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智能养老：智能时代孕育的养老产业新业态 |
| 范文 | 【摘要】实现“老有所养”是新时代推进民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努力方向。然而，宏微观人口结构双重不利变化趋向却对此构成了挑战。智能时代孕育的智能养老，有助于应对此挑战，缓解人力资源紧张压力，并对养老模式演进产生积极作用与影响，尽管这只是技术层面的。智能养老还为中国养老产业发展创造了新机会、新动能。因而，“未富先老”的中国，理应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智能养老制造业与服务业分类协同发展。为此，必须直面现实问题，坚持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并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政府采购等支持政策，健全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关键词】人口结构? 智能时代? 智能养老? 养老产业?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C913.7?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8.007 老有所养：事关民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化，这意味着发展决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应该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维度的统筹协同共进。而当前积极推进的高质量发展，本质上就是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在人口老龄化持续稳步深化的客观态势下，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不仅是有效满足规模庞大并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多层次、多元化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民生保障问题，同时也是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下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可行努力方向。毕竟，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不止需要进一步健全养老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养老金标准与水平，更需要加快推动老龄产业（即制造业）和养老服务业全面发展，进而为不同收入水平和需求层次的老人提供与其需求水平相适应的老龄产品与服务。 然而，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影响，我国宏观和微观人口结构均出现了不利于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的变化动向。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养老保障基金的收支状况，而且对“老有所依”可依靠的人力资源状况产生了重要冲击，原本国内外流行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也因此受到严峻挑战，具有专业化效应与规模经济优势的机构养老模式则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智能时代的到来、智能养老的兴起，是有助于我们积极应对上述冲击与挑战的。而且，智能养老还将对养老模式的演进产生积极的作用与影响。不仅如此，智能养老还能为老龄产业、养老服务业分类协同发展创造新的机会、新的動能，这无论对新时代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还是加快推进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为此，必须直面智能养老产业向纵深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障碍与问题，加强前瞻性研究与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期在更加全面地实现包容性发展中进一步保障与改善民生。这是本研究的出发点与基本逻辑。 人口结构双重不利变化：老有所养的新挑战 尽管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是新时代的重要民生发展问题，但是，中国宏观和微观人口结构的双重不利变化趋向却对此构成了严峻挑战，因为人口结构的双重不利变化不仅危及养老保障基金的收支状况，而且会影响到“老有所依”可依靠的人力资源状况，并对国内外流行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模式带来新的冲击。 首先看宏观人口结构的变化。如图1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呈持续稳步上升态势，2018年业已增至16658万人，占比亦已上升至11.9%，再创历史新高。而15～64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虽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呈不断增长态势，但是正如图2所示，这一增长态势在2013年达到了顶峰——100582万人，此后便开始连续下降，到2018年已经下降至99357万人，而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则早在2010年便已达到顶峰——74.5%，此后便开启了下降通道，到2018年业已降至71.2%。