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 |
| 范文 | 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问题，是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面临重大的历史抉择关头，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与再认识，都曾扮演过十分关键的角色，甚至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时下，中国的旅游产业、旅游教育与旅游科学研究的发展都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规模与水平，而在这三个领域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政府、旅游企业和从事旅游科学研究与教育的机构，由于共同面对着知识生产与利用的问题，因此，也自然会正面临着一次身份困扰，加之权力与利益的强势介入，这种困扰很有演化为一种旅游界整体焦虑的趋势。如果这种困扰不能予以消除，势必会影响旅游实践的效率和效果，会影响旅游理论积累的速度、数量和水平，甚至还会演化为全领域的身份迷失：无法真正做到“政政、产产、学学、研研”。换言之，由于对旅游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认识不清而导致的身份迷失，对旅游发展的实际影响将是十分有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旅游界组织一次全民性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大讨论，也许可以算是应时之壮举。 实践导向与理论创新 李中，白长虹（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300071） 在管理学领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缺口一直备受关注，科学研究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引人深思。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如何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如何让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相融相生？ 一、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 按照理论哲学的自我理解，理论的本义是“静观”或“沉思”，意即宗教意义上的纯知，不包含任何主体实践活动的成分。理论对实践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实践活动是不具有独立性且高度依附于理论的，只是后者在现实层面的延伸、投射（王南浞，2005）。随着实践哲学的发展，理论开始与实践相联系，出现了“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思想。自此，理论的概念有所升华，即是经验活动中产生的现实观念，已经显然不同于古代宗教中的原始含义。马克思主义将这样的“理论”升华为“科学的理论”，其特点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在现实中得到证明，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这是一个理论不断现实化的过程。 尽管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孰为第一哲学的争论仍在进行（丁立群，2012），但管理学作为应用学科，更加注重实践属性的特征却被广泛接受。管理学是一门来自实践、依赖实践的学科，管理实践者无不期待着用更具应用性、更接地气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取得成功，管理研究者的使命也正是从实践中发现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进而用科学的方法从实践中构建理论、完善理论，用理论去解释、指导纷繁复杂的管理实践。可以说，在对待实践的态度上双方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管理科学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呢？ 陈春花和吕力（2017）认为，二者的目标、研究重点、表达方式和检验标准不同是导致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说：学术研究的目标是从现象中抽象概念、提炼规律，重在理论创新，有其独特的范式，检验的标准是公認的期刊、奖项和高级别的科研项目等；实践追求的是希望的结果，并不会受方法的局限，重在现实有效性，实践话语要务实易懂，其检验标准是成效，并不太关心背后的机理。 尽管这些因素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但为了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缺口，还是有学者为我们作出了示范。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管理学鼻祖德鲁克关于“知识社会”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通过对大量日本企业实践的观察和思考研究，提出了“知识创造”的观点，揭示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4个转换的螺旋模式，构建了一套企业全员、系统创造知识的理论体系，涵盖方法、模式、结构、流程，提出了企业实践的指导原则，这套体系获得了业界与学界的一致认同。作为管理学研究者，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用优秀的理论创新成果拉近与实践的距离，赢得实践的信任。 二、用理论创新赢得实践的信任 近年来，管理学的理论创新步伐有所延缓，与业界日新月异的实践之间的差距感越来越大，业界对学界价值的认同危机已经出现。我们在教科书中看到的依然是诞生于20世纪的那些经典管理理论，业界对于新时代背景下用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渴望，似乎并没有激发起学者们的浓厚兴趣，他们大多还在做着对经典理论模型的修补、对新情境下模型的验证、为已有模型增添要素等延续性的工作。 Sandberg和Tsoukas（2011）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提出的理论无法引起从业者的共鸣，那么，是否该反思一下我们的理论及这些理论提出方式的合理性？那些被我们的理论所忽视，却由身处鲜活世界的业界人士所体验着的又是什么？组织和管理理论应如何发展以更好地反映从业者的行为方式并指导实践？ 比如，国外学者曾提出过“内部品牌建设”“品牌内部营销”等概念，但许多服务企业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其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员工对品牌的感知难以转化为行动，组织内部也缺乏对品牌的有效支撑要素，而服务的特殊性又决定了服务品牌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组织和员工的作用，那么，本是面向外部消费者的服务品牌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机制“内化”？员工和组织在品牌内化的过程中分别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通过品牌内化增强服务品牌对外部消费者的价值？ 再如，服务企业大都希望以卓越服务为顾客创造更大的价值，然而既有的关于卓越服务的研究成果并不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性，研究的发现与现实的观察存在明显的差距。服务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较好地描述企业追求卓越的定位、路径、模式与策略。是否存在这样的理论？如果我们把全部的服务抽象地想象成具有两个端的频谱，那么其端点的特征是什么？企业在不同定位下提升服务质量的努力，应当采取哪些更有针对性的行动，实施哪些策略？ 带着这些来自业界的真实问题，从2004年到2014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对国内保险、银行、广告、酒店、旅行社等行业的多家优质服务企业进行了持续跟踪研究，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对服务业满意度、服务质量、顾客价值等概念和相关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跟踪企业的实践给了我们研究的灵感，让我们把这些实践问题转变成研究命题。