，技术借助与资本驱力的融合，无孔不入且须臾不可离，把技术称为“超级权力”，人们没有太多异议，但是如何理解作为“超级权力”的技术？面对这一重大的时代问题，人们的反应莫衷一是，认知上的模糊不清与情绪上的普遍焦虑并驾齐驱，哲学洞察力的付之阙如使时代的真实意蕴被遮蔽了。在时代这个新旧更替的舞台上，将被否定之旧事物难以“退场”，将被肯定之新事物难以“亮相”，时代的辩证法陷入了某种停顿状态。如果说，观念世界的描述以人文的目的论为“中枢”，那么可以说，真实世界的运行是以科技的控制论为中枢。一方面，目的论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从不断变化的真实世界中汲取养分，以适应时代发展;另一方面，控制论精彩纷呈的自组织进程为重构目的论提供了新的可能。重新审视时代的否定性与肯定性，正视“主体形而上学”目的论的局限，领会“自组织”控制论的深刻内涵，这既是技术时代交给哲学的任务，也是人类以正确方式融入历史洪流，推动时代辩证法向前运动的理性选择。时代的否定性：捉襟见肘的目的论 在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设计中，世界是一个目的论世界。目的论也称“历史至善论”。“启蒙运动的捍卫者坚信，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也不是水平式波浪起伏的。他们能够观察到人类的科学知识和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日益增进。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和个人发展都同样能够运用理性而臻于至善，而且这样的发展注定会由历史完成。”[1]目的论以人为中心，“人是万事万物的中心，是世界之轴”（培根）;目的论相信社会高于自然之上，是一个人可以在其中为自然立法的领域，“人为自然立法”（康德），最终也会是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至善领域。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让目的论落了空，20世纪的历史笼罩在战争与苦难的阴影下。纳粹德国时期在波兰建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以极端形式显露出人性之恶，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纷纷呈现不如意之“悖论”，而人类孜孜以求的“平等社会”也并没有实现，虽然启蒙理想的追求者们仍然在反抗中追求着各种目的，但“实情是他越来越难以反抗任何事情，不得不与所反抗的东西和平共处，到头来反而巩固了他所反抗的东西”。[2]面对不平等的加剧、民粹主义的抬头，逆全球化趋势的增长等非理性的现实和政治治理问题;面对能源问题、恐怖主义、权力腐败、经济危机、道德危机、犯罪、吸毒、艾滋病、瘟疫等问题，希望似乎成了人類的“最大奢侈品”。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要么是陈旧目的论的词语重组，要么是宗教迷信的借尸还魂，或者是一大堆既无历史亦无未来的“偶然意见”，这些力图抗衡虚无主义的“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便寿终正寝。“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持续的时间之短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3]心理问题与自杀问题是当代社会需要应对的现实问题。“在法国，自杀是致使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是青壮年死亡的第一大原因。”[4]斯蒂格勒把时代的种种否定世相称为“存在之痛”，它突显了目的论的困境与捉襟见肘。 如果从“前见”看，目的论不仅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伴生物。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描述，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哲人成为人类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因不同文化形式（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不同文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后工业文明）而不尽相同，但在文化前提的设定上却有相似之处：（1）设定了一个人生存于其中的固定时空结构——世界;（2）设定了一个固定不变的生命体——人。这两个“前见”即主体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类既有的目的论。 目的论的捉襟见肘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技术带来的。1969年7月16日，巨大的“土星5号”火箭载着“阿波罗11号”飞船从美国肯尼迪角发射场点火升空，开始了人类首次登月的太空飞行;1996年7月5日，英国科学家伊恩·威尔穆特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苏格兰的罗斯林研究所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体细胞克隆羊“多利”。上述例子中，航空技术突破的是人所生存的时空结构或环境系统，而克隆技术突破的是人所依附的生命现象及其意义。人理解其自我形象的两个前提均受到冲击。哲学家海德格尔对登月飞行发表的感言是：人已被连根拔起;伦理学家瑞萨姆认为克隆技术是破除人类精神神化历史的最后篇章。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由科学技术带来的新现象也不例外，只是它们显然不在轴心文化的视野之内，也超出了既有的目的论的概念框架，使之捉襟见肘。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人们不能用人学目的论来反对信息社会的“随机突变”，不能用阶级觉悟的提高来反对物理分子的“随机扰动”，更不能用陈旧的政治经济学或革命来反对信息的工具-符码。在技术化社会，一切进入符码的东西或试图进入其中的东西，都被切断了与人学目的论的联系，都被无形的力量瓦解和综合了。目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似无可替代，但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看，它也终将成为历史的遗迹。[5] 目的论的概念框架捉襟见肘，但其是否因此就被时代所否定，退出了历史舞台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目的论是古老的人类学叙事（主体形而上学）的核心。它相当于人们用以观察世界与自身的中枢神经，已经通过生物与文化的双重遗传变得根深蒂固。当一种目的论变得陈旧，无法应对现实问题时，人们依然会本能地从这一目的论出发，而不是跳出这一目的论去思考解决办法，因此会出现“缘木求鱼”的状况。譬如把目的论的失效归咎于技术与资本。很多人文学者提出要对技术与资本进行控制，因为它们“剥夺了人性”，加重了精神的危机。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中指出，科学技术开始规范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领域，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成为宰执世界的力量，在“技术霸权时代”形成了“科技意识形态”。马尔库塞也认为在技术环境中，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个系统吞没或排斥了一切选择的余地，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合理性。当精神世界丧失根基，遍布缝隙和裂痕，本以为坚实的支撑物开始摇摇欲坠时，一些人尝试修葺或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业已失去的东西。然而，“恢复过往的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面对这个业已改变的、无法恢复的世界，无法应对未来的挑战与承诺，没有认识到今天的问题与其说是失去了家园，不如说是现代世界（那个曾经富有意义且秩序井然的宇宙的相似物）把我们安顿得太好，以致已成废墟的东西仍然充当着窒息自由的牢狱”。[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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