正是因为受到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和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的影响，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出现了首次下降，预计今后几年可能还将继续下降。宏观人口结构如此变化态势，势必会给新时代的“老有所养”带来较大的冲击。 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却是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业已开始下降，这势必会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就业人口的抚养负担，并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严峻挑战。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老年抚养比总体上一直呈上升趋势，2018年已经升至16.8%，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倍多。从养老保障尤其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就业人口减少，意味着即使在缴费基础与费率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减少养老保险基金的缴费收入，更何况国家已经决定从2019年5月起降低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由此可见养老保险基金面临收入趋紧的压力;老年人口持续上升，则意味着即使养老金支付标准不变，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也会持续增长，更不用说国家已经连续多年一直在不断提高养老金支付标准，2019年再次平均上涨5%，由此可见养老保险基金面临较大的偿付压力。鉴于此，一方面国家财政一直在补助养老保险基金;另一方面则通过划拨国有资本来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一战略储备，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时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的支付压力。 其次看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不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因此也在不断延长，1982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67.77岁，2017年已经延长至76.70岁。这意味着家庭里的老人会越来越多，而且可能不止一代;另一方面则是全面二孩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不少家庭将会有不止一个孩子，更何况社会各界还在呼吁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这两方面的变化，意味着原先的“4-2-1”型核心家庭人口结构，可能要演变成“X-4-2-2”型结构。[1]换言之，年轻的夫妇二人，可能要同时照顾下一代的两个孩子和上一代甚至上二代的多位老人，这给他们带来的生活和工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一些年轻夫妇特别是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独生子女在家人生病住院时而出现的分身乏术、不堪重负的状况，[2]便可从中窥见一斑。因此，社会化养老是必然趋势，而社会化养老到底采取何种模式、服务具体如何提供才能更好地适应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这正是需要学界和业界共同探索并给予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出于成本、情感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通常认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模式是合理可行的，因而国内一些地区提出了“90-7-3”“90-6-4”养老模式。然而，如果充分考虑到我国宏观人口结构和家庭人口结构的双重不利变化趋向带来的人力资源紧张状况，那么，社会化养老模式的选择则应该注重发挥养老服务供给的专业化优势与规模经济效应。[3]进而言之，一方面要加强居家社区养老模式下专业化配套支撑服务的充分有效供给;另一方面则应给机构养老模式以前所未有的足够重视。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双重不利变化而造成的人力资源紧张压力，使年轻夫妇有更多的精力用于照顾下一代，并更加专心地投入到本职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否则，同时照顾下一代、上一代甚至上二代而造成的身心疲惫状态，使年轻夫妇难以保证高效地从事本职工作。高负荷的工作、生活节奏甚至恶性循环，无论对其中的每一位个体，还是整个家庭和社会，都是不利的。工业七国中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人力资源又极为短缺的日本，就是沿着上述两个方向来发展养老产业，进而积极应对人口结构的双重不利变化趋向的。[4] 智能时代的智能养老：应对挑战的可能方式 由大数据驱动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的智能时代[5]的到来，孕育了智能养老（Intelligent Elderly Care）[6]这一养老新模式。