在近10年的时间里，研究团队的8位博士生接续工作，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完成了“服务品牌内化”和“精益服务”这两大概念体系的创新研究，取得了学界和业界的认可。 在陈晔（2011）、邱玮（2012）等人的基础上，张辉（2017）将服务品牌内化定义为：一线服务员工因组织环境的熏陶、品牌传导者的感召和参与品牌活动，不断将服务品牌识别融入自我的品牌意识中，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品牌信念，并透过自己的行为，将服务品牌对顾客的隐含的和明确的品牌承诺转变为品牌现实。服务品牌内化就是客体转化到主体的过程，它表现为一个多层次的过程，最终结果不仅仅是促成员工“内在精神结构”的变化，而且要使其表现出特定的品牌行为。 白长虹和李中（2012）、王潇（2013、2015）、邢博（2014）等人发现，服务存在标准化与精益化的两端，精益服务就是在服务生产力的制约下，将服务的标准化与精益化程度保持在一个最佳比例范围内，实现顾客价值的服务。精益服务由隐私性、响应性、移情性、舒适性和心理质量5个维度构成，服务企业的精益化程度来自客户的需求，企业应当为顾客主导的个性化需求预留资源空间，突出对内部员工和顾客的情感价值导向，努力实现在高度交互中的良好顾客体验。 服务品牌内化和精益服务研究团队顺利完成了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著作。2016年，精益服务研究团队还受国内某大型移动通讯企业委托，把研究成果应用于企业一线话务服务人员的服务升级工程中，较好地解决了服务价值感低、用户与企业关系质量不高等问题，并为企业提供了包含客户精益化需求监测、员工培训、监督管理、精益服务表现测评在内的一体化管理工具，获得企业的高度评价。 三、为旅游实践提供科学理论的支撑 旅游业作为当今最富活力的产业，实践发展日新月异，新问题也层出不穷，对理论的需求十分迫切。很长一段时间来，对于旅游学科是否有独有的理论，有很多学者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旅游研究有概念但都不独属于旅游学科，旅游概念之间不具有逻辑性；旅游研究没有提供一种解释世界的独特的方法，旅游没有自己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旅游只负责提出现实问题，问题的解决却依赖其他学科；旅游还嵌入在众多不可通约的学科研究中，不能建立独属于旅游的学科模型，只能成为其他学科的研究话题（Tribe，1997）。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旅游有自己的独特概念，虽然有时候会被归类于其他学科，但是这些概念在其他领域里也是指向旅游（Leiper.2000）；旅游知识松散而独立，但是确实存在（Coles，2006）；旅游的复杂现象不能准确地用任何一个已有学科所解释（Echtner，1997），因此更需要理论体系创新。 比如，红色旅游的问题。它包含了坚守红色和旅游载体这两个根本含义，但是单纯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旅游管理学科的理论，无法对其进行科学的阐释，如何兼顾“红色”与“旅游”两个方面，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也是研究与实践的难点。赵晟楠（2015）的研究对红色旅游中的政府、导游、游客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过程进行了阐释，分析了三个主体在“红色”社会意涵建构过程中的行为、角色和机制，为我们揭示了红色旅游活动的内在规律，具有鲜明的理论原创性。中国与外国在弘扬国家精神、塑造民族意识、传承革命历史遗产、开展公民教育等方面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不能因为国外没有“红色旅游”这个概念，甚至以制度与文化差异等理由，就否定红色旅游的研究意义。 又如，旅游与减贫的问题。如果研究者仅从旅游管理的视角出发，很难系统地理解旅游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减贫机制、过程与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互动。Spenceley和Meyer（2012）认为，人们应该将旅游视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突破那种单纯发展经济的狭隘视角，才能更有效地将旅游发展与地区发展结合在一起，为此，他们提出了旅游与减贫研究要关注的四个重点问题，即组织机构扮演的角色、如何管理和保护地方生态环境、如何评估旅游影响、价值链的构成及其所产生的联动效应，初步形成了跨学科视角下的旅游促进减贫的相关理论体系。 再如，全域旅游的问题。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全域旅游研讨会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指出，全域旅游发展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进发出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相较于红红火火的实践，全域旅游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很多研究还停留于对全域旅游名词的望文生义解释层面。他呼吁学界不仅仅是作好政策层面的解读，应该更多地到全域旅游实践的第一线深入调研，总结全域旅游的发展规律，推出更多优秀理论研究成果，从而更好地指导全域旅游发展。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社会上存在着多种对全域旅游的错误认识，全域旅游似乎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而这样反而让实践者无从下手。石培华（2016）认为，全域旅游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包括：全域旅游的内涵本质特征、全域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分类与发展模式、全域旅游相关的改革创新和现代治理模式、全域旅游的演进规律和发展方向等，回答好这些问题对全域旅游实践至关重要。 （第一作者系该院讲师，第二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17-11-07） 理论一实践一再理论一再实践 保继刚（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珠海519082） 很多研究领域都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旅游研究更是如此。Leiper的旅游系统模型、Butler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甚至原真性（authenticity）、旅游凝视（tourist gaze）这样的概念也大都有实践的基础。 中国旅游研究者可能是当今世界實践机会最多的研究者群体，因为我们的专业化分工还不是很分明，大学教师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服务工作，这有利于中国学者了解旅游发展的真实状况，从中提炼的学术问题更加有针对性。 我从硕士论文起开始涉及旅游研究，做了四个方面的内容：旅游资源（地）的定量评价、旅游者的空间选择行为研究、旅游环境容量、引力模型在游客预测中的应用等。硕士毕业后，1987年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云南和贵州的旅游资源考察，在具体的工作中才发现，原来在书斋里用科学主义方法构建出来的旅游资源评价模型在实际中很难用于指导开发。比如在云南，离我们熟知的石林7千米左右的地方开发了另一个石林——乃古石林，用我们的旅游资源（地）模型评价，乃古石林的得分比熟知的石林差不了多少，但是开发之后，乃古石林的游客量不到熟知的石林的5%。从而我意识到，原来做的旅游资源（地）评价模型尽管考虑了开发条件，但是没有考虑旅游地的聚集竞争，离实用比较远，而要考虑聚集竞争，现实情况太复杂，难以抽象出比较简单的模型。这也就是我没有再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原因。 参加工作9年并博士毕业后有机会到加拿大和美国访学。去访学之前，做的工作主要是开发规律的研究，如名山旅游开发的空间竞争、沙滩旅游开发的空间竞争、喀斯特溶洞的旅游开发规律研究、不同旅游目的地类型的旅游地生命周期规律研究、主题公园布局的影响因素研究等。