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农村居民“畸形攀比”现象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 范文 | 代锋 夏红雨 摘要：农村居民“畸形攀比”现象是农村社会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现象，是村民显示自身优越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比较行为，是极端化和特殊性的社会比较过程。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畸形攀比”主要围绕去“实用化”的消费享受、去“理性化”的住房环境、去“健康化”的社会资本、去“真情化”的婚丧嫁娶、去“荣辱化”的职业地位等方面进行畸形比较，这样，对村民树立真正实质的幸福观、对幸福生活的获得感和体验感、推动经济发展的存在感和自豪感、和谐邻里关系和健康情绪等方面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因此，必须强化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逐步消除农村居民“畸形攀比”。 关键词：农村居民;畸形攀比;主观幸福感;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深入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进行的背景下，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一方面是关联社会多方面因素的个人生活品质问题，另一方面居民幸福感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指标，助力居民幸福感不断提升正是政府政策取向和公共价值的追求。当然，截至目前，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内涵与外延，尚还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界定，普遍的观点认为主观幸福感是多维度、多层次的，一般通过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指标和数据来衡量和评估，但实际上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多元化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多样化体验和复合型心理感受，具有很强的易变性、主观性和个性化。当居民在社会生活中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参与和发生各种联系的时候、主观幸福感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就像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一样，在不同阶段和体验中，外界给自身所带来的滿足和幸福感是不一样的。当前，农村居民在客观存在的社会联系中，攀比之风和攀比现象逐渐兴盛，虽然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攀比是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反应和人性群体的显现，但本末倒置，处心积虑、跨越现实、极度虚幻的居民攀比就是一种“畸形攀比”，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社会心理现象和农村居民集体极端情绪的宣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个人主观幸福的体验和感受，误导和麻木农村居民对虚幻生活形态的迷恋和追求，这是在我国全面实现奔小康，构建和谐新农村进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社会现象和民生问题，笔者正是有鉴于此，着力于探究农村居民“畸形攀比”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以及寻求合适路径去应对这种经济生活中的突变现象，以期抛砖引玉，引发深思。 二、农村居民“畸形攀比”现象的社会比较理论视角解读 （一）社会比较理论演变与适用 社会比较理论是在西方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对社会比较现象持续关注和研究启发的基础上萌芽产生的，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Festinger）在1954年以经典社会比较理论形式提出，费斯廷格认为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的环境和外在条件时，多数倾向于选择别人来做参照对象进行自我认知、自我判断和自我评价。1959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沙赫特（Schachter）将社会比较理论迁移应用到人的情绪领域，进而提出情绪认知理论，认为个体会通过与他人的社会比较来进行喜、怒、哀、乐等形式的情绪判断，把握自身的情绪起伏和正常健康与否。1986年戈索尔斯（Goethals）又创造性地提出建构性社会比较（constructive social comparison）理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与自己头脑中预先建构的关于别人生活、工作等方面信息进行比较。通过梳理社会比较理论内容体系和演变过程，不难发现社会比较理论总体上是围绕社会比较的基本立场、主要内容、参照标杆、比较路径、最终反馈等方面内容形成体系架构的，个体主要展开上行（Upward Social Comparison）、下行（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和平行（Parallel Social Comparison）三种形式的社会比较，并且在社会比较过程中期待通过灵活选择比较对象、取舍比较内容、适度进退比较、刻意弱化比较对象、有意营造“天才效应”等方法来实现立体化评价和深入认识自己、渐进性提升自我和获得某种程度成就感的心理预期，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比较理论能够入木三分地解释人们为何会在生活中对于典型、标杆、示范不遗余力地表现出“随波逐流”、你追我赶、不甘示弱、效仿超越等反应和状态。 （二）农村居民“畸形攀比”的内涵界定 农村居民的“畸形攀比”是融合农村人们初级认知、质朴情感、粗放行为于一体的关联居民生活主观幸福感和现实获得感的一种社会比较现象，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反映中的一种极端化比较形式，是一种在人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不可避免发生的特殊性的社会比较行为，是农村居民在相互比较中显示自己虚荣存在感、优越性和竞争性的应对压力和心理内隐的社会比较活动，是一种体现农村居民对资源和信息获取能力和支配优势博弈互动的社会比较方式，也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农村社会公平正义和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深层次障碍和顽疾。农村居民“畸形攀比”现象在农村社会日益严重，农村居民在“畸形攀比”社会比较行为中，主要选择把自己的生活处境、社会地位、生活方式、思想情绪、价值观念、情感体验、社交活动等与农村生活圈中别人进行跨越相互借鉴、相互点评等普通比较界限的极端化攀比，并以这种脱离现实的超虚荣色彩的比较结果来评估自身的价值和生活状态。 三、农村居民“畸形攀比”的特定比较内容分析 （一）以透支信用和承受能力为方式的去“实用化”的消费享受攀比 从经济学和消费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个人无论对于琳琅满目的物质消费、资产投资，还是休闲享受都应该以自身经济实力和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坚持实用有度、恰到好处的原则，坚持发挥资源效应和消费效能最大化原则。然而，随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方式和支付方式的便捷化和多样性，助推了农村居民追求超前消费、虚荣消费、赌气消费等畸形攀比行为。在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部分农村居民在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过程中，在虚荣心作祟的前提下表现出欲壑难填、不满现状的情况，看到身边的村民处于特殊原因购买了比较高档的小汽车、挑选了比较时髦的家庭物质设备、组织了一次国内休闲旅游活动、节假日置办了不少庆祝物品等，这时不管自身有没有急切需求和购买力，即便是通过透支信用卡和平台融资的方式也要在消费攀比中不占下风，总要千方百计也去购买款式更新、功能更齐、配置更高、品牌更响的汽车;挖空心思的去添置农村家庭根本不适用的生活设施、煞费苦心组织家庭到度假胜地，甚至硬着头皮到国外旅游炫耀，结果换来负债累累的后果。 （二）以品牌炒作和商业运作为逻辑的去“理性化”的住房环境攀比 国家和政府在对房地产行业和居民住房的属性早已经有过定性，那就是房屋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和“比”的，其中居者有其屋的深意，值得行业和居民深思。长期以来在广袤的农村，村民之所以居住的比较舒服，是因为即便是低矮的房屋面对的却是鸟语花香的环境、清新洁净的空气、和谐共处的万物。然而近些年那种在大城市一度泛滥的关于房产炒作、不动产投资、住房攀比现象逐渐蔓延到淳朴乡村，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部分村民本来享受着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有一个舒服适宜的居住条件，但看到身边的邻居村民重金请来建筑师设计和重建一幢小洋楼、看到别人家眼花缭乱的装饰风格、目测别人家的楼房比自家的高一层、别人家房屋外围比自家的光鲜亮丽，这时心烦意乱，纵然自家房屋按照传统风格新建不久，或者自身根本没有经济实力承受再建筑房屋投资，但出于畸形攀比的消费心理，即便是东拼西凑、大举高利贷、或者抵押借贷也是在所不惜，目的就是要和村民在住房条件攀比中“更胜一筹”。 （三）以聚集人脉和渲染影响为特点的去“健康化”的社会资本攀比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信息资本等资本形式的一种隐性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个人主体带来非生产性收益的社会资源，也是每个人在社会化生活过程中通过日积月累积淀形成的资本形态，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辐射性。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形式具体包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戚状况、人际关系的广度、朋友人缘条件、同学伙伴的情谊等。农村居民在社会生活中相互畸形攀比的范围越来越广、攀比的维度越来越多、攀比的跨度越来越大，很多村民在相互攀比的過程中，为了满足内心深处的虚荣心，为了能够让攀比对象在攀比过程中“甘拜下风”从而使自己获得某种虚幻的满足感，往往绞尽脑汁援用所有可能供自己支配使用的资源和条件，比如除了立足于眼前和身边生活方方面面的攀比之外，他们会无形之中炫耀自己独一无二的家族规模、亲戚朋友优厚的薪酬待遇、牢不可破的友谊、突出的社会地位等，从而使社会交际圈相对狭窄的村民在畸形攀比中“稍逊一筹”，处于劣势。 （四）以悖逆习俗和破坏传统为形式的去“真情化”的婚丧嫁娶攀比 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和乡风民俗当中，婚丧嫁娶活动的确是人们沿袭不变的传统，也是人类集体文化的象征，但婚丧嫁娶活动的初衷是通过情真意切的形式和载体充分寄托表达人们的喜庆、哀思、祈祷和祝福等真挚情感，而不是渲染婚丧嫁娶过程的气派、浮夸、张扬和铺张等形式主义。