综合各国各地业已涌现的实践探索，以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AI）等技术为支撑的智能养老，有的可以节约人力资源，有的可以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有的可以替代人力资源，有的可以辅助人力资源，因此，智能养老为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双重不利变化帶来的现实挑战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智能养老不仅能够减轻人力资源紧张压力，还可以具有多方面的服务功能，这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与智能养老开发的方向。从目前来看，智能养老的服务功能与开发方向主要包括五大类。[7] （1）基础接入类服务，即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方式，为老人提供日常活动类接入服务，比如，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快递、叫车、跑腿等服务。以宁夏为例，他们自2010年5月便开始在全区范围内建设“宁居通”智能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一方面为全区2.8万名困难老年人安装“一键式”便携呼叫器;另一方面则通过签约接受加盟服务提供商，让老人足不出户即可通过呼叫当地信息平台而得到多种平价的上门生活服务。截至2016年底，加盟服务提供商已经达到1260家，提供的生活服务包括15个大类、52个平价收费服务项目，如送餐服务、家庭保洁及家务照料、健康理疗、家庭护理、聊天助浴，等等。 （2）疾病诊疗类服务，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改善老年人的疾病诊断与治疗条件。以阿里云的“ET医疗大脑”为例，阿里云的人工智能平台先是根据合作医院提供的海量病例数据进行深度学习、高强度训练，不断提高医疗技术，然后借助视觉技术，将片源与病例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作出诊断。据悉，人工智能“ET”现已具备多项诊疗能力，可以在患者虚拟助理、医学影像、精准医疗、药效挖掘、新药研发、健康管理等领域承担起医生助手的角色。这样，不仅能够提高治疗效率，节约治疗时间，而且随着技术日趋成熟与使用增多，还将大大节约治疗成本，减轻老人的经济负担。 （3）智能护理类服务，主要通过传感器、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技术与设备，来填补人工护理的缺口，“护理机器人”即是该领域的核心与关键。比如，日本丰田的人工护理机器人，身上搭载了各类传感器，可以对家中的物品进行感应，从而自动创建出一个指定区域的操作地图，老年人可以通过点击平板电脑或者语音传达命令，让机器人做出拿水、喂饭等动作。我国山东大学云智能计算机实验室设计的机器人“大智”，则可以通过音频和视觉信息，并结合面部识别技术来辨别陌生人。如果有疑似入侵者，它就会拍下来并通知给房主;如果老人摔倒，它可以在第一时间将信息发送至联系人的手机。 （4）智能家居类服务，主要是在物联网、传感器、处理器芯片等技术的支持下，改造普通家居环境与设施，以适应老人的状况，方便老人使用，提高老人生活质量，如开发智能照明、自动恒温器、水龙头及煤气监测、智能烤箱，等等。比如，海尔开发的智能防干烧燃气灶，即可自动检测燃气是否泄漏，并通过智慧物联技术向用户手机推送安全信息，提醒关闭燃气阀门。再如，上海市老年基金会自2017年在长宁祥福颐养院试点使用并逐步推向全市7个区的全自动洗澡机，不仅可以通过高频微振动技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自动进行身体深度清洁，而且为了防止老人长时间等待而受凉感冒，还采用了能够节省时间的水箱预注蓄水方式。 （5）精神支持类服务，主要针对无人陪伴的老人，支持他们维持良好的亲情关系、社会关系，并为其提供社交休闲、文化娱乐等精神支持类服务，如社交软件、社交辅助机器人、智能语音视频通话系统、智能文化休闲娱乐系统，等等。比如，南京市秦淮区双桥新村小区里的欢乐时光老年公寓，住在这里的老人不仅能享受24小时随叫随到的诊疗服务，还可以借助“互联网”，随时与子女进行视频聊天。再如，比利时一家机器人公司开发生产并在荷兰一家养老院带领高龄老人锻炼身体的机器人——卓拉，不仅会上体操课，还会走动、说话、唱歌、跳舞。“她”身上装有摄像机、扩音器和麦克风，可以模拟人的一些动作和表情，能够通过眨眼睛、眼神接触、点头摇头等简单肢体语言与人进行互动。据悉，到目前为止，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三国，已经有超过6000多位老人与“她”进行过互动。[8] 由此可见，智能时代的到来，智能养老产品与服务的开发与提供，确实可以极大地缓解人力资源需求压力，减轻年轻夫妇的照顾负担，进而使人口结构双重不利变化带来的现实挑战能够得到较为从容的有效应对。而且，随着智能养老产品与服务开发得越来越成熟，普及得越来越广，使用得越来越多，其成本也将逐步降低，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将能够负担得起、消费得上，原来很多从事智能养老产品可替代劳动的人力也将得到大大解放，社会现代化将因此向前迈进一大步。当然，客观上这也要求相关人员要加强学习，不断增强自身专业技能与社会适应力，否则，不仅收入增长会比较有限，而且可能面临被智能设备替代的风险。 智能养老对中国养老模式演进的作用与影响 由上可知，智能时代孕育的智能养老新模式，确实有助于中国积极应对宏观和微观人口结构双重不利变化趋向带来的人力资源紧张压力。那么，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它是否会对养老模式的演进产生颠覆性影响甚至对其进行系统性重塑？由于养老产业发展需要与养老模式相适应，并在养老模式演进的大背景下寻求发展机会，因此，上述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影响到养老产业（包括养老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未来取向，有必要首先加以探讨。 从理性人角度客观分析，国内外大多数地区都选择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模式是有其合理性的，无论是从成本角度考虑，还是基于老人的社会关系与情感需求角度考虑，居家社区养老模式都具有机构养老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只不过，我国人口结构的双重不利变化趋向带来的人力资源紧张状况，对这一主流养老模式形成了较大冲击，进而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具有明显专业化优势与规模经济效应的养老服务供给，其中既包括居家社区养老模式下配套支撑服务的专业化供给，更包括对机构养老模式的高度重视。