访学期间，接触到了社区旅游、城市旅游等新的理论成果。可以说，访学的一年半是一次再理论的过程。 1997年回国后，正赶上中国旅游开发的一个黄金时期。我有机会主持了桂林、苏州、黄山、西双版纳、张家界、喀纳斯、香格里拉等著名旅游地的旅游发展规划。社区旅游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研究就是在规划中发现的学术问题。1998年考察桂林龙胜梯田，发现地方政府在开发梯田旅游的过程中，基本没有考虑农民的旅游收益。直觉告诉我，作为梯田这样的文化景观，是当地农民祖祖辈辈辛劳开垦种植水稻的结果，在没有旅游开发之前，梯田仅仅是一个水稻的生产空间，除了收获稻谷，没有其他价值。但当梯田成为一种旅游吸引物开发旅游后，梯田这种文化景观尽管没有发生改变，但具有了另外的价值。如果农民得不到利益，一定不会合作甚至起来抵制旅游活动的。因此，带着研究生开始了系列的社区旅游研究（社区参与、中西方社区旅游差异、社区增权、制度增权、旅游吸引物权）；2000年考察苏州周庄时，发现整个周庄都是商铺，已没有水乡的味道，觉得过度商业化了，后来发现云南丽江也是这样，因此提出了“在缺乏有预见性的外力干预下，随着旅游的发展，历史城（村）镇的旅游商业化不可避免吗”的学术问题。后来考察了安徽西递之后，又提出了“有预见性的干预可以使历史城（村）镇的旅游商业化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内”的学术问题，前后10年完成了这两个问题的研究。 理论一实践一再理论一再实践，不断的循环，不断的提高，理论和实践两者都十分重要。 1997年回国到现在20年，有幸经历了中国旅游高速发展的时代，看来又需要“闭关”做理论提升了。 （作者系该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收稿日期：2017-11-07） 旅游研究的理论家、工程师和缝补匠陈海波（湖南城市学院管理学院，湖南益阳413000） 1899年，意大利政府统计局的官员L.Bodio发表的《在意大利的外国人的移动及其消费的金钱》一文，据说是可见到的最早的从学术角度研究旅游现象的文献。从这时算起，国外的旅游研究已有逾百年的历史。1978年全面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新局面，伴随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旅游研究也走过了40年。取两个时段的并集，旅游研究的历史说长也不长，但说短也不短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适时地对旅游研究进行反思，总结得失、确定方位并明确方向，是必要且有重大意义的。当然，这个反思工作远非一人一文所能胜任，小文以管窥豹，权当抛砖引玉。 如果大致概括一下当前旅游研究的面貌，可以说是“西风正劲”和“高朋满座”。前一句说的中西差异：诚然，西方成熟且自成体系的研究规范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深入、细致，形成了巨量的知识累积。2000年前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也开始在中国兴盛起来。时至今日，依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不必讳言，国外旅游学者的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我国旅游研究在视野、深度和规范性上都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关于中国旅游现象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主流期刊上，这些都是西方风来的可喜结果。后一句说的是中西共通：高朋满座，指的是国内外都存在着大量相关学科介入旅游研究的热闹景象。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历史学、文化学、美学、伦理学等都是熟悉的身影。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旅游在全球的迅速发展，学术界也出现了“旅游学”这一新术语。按照显见的逻辑，旅游学当仁不让是旅游园地的主人或召集人。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旅游学仍未成为学科阵营中的一支奇兵。它自身饱受研究理论薄弱和概念体系模糊的困扰，对旅游现象缺乏独树一帜、不可替代且逻辑自洽的解释，总是含羞带怯地不敢响亮发声，高谈阔论都是宾朋的。这种“喧宾夺主”的景象在中西学界有着不同的反应。西方学术界没有自觉紧迫的学科区分度意识，通用的学术规范让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可以凭借自身兴趣徜徉于某一问题域，学术沟通与交流也顺畅无碍，不少学者认为旅游是一个各学科都可以研究的共同领域。相比于国外学者的云淡风轻，国内学界尤其是T-genemtion一代则明显焦虑得多。保继刚教授指出，第一代旅游研究者都是從其他学科跨过来研究旅游，“支撑腿在母学科，前进腿在旅游”，家底殷实的“娘家”让他们训练有素、进退从容。相形之下，无险可守、快被“打到没有退路”（谢彦君教授语）的纯旅游人在凄惶中盼望有个家的朴素愿望，不得不说带着几分悲壮的色彩。撇开感情的因素不谈，必须承认，学科地位的获得不是靠奔走诉求或化缘就能实现。有为才有位，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全体自我认同的旅游学人不可不弘毅，确实任重而道远。 英国学者培根曾用蚂蚁、蜘蛛和蜜蜂生动地比拟了不同方法论范式的特征。借鉴其思路，本文认为几乎所有学科的研究活动中都存在三种个性鲜明的类别，分别是理论家、工程师和缝补匠。理论家并非是熟知许多理论或能够准确运用理论观点的人，也不只是发现或者提出重大理论的人。应该说，理论家是一种人格化的态度，或者说是态度化的人格：他没有自己的专属领地抑或私享乐园，总是坚持长期的、首尾一贯的理性，倾向运用尺度缩放的方式理智地看待、不留情面地批判以及理想地和终极性地引导着现实。如果说他是照外不照内的“电筒人”，那是一种误解，理论家对自身前提条件的批判和扬弃更是决绝和驰而不息。工程师是相对工程（项目）而言的。一般意义上，工程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现实需要而专门预算、有意构建的设施，其显著特点是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控制性和成效性的“五位一体”。建设之前，工程师会对工程进行严格的理论论证、周密详尽的流程设计，在具体施工过程中通常还会针对遇到的难题召开“诸葛会”，广泛吸纳有益的意见，并高效进行验证，创新和实际工作常常同步完成；同时，工程师还具有极强的执行力和“不破楼兰”绝不班师的气概。缝补匠给人的印象是心灵手巧且节约持家，他不仅会储备一些全新的零部件，也会抱着珍惜或“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的心态收集一些替换旧件或边角余料，细节不相容、有破损或瑕疵的物料经其手一过，往往又延续了生命甚至焕发出新意。如果说理论家和工程师是致宏大久远，那么缝补匠就是尽精微细密了。必须要指出的是，理论家、工程师和缝补匠这三个名头本身没有高下之分，尽管字面上看起来并非人人都能乐于接受。事实上，他们更像三种角色、工作状态或学术气质而非三种固有身份，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者应该能够自如地进行切换。 旅游研究的范围是宽泛开放的，涉足者们各行其是、各取所需的状态也许并不十分违和。但是，围绕“旅游成学”的那一部分研究如果不成曲调，就说不过去了。当前不少的旅游研究成果仍然满足于對其他学科概念不予追溯、不加批判地挪用、移植或采借，抑或进行简单的理论“挂靠”和做“应用题”，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当然，也有步子迈得更大的，那就是对理论和概念的脉络避而不谈，主动定位意识淡薄，简单罗列既有观点后就自行界定或另造新名词，也无特别的说明。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做法不仅阻碍了工作的有效接续，也使得一些本可以成为知识的认识变成了“意见”。表现为概念之间计量关系的机理研究由于理论思辨不充分或仅仅满足于用文献启发假设，使得概念之间的关系灵活得有如多边形，无法成为机械性、稳定性强的“铁三角”。有时候观念上还存在误区，对旅游学要不要理论、有没有理论的回答不够坚定，或者在潜意识里认为“旅游基础理论=xx学者（的事）或等价于一个个具体的理论”。毋庸置疑，旅游成学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好事，它将带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新方式。我们宁愿相信当前的种种问题皆是前进路上矛盾关系“穷形尽相”的阶段性表象，是一种“为了上升的下降”。因此，在保持信念和定力的同时，更需“撸起袖子加油干”，这也呼唤更多的理论家、工程师和缝补匠参与进来。