但随着市场经济深度发展过程中消极衍生现象的渗透侵蚀，农村居民在畸形攀比中将婚丧嫁娶活动搞得面目全非，部分村民在儿女结婚过程中，彼此不是比较郎才女貌、也不是着重对男士责任担当、正派耿直;女士善良贤淑、冰清玉洁等方面的强调与嘱托，而是动辄就是几万，几十万甚至更高标准的提亲嫁妆条件，而且在村民畸形攀比歪风中，好像彩礼比不过别人，媳妇、女婿就不够优秀，抬不起头，好像是市场交易买卖，没有囤积居奇、坐地起价，实属尴尬，更有甚者对于亲人葬礼默哀活动，有些村民不是生前比孝顺、讲恭敬、重伦常，而是在丧葬上派阔气、讲铺张、立牌坊等，这些严重悖逆初心和道德的畸形攀比，让人唏嘘。 （五）以尊卑贵贱和高下三等为思维的去“荣辱化”的职业地位攀比 劳动经济学理论认为，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尊卑上下之别，所不同只是社会分工和角色扮演差异而已，民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智慧总结正是劳动经济学理论最切实的实践印证。对职业尤其是边缘冷僻工作保持从不挑三拣四、挑肥拣瘦的包容本来就是农民最难能可贵的品质，然而当前在农村的部分居民为了满足虚荣心，为了能够在与村民虚幻的畸形攀比中占据优势，或者通过强势夸张的炫耀迫使攀比对象不战自退，不惜放弃本色，本末倒置，他们往往喋喋不休地罗列自己和家庭成员所从事工作的类型、渲染行业的优越性、工作优厚的福利待遇、单位地理优势、便捷交通条件、宏大的晋升发展前景等，譬如如果攀比一方及家属是政府部门行政领导、国家公务员、从事国企工作、金融银行工作等类型职业，在一定程度上他会期待上述那些方面会给他带来莫大的优越感和满足感，相反如果攀比另一方农村居民即便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努力，在艰苦的服务业、建筑业、传统加工运输业等行业工作，自己会感到在攀比中没有比较优势，主观感受和心情会受到很大冲击和影响。 四、农村居民“畸形攀比”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影响 （一）误导农村居民对人心所向的真正幸福的执着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对国民真正幸福的内涵要义做过提纲挈领的阐述，认为幸福是一个过程，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体验。理论界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都对个体主观幸福感进行持续的研究，认为幸福感是个体基于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而主观产生的一系列充满欢悦和愉快的情感体验，是一种长久的、内在的、坚定的心理状态，并非短暂的起伏不定的情绪体验。从这个角度上讲，个体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取决于有些人处心积虑所追逐的财富多寡、名利的高低，地位的煊赫，而是更多地来自于个人对生活的本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等方面的认知，比如稳定的生活、健康的心理恰恰是主观幸福的重要源泉。然而农村居民却由于陷入“畸形攀比”怪圈，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与主观幸福感降低形成的“幸福悖论”，村民们煞费苦心地参与到“畸形攀比”之中，攀比不实用的物质消费享受、永不满足的财富积累、华而不实的名利、虚无缥缈的地位等，心里时刻充满着欲望和贪念，“畸形攀比”使村民将幸福绝对化、片面化、偏激化、数字化，失去主观感受真正幸福的能力，陷入只会追求如何比别人幸福，而不是激励自己如何幸福的歧途和误区。 （二）冲淡农村居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巨大成就的获得感 理论意义上的获得感是个体获取某种利益后油然而生的一种满足感，它不仅可以体现在物质层面，是看得见的东西，比如居民能够深切感受到国家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改革红利、物质生活的极其丰富，住房条件的极大改善等;也可以表现在精神层面，看不见的部分，比如每个人都充满期待和梦想的生活，而且活的有尊严、有品味，某种意义上讲，居民的获得感是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转化动能和最终源泉。在我国如火如荼掀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农村的经济社会应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最明显的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村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就业的权利得到保障、居民基本能够实现居有所屋，病有所治，老有所养。然而部分农村居民在“畸形攀比”的过程中，舍本逐末、一叶障目，片面追求短暂的虚幻生活方式，对身边的时代幸福陷入深度的迟钝，对眼前的幸福和成就缺乏强烈的感知，极大地稀释和冲淡了本来应该可以全身心体验的获得感。 （三）降低农村居民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大显身手的存在感 农民是时代的主人和历史的主宰，这种历史实践观所要强调表达的就是其无可替代的存在感，某种意义上讲，存在感是体现个体人生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主观符号，对于个人情绪和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毋庸置疑，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广大农村所出现的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取得的一切伟大的成就，比如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脱贫摘帽、脱贫致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居民收入显著提高、社会保障全面覆盖、医疗卫生條件大幅改善、教育资源平衡配置，归根结底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对农村、农民、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政策引导支持，另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居民自身攻坚克难、勤劳奋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结果。