毕竟，在机构养老模式下，相关养老服务是一条龙式的集中统一供给，这样不仅具有更高的规模经济性，而且有助于充分发挥专业护理人员与先进仪器设备、大中型设施等的功用。但是，我国机构养老目前不仅发展得还很不充分，针对不同收入家庭与需求水平的多层次机构养老服务体系尚不够健全，而且养老机构在经营规范性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其独特优势与功能的充分发挥与展现，更不用说，国人对于是否住进养老机构的抉择还深受社会习俗、传统文化和经济负担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根据前面的分析，建立在互联网、物聯网、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基础上的智能养老，不仅有助于更加高效地配置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专业人才与先进设备、专用设施的功用，有的还能够节约人力资源、替代人力资源，这无疑都有助于增强居家社区养老模式的吸引力;但是，这同样可以使机构养老模式的专业化优势与规模经济效应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毕竟，不少大中型设施、专用仪器、先进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只有在养老机构这样老人集中居住并达到一定经济规模的情况下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功用，并使其高昂的成本费用能够在尽可能多的人数上进行分担，进而让更多的老人能够负担得起、得到实惠。就此意义而言，智能养老对居家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是各有影响，对不同收入水平与需求层次的老人亦具有不同的影响，最终能否对养老模式产生颠覆性改变甚至对其进行根本性重塑，既取决于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增长状况、需求层次的升级速度、传统文化习俗改变的进度，也取决于智能养老产品与服务的开发速度、成熟稳定状况以及成本费用高低等诸多因素。不过，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目前状况下，绝对不能忽视养老地产开发模式的改革创新速度与力度对养老模式演进的决定性作用，毕竟，住房状况是当前影响中国人选择养老模式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进而言之，如果房地产开发商能够充分地认识到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双重不利趋向，及时把握住由此带来的难得商机，并加快学习借鉴美国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CCRC，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等国外房地产开发模式的有益经验与做法，进一步加大老年公寓与养老社区等养老地产的开发速度与力度，那么，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模式将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不像以前那样，更多地将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模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是这样的话，社区、机构养老的比例将会大幅度提升，经济规模要求较高的智能养老设施、设备与专业人才也会得到更加广泛充分的利用。在此背景下，养老模式便会得到根本性改变甚至系统性重塑。由此可见，尽管智能养老这一因素在养老模式演进中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其影响与作用同样不可低估，毕竟，有眼光的养老地产开发商在作决策时通常都能够及时抓住智能养老这样有利的商业机会。此外，在土地公有与土地使用具有不同方式的现实国情中，影响中国养老地产开发的深层次原因还少不了土地这一重要因素，虽然这里也同样离不开房地产开发商企业家精神的成长与发挥。由此可见，养老地产及影响其开发的深层次因素，才是对当下中国养老模式演进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智能养老的影响程度，起码从目前来看，主要还是技术层面的，并未起到颠覆性、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智能养老：养老产业发展的新机会、新动能 尽管智能养老对养老模式的影响未必是决定性的，目前看还只是技术层次的，但它确实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并为养老制造业和服务业带来新增长点、新发展机会和新动能。而且这也是国际环境日趋不确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复杂严峻形势下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可行努力方向，毕竟，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民生福祉，着力发展智能养老产业能够在推进包容性发展中进一步保障与改善民生。 尽管智能养老在国内已经兴起，有的地区与行业甚至还发展得比较快，但是，从总体上而言，无论是与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与民众的合理需求相比，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更不用说，目前国内还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群体差距等现实问题。