客观上看，这三种角色、工作状态或学术气质是相互交织且彼此补足的，形成六个组合：理论工程师、理论缝补匠、工程理论家、工程缝补匠、缝补理论家、缝补工程师。理论工程师聚焦理论大厦的设计、建造；理论缝补匠对理论与外部环境、理论内部逻辑、理论与理论关系进行精细调校；工程理论家侧重于理论工程的论证和监理；工程缝补匠专注于工程的细节进行完善或创意；缝补理论家对细节擅长对缝补实践进行归纳、提炼和向理论升华；缝补工程师则是在宏观上统筹、指导各个细节的协同。通常，一个成熟的学科所拥有的研究力量是流派特色鲜明、人才队伍结构合理、理论概念体系比较完善、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有章可循，后三个组合的比重相对较大。旅游学科目前尚未成型，对前三个组合即理论工程师、理论缝补匠和工程理论家的需求更为迫切。为了改变当前的散、弱、小以及“草鞋没样，边打边像”的研究局面，缩短实践探索的时间和减轻过程中的“阵痛”等代价，正面回应当前旅游实践和旅游高等教育的严重关切，必须将重大理论工程建设作为破解当前困境的总抓手，先立梁柱，再追求内容和细节的填充。通过招标、打擂的形式持续推进重大理论工程建设，破题的关键就是要贴切描述旅游活动的本质特征（类似于描述性分析），本着“白描”、宁少勿多的原则精选表现力、贴合度强的概念，力求还原事物本来面貌，如对旅游与旅行、访客与游客、非惯常环境和异地、闲暇时间和空闲时间（自由时间/可自由支配时间）、移动和流动、移位与位移、体验与生活方式、复原与复位、愉悦与畅爽等相近概念进行咬文嚼字般的甄别，通过这种方式规范认识、纠正“发音”、清理命题。然后，深挖概念的内涵，理出概念群的生发线索，厘清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隶属、并列及包含等关系，为节点打磨裁剪合适的概念，为概念寻找合适的位点，力争形成概念的“网梯”和内生性理论。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演化”与“发展”，都必须（和只能）是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中获得与实现。概而言之，推进理论工程的建设是一条主动作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进路，它有利于将研究锐度和优势明显的力量整合起来，集中开展平台协作，既有人埋头拉车，也有人抬头看路，还有人瞭望预警。与此同时，重大工程引发的蜂聚和引流效应，不仅有利于既有成果迅速入列就位，还能更大程度地汇集学科内外的智慧，从而加快旅游学科大厦构建的进度。 （作者系该院讲师；收稿日期：2017-11-07） 从知识创新与传播的视角透视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耿松涛（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作为大学本科专业被正式纳入教育部的大学专业目录，是在2012年，若从此时算起，它是一个仅仅只有5年历史的新专业。从知识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它无疑也是一个新兴的知识领域和教育项目，其地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旅游管理。在中国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大背景、大格局之下，由于会展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巨大的会展人才和会展智力缺口，于是，从知识或理论积累的角度来反思会展教育与科学研究的使命，就更加显得紧迫，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不容否认，各级各类教育所依赖的知识来源是长期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成果的积累来自科学界对相关现象的长期关注与持续探索。而作为知识传播主要阵地的大学教育，同时还肩负着知识创新的使命。可是，仅有20余年蓬勃发展史的中国会展业，怎么可能期待有成体系的可供传播的理论知识供大学吸纳和传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会展经济与管理这一教育领域中出现的知识传播效率和效果的问题，就比与其比肩而行的酒店管理、令其望之项背的旅游管理更加严峻，更不用说与那些传统的成熟学科相比了。 在笔者看来，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大学本科教育所面临的知识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知识来源问题。按照孔德对知识的分类框架，知识可以划分为三类，也有三种来源：信仰的知识，来源于宗教传播；思辨的知识，来源于哲学探究；经验的知识，来源于科学探索。所有这些知识，其主要的存在形态主要是本体论的，但也会延展至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就会展经济与管理这一知识领域来说，当然不会涉及信仰类的知识，但如果它也几乎与哲学思辨无关、与科学探索关联有限，仅仅停留在对策或咨询水平，那么，对策与咨询的知识依据问题就显然不可回避地暴露出来了。在国内最重要的会展经济与管理的教育阵营，一些身在会展专业的学者，已然投身于哲学问题的探讨，从而呈现了一种良好的知识探索方向。然而，从探讨的论题以及研究成果的知识类属的性质来看，这种转向似乎有“遗弃”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而他投纯哲学探索的意味。由此看来，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三个知识来源，可以说基本与其中的两个无缘。那么，似乎唯有科学探索算得上是会展经济与管理知识领域的主要来源了。然而，纵观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有关会展经济与管理的科学探索，大多在核心领域的外围打转，还根本没有进入会展经济与管理的核心知识领域。其表现不仅在于，这一领域的诸多核心范畴缺乏理论深度，甚至连一些常识性的概念的边界乃至内涵，人们还都很难形成最基本的共识。说这一领域缺乏基本的理论范畴，其表征是，这个知识领域里几乎看不到有依附于理论的概念，仅有一些属于日常用语的名词供学术同行去争论，诸如将会议（meeting）、奖励旅游（incentive travel）、大会（convention）、展览（exhibition）合称为MICE的适当与否；或者在奖励旅游、各类会议、展览会、博览会、交易会、招商会、庆典活动、奖励表彰会、节庆活动、文化活动、科技活动、体育赛事等多种现象中进行推敲和讨论，而相应的学术活动也在这一路线上展开。这种研究取向限制了会展经济与管理这一知识领域的境界与层次，同时也使得在这一领域从事对策研究、咨询策划尤其是大学教育活动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如此，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关会展经济与管理领域的知识，其遭遇也基本类同。但西方大学教育由于教育体制、教育资源、教学理念和教学手段等方面更具有主体性和自由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本专业知识来源贫乏的缺憾。中国的制度惰性则显然在放大这种缺憾，最终影响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其次，是知识存在形态问题。由于来源贫乏，自然会造成会展经济与管理领域的知识存量有限、形态单调而僵化，以及与相关学科的知识关联界限模糊的问题。這样的局面，导致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大学本科教育实践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知识创新方面，耕种了别人家的园田，荒了自家的地儿；在知识传播方面，披了邻居的衣装，露出的是自家的马脚。从事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时，只要是有一些理论探索成分的科学或实证研究，其成果不是归属于上位的旅游管理学科，便贡献于或近或远的其他学科。而在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和教学实施过程两个环节，都会出现严重的简单移植或大量覆盖很多其他专业尤其是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或授课内容的情况，这已经是本专业司空见惯的事了。这一状况的存在，一方面会因形成恶性循环而导致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知识的理论空洞化趋势的持续存在甚至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则严重影响会展经济与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层次的定位适当性。