简单地说，每个农民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臣和力量。然而，农村居民“畸形攀比”中由于不切实际的攀比维度、虚荣虚幻的攀比内容、异想天开的攀比标准，使得一些居民在畸形攀比中处于劣势，这样会直接动摇村民对自身能力和存在价值的真实评估和坚定自信，使他们自我否定自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存在意义和人生价值，容易自我边缘化，把自己当成时代的过客或者无足轻重的看客，这样严重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存在感。 （四）诱发农村居民长年累月的负面情绪压抑和紧张邻里关系 民间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社会学和为人处世原则的观点，那就是“远亲不如近邻”，这充分强调了处理好身边人际关系的重要意义。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紧张的邻里关系和负面情绪的压抑是对村民生活幸福感的巨大的潜在隐患和直接威胁。在农村居民“畸形攀比”中，除了不切实际的攀比维度、虚荣虚幻的攀比内容、异想天开的攀比标准等负面因素之外，部分农村居民在畸形攀比过程中还采取避重就轻、扩大自我概念，有的居民甚至偷梁换柱，瞒天过海、或者假借主观臆断对别人进行错误归因分析等，这样的消极比较过程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一方面在“畸形攀比”中侥幸占据优势的一方会洋洋得意、忘乎所以，完全不会顾忌乡民邻里的感受和反应，这种情况无疑会影响和加剧农村邻里关系的紧张程度;另一方面在“畸形攀比”中处于劣势、不甘示弱的一方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埋怨、嫉妒、愤恨、抵触、偏激、报复等负面心理情绪，引起一连串消极连锁反应，整个农村也容易弥漫着炫富摆阔、拜金主义风潮、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农村居民在这样内心负面情绪泛滥压抑和外在不良风气以及紧张邻里关系的双重作用影响下，无疑地会稀释个人的主观幸福感。 五、弱化农村居民“畸形攀比”的对策：社会比较理论视角 （一）以乡镇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应该综合施策深化“乡风文明”为主题的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以“乡风文明”为主体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志和保障，一方面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另一方面也是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不竭源泉。因此，以乡镇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强化统一指挥领导，形成党政群携手共进、文化部门统筹协调、政府职能部门全力配合、各方成员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大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的政策支持、专项经费投入、对口人才调度，同时要激发村民活力，村委会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扎实做好“乡规民约”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发挥村民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效应，稳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弱化村民“畸形攀比”，对于农村中存在的关于奢靡炫富、大操大办、厚葬薄养、天价彩礼等畸形攀比之风，要显现农村广大党员的示范效应，发挥村民委员会、道德监督委员会等群众自治性组织的作用，通过乡规民约来严格约束和监督，坚决铲除畸形攀比的温床。与此同时，政府要倡导开展以“邻里守望”为主题的农村志愿服务活动，发扬村民之间乐善好施的光荣传统，帮助构建融洽温暖的邻里关系，强化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逐步消除农村居民“畸形攀比”的内在动机和外在条件。 （二）标本兼治组织科普下乡活动和心理健康公益讲座，帮助解开村民“畸形攀比”的心结和桎梏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农村居民整体的文化素质偏低，部分村民依然受到偏激、极端、愚昧等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和束缚，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观念薄弱，这恰恰给农村居民“畸形攀比”心理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一方面要大力普及农村科学技术教育，扎实做好对农村居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实用技术培训、经营管理知识灌输、创新创业指导等活动，坚持政府牵线搭桥、市场驱动导向，推动科技兴农、文化惠农、技术支农等品牌项目在广大农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引导村民领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理念精髓，牢固树立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正确价值观，摒弃好逸恶劳、奢靡享乐、不劳而获的“畸形攀比”倾向和行为;另一方面相关部门、社会团体等组织要开展对农村居民心理健康公益讲座，并且形成常态化机制，不断强化对村民的道德素质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过程中可以开展村民喜闻乐见的主题实践活动，健康讲座适合选择以农村传统美德教育资源、深入人心的乡俗格言、感人肺腑的模范事迹、朗朗上口的警示歌谣、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等为载体，秉承时代要求提炼创新，传递道德正能量，激发村民情感共鸣和反省意识，潜移默化地消除农村居民斤斤计较、煞费苦心、患得患失的“畸形攀比”心理和行为。 （三）大力宣传新时期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增强农村居民对新时代生活的感恩和体验 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讲，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统一体，由此可以说，如果当村民真正感受到了足够强烈的幸福，那就没有必要用心良苦地通过“畸形攀比”的途径来获得虚幻短暂的情绪感受。而增强农村居民对新时期农村生活的体验和感恩，恰恰是村民主观幸福感最鲜活的来源渠道和最真切的反映，也是弱化村民“畸形攀比”，避免忽视身边已经汇集或者正悄然出现的幸福素材最有力回击和佐证。因此，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方式和手段加强宣传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巨大成就，在最大化利用传统媒介的宣传功效的基础上，全民发挥“互联网+”模式下的宣传优势，注重当前百姓喜闻乐见、广泛参与的“两微一端”宣传渠道和载体建设，尽量立体化、全视角、多层次连续不断、图文并茂地呈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大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基础教育改革、社会生活保障、居民就业权利维护、养老服务供给等方面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引导农村居民身临其境地去感受眼前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体验感，启发村民享受一直以来投身建设的巨大自豪感和存在感，经过这样的宣传感化过程，广大农村居民无疑都会感受到有一股势不可挡的幸福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再也无须畸形攀比。 （四）农村居民自己要重视理论学习，不甘落后争做新时代新型农民，提高抵御诱惑、明辨虚实的本领和能力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畸形攀比”行为并不是他们真正心甘情愿的选擇，大多数情况下是村民潜意识不自觉的行为倾向。要克服和稀释这种跟风效仿意识和不由自主的攀比冲动，从实践主体角度来讲，村民自身应该发自内心地重视和加强各种形式的学习，积极参与人民群众主题教育活动，只争朝夕地争做新时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现代农民。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政治学习，牢固树立乡村特色的上搭天线、下接地气的理想信念，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要作为农村生活过程中坚定不移的行为准则和判断是非标准，全面理解和提炼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从而在学习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尤其要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为荣，奢靡铺张、炫富浪费为耻;以热爱劳动、爱护环境为荣，投机钻营、破坏生态为耻;以团结友爱、诚信待人为荣，挑拨离间、虚伪欺诈为耻，同时坚持弘扬家庭美德，培育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尊老爱幼的良好家风。如此一来，当农村居民自身拥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抵御诱惑明辨是非的眼界、感知幸福的能力，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就会自觉弱化和别人“畸形攀比”的冲动和感性，努力把握属于自己的真正幸福。 参考文献： [1]杨敬舒.中国居民攀比性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06-110. [2]周绍杰，王洪川，苏杨.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J].管理世界，2015（6）：8-21. [3]孙伟增，郑思齐.住房与幸福感：从住房价值、产权类型和入市时间视角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3（3）：1-9. [4]孙良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 （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6）：86-92. [5]雷卫.宗教信仰、经济收入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J].农业技术经济，2016（7）：98-110. [6]陈婉婷.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J].调研世界，2013（10）：9-15. 责任编辑：谭桔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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