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积极学习借鉴人口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的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有益做法与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加快“补短板”进程，同时也要瞄准国内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通过政策供给创新与有效激励，全面调动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进一步加强自主研发、设计、创新与生产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智能养老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水平与效能。 日本是工业七国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同时也是智能养老领域的先进国家，它在智能养老产业发展方面的积极探索与成功经验不仅值得我国借鉴学习，同时也为我国智能养老产业发展探明了方向。从功能上区分，日本开发的智能养老工具主要包括智能护理支援和智能生活支援两大类。[9]据了解，目前日本智能护理支援工具已经部分投入到医疗场所，在一些大医院已经使用了针对卧床老人的智能护理机器，如智能病床。老人只要说出“起来”“躺下”等词语，病床便可完全听命。智能病床还能自动测量室内温度和老人体温，向空调发出指令，防止老人感冒。病床甚至还有按摩功能，帮助中风老人以及术后需物理锻炼恢复肢体功能的病人。此外，日本还出现了智能喂饭机，它能够通过观察老人吃饭速度而自动调整送饭速度。老人要吃饭时，只需对着喂饭机张开嘴;吃饱了，对着机器摇摇头即可。 日本的智能生活支援工具则更为丰富，它们主要辅助老人的日常生活，如智能拐杖、智能轮椅、智能浴缸，等等。其中的智能拐杖，能根据老人行走的道路状况自动作出调整：如果老人下楼梯，拐杖会自动伸出四只小钢爪，成为老人有力的支撑;如果老人平地行走，小钢爪则会自动收回;如果老人起身时忘记拿拐杖，它则会发出声音提醒主人。此外，智能拐杖还能向主人报告已经走过的距离，自动记录行走过的路径，并把信息即时传到手机，家属可以随时查看。智能轮椅则可以与老人进行一些基本对话，如果老人说出“前进”“后退”“拐弯”“加速”“停止”等口令，智能轮椅便能照办。遇到下坡时，轮椅还能自动实现慢行以确保安全。针对双腿残疾的老人，轮椅甚至能够自动判断高度，升降座椅并轻轻推动老人挪到对应物体上。日本的智能浴缸，则智能到一侧可以完全放倒，几乎与地面平行。这样，可以方便双腿残疾的老人直接坐着智能轮椅进入浴缸，智能轮椅甚至能“放下”老人并自动驶出浴缸。之后，浴缸会自动合起放倒的一侧，并听从老人指示开始放水、调节水温等。 事实上，在自主研发、设计与制造智能养老产品方面，中国亦已出现了引领者，湖南奥飞智能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曾昭利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男性高级工程师，他亲身经历了照顾卧床母亲时遇到的孝心与伦理道德冲突的现实尴尬，于是他从2015年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卧床老人的生活不能自理问题，试图让卧床老人也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多方不懈努力，通过排便过程分析、人体芯片传感技术、机械结构优化设计、过程控制优化设计、环境友好创新设计等层层攻关，反复进行设计、修改与不断完善，他的团队终于在2017年5月实现了第一代智能护理床的设备定型。从材料到功能，从核心系统到辅助系统，就是依靠它们，这张仅仅2.3平方米的护理床竟营造了2.6立方米的智能化生活空间。如今，智能护理床不仅已发展到第二代产品，而且在肛门清洗烘干、分泌物的收集、除臭等机械结构优化设计等方面已经申请了3项发明专利，他们研发的洁便器排污除臭、冲洗装置、护理床倾斜/上升/下降/翻身等专利技术，亦被业界认可并投入使用。[10] 中国推进智能养老产业分类协同发展的建议 智能养老是科技进步给养老产业创造的新业态，它对于缓解中国养老人力资源紧张状况、增加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与水平、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智能养老在国内不少地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的具体行业则因技术难易程度、成本高低、老人需求水平和接受程度差异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呈现不同的增长态势。但无论如何，中国都亟需积极借助科技进步这一“东风”，加快推进智能养老产业分类协同发展，进而一方面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另一方面也为经济社会协同共进、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能，同时也为有效应对国际环境日趋不确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风险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必须直面新时代智能养老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增强智能养老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正视国内外科技水平的实际差距，坚持在改革开放中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虽然近几年全球化进程出现了一些波折，但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而且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经验已经充分表明，只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虽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就总体而言，智能养老还有不少需要向先进国家和地区学习借鉴的地方，因此，坚持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仍然是一条必由之路。