由于教育属于百年树人的大计问题，因此，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本科教育当前所面临的理论缺位问题，已经到了需要引起各方充分注意的时候了。 再次，是有关知识观和教育理念的问题。本科层次的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连带地，也包括旅游管理和酒店管理专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应用型”的知识领域。这种弥漫于整个旅游管理类各专业领域（当然其起源来自更为广阔的行政背景和社会认知）的知识观，在根本上切断了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理论自觉性。换言之，将会展经济与管理这一知识领域断定为“应用型”的知识领域，为直接的对策研究和咨询策划确立了合法性，为“教学型”大学的持续存在确立了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移借其他领域的知识（即理论）来加以直接的应用，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种情况可以比喻成，他山之石，不是可以用来攻玉，而是可以用来砌墙。不需要虑及知识创新，不致力于新知识的贡献，这一切都似乎自然而然，无可争议。换言之，把会展经济与管理界定为“应用型”专业，显然可能为相关利益者带来极大的好处。然而，问题来了。如果会展经济与管理这一现象并非独特的现象，如果会展经济与管理作为一个本科专业，其教育过程只要用足了经济学和管理学门类的知识（即理论），那么，会展经济与管理的相关实践领域，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招募一个由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毕业生组合的团队来完成其会展实践所需要的知识应用呢？如果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而且还是一个现实正在流行的方案），那么，会展经济与管理本科层次的教育，其合法性又何在呢？教育工作者的知识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工程的质量，更影响着人才工程的目标最终能否得以实现，因此，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最后，是知识的传播问题。从目前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知识的传播内容、形式和趋势来看，因本专业作为立本基础的知识建构还处于缺位状态，因此，会展知识的主体内容还缺乏核心统领，会展逐渐分化为会议、展览、奖励旅游等领域，而最能体现这种倾向的则是高职高专在这一教育层次的专业细分，其触角己及于“会展策划与管理”“展示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设计”“婚庆服务管理”“体育运营与管理”。在这种细分中，会展的专门化的“硬内容”或“硬知识”被分化到琐细的操作层面，而一些背景性、通识性知识则越来越被淡化，其结果是，被分化的知识不是游离在旅游专业的边缘，就是徘徊在酒店会议服务的门口，或者干脆跨越到知识领域基本属于工科、运动科学甚至计算机技术等领域。会展经济与管理正在以某种“会展+”的方式，与其他领域谋求渗透、交融和混合。这种态势既体现在教学过程、培养方案设计当中，也体现在会议论坛的话题组织和人员参与上。可以说，旅游管理专业借助于多年的学术探索以及2012年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的契机而努力摆脱的“庞杂”局面，如今正在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各类舞台上再度重演。如果会展现象能够像旅游现象一样具有其充分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或可期望未来30年会展专业会有旅游专业相类似的收获。但是，会展现象，它所涉及的知识，真的会构成一个独特的知识体吗？会展专业领域会形成一个边界相对清晰的知识共同体（学科）和学术共同体（学界）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会展学术界同仁做出更大的、持续不断的努力。 （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17-11-07） 科学的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关系——基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研究与成长的视角何建民（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上海200433） 目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对学科的分类，旅游研究归为旅游管理学科领域，旅游管理学科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管理学和经济学。因此，本文通过查阅和总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成长历程与成果、研究过程，来探索说明：（1）理论与实践概念的界定；（2）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本关系；（3）旅游理论研究者的成长与研究路径；（4）在科学的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一、理论与实践概念的界定 参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斯蒂格利茨，1997），本文对理论的界定是：理论包括一系列假设或假说和从这些假设中得出的结论。如果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必然导致应有的结果。因此，可以依据理论对事物发生变化的原因进行解释，对事物发展的趋势进行预测，对事物发展的过程进行控制。理论也可以表示为模型，即用文字或者方程式来描述事物的特性与关系。 参照《辞海》对实践的解释（辞海编辑委员会，2009），本文将实践界定为：实践是人类有目的的一切行为，具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特点，是人们探索、适应、影响和改造现实世界的一切感性物质活动，具有客观性、能动性、社会历史性。人类的全部历史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构成的。 二、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本关系 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本关系适用于科学的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本关系。要全面认识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本关系，需要分析与回答下面三个问题：（1）科学的理论研究的特点；（2）科学的理论研究的目的；（3）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本关系。 1.科学的理论研究的特点 科学的理论是以系统的实证性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有组织的知识。系统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就是指科学的研究方法，它一般由下列研究步骤与方法组成： （1）建立假设。科学的理论研究，都必须先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待解答的问题。假设就是指对需要解答的问题所提出的尝试性答案，它可以来自研究者的观察、猜想，来自以往研究的启示，或者来自某一理论的推理。 （2）进行资料搜集及研究的设计与资料搜集工作。建立假设以后，就需要搜集相关的实证性资料，来验证假设的真伪，同时，也需要先进行有关如何搜集资料及开展研究工作的设计。 （3）分析资料与运用适当的统计方法。为了使得所搜集到的资料分类化、系统化、简要化，分析资料时经常需要采用适当的统计方法。其目的是：掌握样本特征，样本分布情况，检验事物之间关系的有或无及其关联程度，便于得出研究结论。 （4）得出研究结论。科学的理论研究的最后一步就是要运用证据资料，得出研究结论，即对事物本身的特征或对事物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判定，也就是对最初建立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科学的理论研究者一般会根据验证假设所获得的结果，得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机理或规律，并明确其适用范围。 （5）分别与结合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上述各个步骤运用的研究方法，可以简要概括为归纳法与演绎法两种。归纳法是指先观察、搜集与记录若干个别事例，探求其共同特征或特征间关系，从而将所获得的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未经观察的类似事例，从而获得一种机理或规律的方法。演绎法正好相反，以一项已经验证过的通则性机理、规律或大前提开始，依据逻辑推论的法则如三段论法，获得一项个别性的陈述即符合大前提因而具有大前提所揭示的事物特性或关系的方法。 在上述研究的各个步骤中，建立假设经常运用演绎法。另外，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及得出结论三个步骤，主要运用归纳法。用归纳法获得的结论，可以用来建立新的理论，或修正原先所依据的理论。由于归纳法最能代表研究的特点，又具有实证性质，因此，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是一种实证性的方法。 2.科学的理论研究的目的 科学的理论研究有多种目的，最重要的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目的是描绘出事物的实际状况，解释事物变化的影响因素或规律。 第二种目的是对事物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预测。解释是对事物已经发生状况的说明，预测则是依据科学理论所揭示的机理或规律，对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预测有些是实用性的，有些是研究性的。前者可以作为实际行动的依据，后者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假设。同一种科学理论，不僅有解释功能，而且也有预测功能。 第三种目的是控制。控制是指依据科学理论所揭示的影响事物发展变化因素之间的机理，通过操纵影响某一事物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或条件，以使该事物出现预期的变化结果。 能正确解释、预测与控制事物变化所需要的科学理论，涉及的往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影响事物变化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为了达到解释、预测与控制事物变化的目的，科学的理论研究必须以对影响事物变化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与发现作为其主要工作。同时，也要注意研究这种关系的适用范围与条件。 3.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本关系 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本关系可概括为：实践是科学的理论研究的起点，与科学理论的产生过程相伴，是科学的理论研究的归宿；科学的理论是实践的指路明灯，但实践比科学理论更复杂、涉及的影响因素更多，需要创造性地运用与不断丰富科学的理论。 实践是科学的理论研究的起点，主要是指研究假设的提出，是源于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的需要。由于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研究的假设或问题，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由于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不同，因此，研究解决不同问题的理论成果的重要性与影响力也是不同的。 实践与科学的理论的产生过程相伴，主要是指研究假设需要由历史性的实践资料与现实性的实践经验来验证。当然，科学的理论研究者也可以采用各种实验方式来验证，但各种实验方式本质上都是对社会实践场景的摸拟。 实践是科学的理论研究的归宿，主要是指通过科学的理论研究，发现能正确解释事物变化的规律，据此预测事物变化趋势和控制事物变化因素以达到预期的变化结果，即更好地指导实践。 科学的理论是实践的指路明灯，因为科学的理论能解释、预测与控制事物的变化，为实践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实践比科学理论更复杂、涉及的影响因素更多。这是因为，科学的理论研究假设，为了简化往往只研究关键因素之间的关系，仅反映一类事物的共性特点，但是，任何实践除了关键因素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特别是不确定因素，另外，还具有特定时间、空间、人物、约束条件等自身的特点，因此，在实践时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并不断丰富科学的理论。理论研究者如学者与实践者如企业家具有不同的特点，客观上也反映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不同要求（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1998）。 三、旅游理论研究者的成长路径与研究方式 1.旅游理论研究者的成长路径 本文通过分析与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成长路径，来说明对旅游理论研究者成长的启示。 1901年根据诺贝尔遗嘱设立的奖项有：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奖等五类。诺贝尔希望这些奖项的设立能够奖励那些在这些领域做出特殊贡献的学者。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奖励是针对重大的“发现”“发明”和“改进”的。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建行300周年庆典上又设立了一项新奖：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伯恩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项的评定按照原诺贝尔奖的颁奖标准执行。 通过查阅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23位经济学者职业生涯的自传（罗格·斯宾塞，大卫·麦克弗森，2017），发现他们成长路径的下列共同特点为旅游理论研究者的成长提供了可贵的启示：（1）他们自幼热爱学习，受过良好的教育，成绩优秀；（2）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具有强烈的兴趣；（3）他们将研究成果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作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动力；（4）他们注意打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础；（5）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包括社会考察，参加对政府委托项目的研究，参加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的实际工作，深入了解与自己研究相关的国内外的社会实际情况；（6）他们喜欢长期追踪研究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7）他们与具有权威影响的大学研究院、教授、政府研究部门、学术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形成了学术共同体；（8）他们都认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里，他们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由许多机会巧合在一起的结果；（9）他们喜欢讨论、讲学、撰写论文、出版著作，以及为报刊撰写专栏文章；（10）他们也享受多姿多彩的高品质生活。 2.旅游理论研究者的研究方式 通过查阅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23位经济学者职业生涯的自传，发现他们研究方式的下列共同特点，也为旅游理论研究者的研究方式提供了可贵的启示：（1）关心历史与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2）寻找与运用相关的综合性理论，提出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研究假设；（3）运用适当的方法，特别是统计方法，搜集与分析资料，进行验证；（4）得出研究结论；（5）用发表论文、进行教学与演讲、出版专著、进行项目研究和咨询方式，甚至直接参加政府部门或企业的实践工作，来传播与运用所发现的理论；（6）构建的理论得到国内外社会的高度认可。 四、在科学的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笔者通过长期观察与研究发现，我国目前在科学的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关系方面存在下列问题：（1）一些旅游理论研究者缺乏对相关实践领域与理论、方法方面全面、系统和深入的了解；（2）研究工作往往以单纯的论文发表为导向，而不是以通过研究发现真理与传播真理为导向；（3）不少论文的研究成果缺乏发现真理、帮助解决实践问题的积极作用。 解决上述存在问题的建议主要有：（1）要认识科学的理论研究的特点，参考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的研究方式，完善旅游理论的研究方式；（2）参考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的成长路径，完善旅游理论研究者的成长路径，使得旅游理论研究者能打好从事科学的旅游理论研究的扎实基础。 （作者系该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17-09-16） 旅游行为：有限理性与空间转换 李志飞（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62） 理论（theory）一词源出于希腊文（theoria），本义是：看、观察、反思。在希腊人的理解中，看是人的本性，因此人都有理论或形而上学倾向（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说法，看是理论构建的第一阶段，人人都生活在实践中，人人都在看，但不是人人都能看出门道，看出问题，看出规律；这就需要观察，观察是理论构建的第二阶段，科学研究始于观察。观察和看的最大区别在于问题意识，观察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引出问题，探寻规律。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能够赢得学界和实业界共同推崇的秘诀在于善于观察，这从他的代表作之一《旁观者》中可见端倪，他的这种旁观者姿态，为我们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然而，理論的构建最终是要在反思中完成，反思是对事实的抽离，是逻辑上的论证。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按照亚历山大的说法，“所谓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理论需要逻辑上的论证，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然而，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理论中的一些最关键的假设可能是非事实性的，也就是无法通过经验事实来证实或证伪，例如康德的先天范畴，例如人的行为是理性的。 对行为理性提出挑战的是赫伯特·西蒙，他提出了“有限理性学说”，并因此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认为，长期以来，在关于人类行为的理性方面存在着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由弗洛伊德开始的，就是试图把所有人类的认知活动都归因于情感的支配。对此，西蒙提出了批评。他强调，组织成员的行为如果不是完全理智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理性的，情感的作用并不支配人的全部。另一个极端是，经济学家的经济人假设，赋予了人类无所不知的理性。在经济人的观察角度下，似乎人类能够拥有完整、一致的偏好体系，让他始终可以在各种备选方案之中进行选择；他始终十分清楚到底有哪些备选方案；为了确定最优备选方案，他可以进行无限复杂的运算。对此，西蒙也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单一个体的行为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的高度，因为他必须考虑的备选方案的数量太大，评价备选方案所需要的信息太多。事实上，现实中的任何人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也不可能先知先觉，决策者只能通过分析研究，预测结果，因此决策者也只能在考虑风险和收益等因素的情况下做出自己较为满意的抉择。所以西蒙认为，人类行为是有限理性的。 从有限理性出发，西蒙提出了满意决策的概念。从逻辑上讲，完全理性会导致人们寻求最优决策，有限理性则导致人们寻求满意决策。以往的人们研究决策，总是立足于最优决策，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最优决策是成立的。然而在现实中，或者是受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的限制，或者是最优选择的信息条件不可能得到满足，或者是在无限接近最优的过程中极大地增加决策成本而得不偿失，最优决策是难以实现的。因而，西蒙提出用满意决策代替最优决策。所谓满意，是指决策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可：一是有相应的最低满意标准，二是决策选择能够超过最低满意标准。 旅游是对理性世界的一种出离，因此用理性行为的准则恐难很好地研究和解释旅游行为，并对实践作出回应，有限理性学说为旅游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和基本框架。由于是对理性世界的出离，旅游行为的有限理性程度显得更低。比如旅游购物行为，研究表明旅游者在旅游地比在常居地有着更强的冲动购买行为。比如旅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对产品的满意程度只能通过现场体验才能感知到，旅游的最优决策更是无法达成。因此，虽然我们会理性地计划我们的旅程，在出发前制定攻略，做出旅游目的地、旅游交通、旅游住宿甚至餐饮的选择，但其实一切的精心计算，终不敌旅途中计划外的冲动购买、街边美食的随缘邂逅以及路上美景的意外发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像是一个随机的非理性决策。 旅游行为的研究，要想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更好地构建理论和指导实践，应该遵循亚里斯多德“看-观察-反思”的方法论，以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作为基本框架和思想基础，同时牢牢抓住旅游行为的独特性。旅游最显著的特点是人要在空间上发生短暂移动。与其他所有学科不同的是，我们所研究的旅游现象、旅游行为都是发生在异地而非常居地的，相对于常居地而言，旅游者在异地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如果经济学是围绕稀缺展开研究，管理学围绕资源配置展开研究，地理学围绕空间展开研究从而建立自身的基础理论体系，那么旅游学就应该围绕异地性这个理论原点展开研究来构建自身的基础理论体系。 鉴于旅游行为的独特性，旅游行为的研究应该交叉两个理论平台：消费者行为学和行为地理学。消费者行为学（consumerbehavior）是研究消费者在获取、使用、消费和处置产品和服务过程中所发生的心理活动特征和行为规律的科学。（《消费者行为学》，迈克尔·R·所罗门）“决策过程论”把消费者行为定义为消费者购买、消费和处置的决策过程。“体验论”认为消费者行为是消费者的体验过程，往往是一种感性的行为——消费者是在体验中购买、在体验中消费、在体验中处置。“刺激一反应论”认为消费者行为是消费者对刺激的反应，从消费者与刺激的关系中去研究消费者行为。“平衡协调论”认为消费者行为是消费者与营销者之间的交换互动行为，是双方均衡的结果。从消费者角度，旅游消费者行为可以用消费者行为学的一般理论进行解释，但这忽视了旅游行为的最大关键点和特殊性一“异地性”。普通的消费者行为学研究是不讨论“空间”概念的，不讨论空间转换对行为的影响，而这恰恰是旅游行为的独特之处。对远方的追求，其实是对空间转换的追求。在时空组成的二维世界里，时间是我们无法选择的，我们不能回到过去，看见历史，我们能做的是对空间的追求与选择，在空间中触摸时间的流痕。行为地理学（behavioral geography）是研究人类不同类群在不同地理环境下的行为类型和决策行为及其形成因素（包括地理因素、心理因素）的科学。（陈传康《感应和行为地理学》）传统理论中假设所有个人的行为特征是相同的，所有个人对空间的理解也是相同的，所以行为结果仅取决于区位机会。