换言之，就是要通过加强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关企业、机构的交流合作，在互鉴互学、相互启发和合作共赢中提升自主研发与发展能力。 针对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收期长等问题，完善财政金融支持与激励政策。无论是智能养老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往往都是前期投入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的行业，更何况，这一领域还包括比例不小的非营利性行业和兜底保障性公共服务。因此，为了能够有效推动智能养老产业加快发展升级的步伐，必须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等多种政策工具，保障、支持和激励不同性质与类型的智能养老产业分类协同发展，进而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鉴于新能源汽车的扶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骗补”等道德风险行为，因此，要积极倡导税费减免等税式支出方式以及政策性贷款、非营利性金融等包容性金融创新手段。 直面中低收入老人众多、保障水平有限等现实，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力度。一方面中国还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支付能力还比较有限;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时间还不长，包括城乡居民在内的不少群体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总体上较低，因此，在目前状况下难以完全依靠居民家庭来购买智能养老产品与服务，特别是那些技术先进、智能化水平较高的产品与服务，[11]难以通过需求来拉动智能养老产业发展与升级，而这恰恰又是人口结构双重不利趋向下缓解人力资源紧张状况的可行手段。为此，可以借鉴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做法，由政府购买智能养老产品，来保障中低收入老人的需求。 鉴于智能养老涉及面广、行业类型多元化，亟需健全分工协同治理機制。智能养老不仅关乎新时代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还涉及不少技术知识密集型智能制造业的发展与升级。再者，养老问题关系千家万户，智能养老产业发展得好、产品与服务使用得当，还可以减轻年轻人的抚养负担与照顾压力，使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本职工作与子女培养上。此外，养老服务包括营利性产业、非营利性事业和政府公共服务等不同性质与类型的行业，不仅主体多元、性质多样，而且涉及众多政府主管部门。因此，推动不同性质与类型的智能养老产业分类协同发展，需要健全多部门分工协同治理机制，充分调动既横向林立又纵向多层的政府部门、营利性市场部门以及传统非营利部门（NPO）和新兴的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 social business）部门的包容性发展与分工协同治理功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包容性发展与治理视角下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突破路径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内区域分工与市场一体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9YJAZH018、71733003） 注释 [1][3]高传胜：《老有所依，当问谁？——人口和家庭结构新情境下养老服务模式再审视》，《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2]王双兴等：《“每天像救火，救过这头救那头”，你是否也身处“422”家庭》，《新京报》，2019年3月20日。 [4]周聪聪：《智能养老在日本》，《河北日报》，2017年3月23日。 [5]吴军：《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6]左美云等学者倾向于用“智慧养老”（Smart Senior Care， SSC），实质上这是对“智能养老”（Intelligent ElderlyCare）的继承与拓展，即不只包括养老设备设施等的智能化，还暗含老人具有智慧等主观方面的内容，参见：左美云：《智慧养老：内涵与模式》，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本文主要基于产业视角分析智能养老，故仍沿用“智能”而非“智慧”。 [7]参考了搜狐网科技版“硅星闻”在《智能养老为老龄化社会解题广阔前景成投资大趋势》中的总结，http：//www.sohu.com/a/280110165_313323。 [8]任彦：《荷兰：机器人点亮晚年生活》，《人民日报》，2017年5月26日。 [9]李珍：《日本智能养老什么样》，《生命时报》，2018年12月7日。 [10]根据2017年8月25日中央电视台“科技之光”节目中关于智能养老的介绍、相关公司网站信息和一些产品展览会上的产品介绍等信息进行综合。 [11]张玉琼、许琳：《需求侧研究：老年人对智能养老服务的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为例》，《老龄科学研究》，2016年第7期。 责 编/马冰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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