从196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研究打破了这种简单假设，认为行为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区位机会而且取决于个人对空间的认知。旅游行为在这里就表现为空间对人的影响和人对空间的感知。旅游者二元行为理论就是交叉消费者行为学和行为地理学，试图探讨空间转换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探讨旅游者在常居地一旅游地二元空间情境下的行为变化。旅游者二元行为理论认为，至少有四个具有显著异地性特征的因素（文化差异、时间压力、重购成本、人际压力）影响了旅游者的行为，使其购买行为在空间转换中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二元空间转换下旅游者对同一要素的评估和选择偏好也可能会呈现不同。这对实践具有很大的启示，比如不同于常居地的消费者，对于旅游者，挖掘其家人和朋友的需求可能比挖掘其本人的需求更重要（这与人际压力有关），介绍商品的文化背景可能比介绍商品本身更重要（这与文化差异有关），有些商品原产地销售可能比在全国布店销售更好（这与重购成本有关）。空间转换下旅游者选择偏好的变化也会使旅游地呈现出生活世界（居民世界）和旅游世界（旅游者世界）分离的现实趋势。 （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收稿日期：2017-08-13） 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旅游：“地方”视角 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珠海519082） 关于旅游的本质，有着诸多讨论。为丰富和加深这一讨论，而今提出：旅游是一种社会形式。试图在里茨尔所提出的“虚无的全球化”（theGlobalization of Nothing，也译为虚无之物的全球化）理论框架之下，以旅游地视角为主，围绕一系列“地方”理论，展开分析。旨在寻求作为社会形式的旅游之丰富意涵，拓展其研究空间。 一、关于社会形式与地方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曾将社会形式对应为三种形式的发展，首先是源自自然占有即对物和人的权力占有、过渡到可交换的经济关系的商品占有、再过渡到共同占有。在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研究者更多的关注社会内容，对社会形式的研究却基本处于忽略状态。“从涂尔干、韦伯、帕森斯、英克尔斯、吉登斯、鲍曼等，都致力于社会事实、社会变迁、现代性、后现代性等具体‘内容的研究，社会形式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或许出于人们对形式、形式主义的误解，或许由于这类研究深奥难解，或许因为这样的探讨看似难以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和‘内容，社会形式的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则被严重地忽略了（张敦福，2006）。”而齐美尔算是一个例外，他的社会学为形式社会学，以社会形式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社会生活分为社会内容和社会形式。社会形式“是从众多个体和个体的互动中抽象出的区别各种行为的根本形式”。研究就是要从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中抽象出一般性的形式，这是社会互动过程的主要表现和呈现方式。齐美尔认为社会并非是一种具体的个人间的互动，而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互动。同时，他也认为形式和内容是有机统一而非割裂的。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对复杂的现代社会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张敦福教授发现因全球化浪潮下的消费主义日益扩张而导致消费的社会形式研究日益凸显，指出现代消费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形式。及此，社会形式作为分析工具，从宏观抽象的哲理探讨转向微观具体的消费实践研究。进一步延伸来看，旅游既是一种产品，又是一种服务，是非常独特又是非常复杂的一种现代消费，其有着一般社会形式的表征，也具有特殊社会形式的独特性。由此，旅游可以看作是社会形式的一种理想类型。 “地方”及其相关理论可以作为透视复杂的旅游社会形式的良好视角。地方（place）一词因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蕴意、交织的学术脉络与多元的隐喻功能，而成为地理学最耐人寻味的概念和理论视角。自20世纪70年代人本主义地理学质疑科学主义地理学并提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以来，由主观性意义重新认识地方就成为学界共识，地方性被认为是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创造出的意义，它既是地理现象的描述，也是人类情感与经验的抽象，因此，人本主义地理学更加重视地方性的主体性。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在于主体对地方的情感需要，正如段义孚《空间与地方》中所言，空间被赋予意义的过程就是空间变为地方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人与某个空间建立起来的联系使得人建立起“地方感”（senseofplace），地方需要主体用体验到的情感和情绪去感知，进而构成特定的“恋地情结”（tolpophilia）。西蒙用“地方芭蕾”（place ballets）来描述地方实际上也是强调人们具有长期内在延续性的“时空惯例”构成了与地方的某种联系，进而制造出地方感。地方不仅仅是人存在的地理空间，而且是具有特定意义和身份的。但在结构主义地理学者看来，界定地方性不需强调主体性，而在于不同地理单元本身的差异性。当一个地方与外界建立功能联系时，所具有的其他地方不具备的内在条件就构成了其地方性，与此同时，地方性还取决于其在区域整体格局中的位置，而与主体的情感认同和意识没有关系。结构主义的地方性形成机制强调网络中的节点的独特功能，节点空间因为有了不同于他者的功能而成为一个地方。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恩特里金的“地方间隙”（betweenness of place）、卡瑟尔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与“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梅西的“全球地方感”（globalsense of place）等概念均是这一学派的理论产物。 笔者认为，两种视角下的地方性不能完全割裂，地方性应当从主体情感和特色差异两个面向进行整合定义，一个地方的地方性既可以体现在具有主体意义上的情感认同与联系，也可以体现在与外界结构性联系方面具有功能物质上的差异，而前者与后者有时可以互为基础。因此，地方性不仅仅是多尺度的，同时又是具有主体性、独特性以及地域性多重属性的。 二、旅游：“实在”与“虚无”交织的社会形式 旅游现象作为具体社会事实的复杂性，意味着旅游这一特定的社会形式内部存在多元分化。借助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与“文化灾难”的命题，里茨尔提出虚无是一种社会形式，并具有不可避免性。不同于众多日常生活消费实践领域中“虚无”（nothing）这一社会形式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游客在异地消费实践过程中，“实在”（something）与“虚无”（nothing）这两种社会形式呈现出更为复杂而多元的交织状态。 当下消费领域呈现由实在转向虚无的结构性趋势，旅游消费领域也无可避免地出现了空洞形式逐渐取代实质内容的现象。随着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的演化，具有长期历史、文化、地理联系的实在之物逐渐消失，而具有标准化、高效率的空洞形式的虚无之物扩张。从“远在深山人未识”到大众游客、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等的大量涌入，旅游地在资本主义化的“逐利”邏辑和麦当劳化的合理性生产逻辑的推动之下，为迎合经济支付能力强、欣赏能力弱的大众游客，非地方性的虚无之物依托不断涌现的旅游小企业（尤其是外来且经济导向的）大量扩张，而地方性的实质内容在市场的选择机制之下逐渐被本地经营者放弃。同质化的旅游商品、标准化的接待设施、商品化的地方文化等，成为虚无这一社会形式在旅游消费领域最直观的反映。 但若把现代旅游简单等同于一般消费实践领域，无疑忽视了旅游这一社会形式的特殊性，以及隐藏在虚无之物扩张表象之下的“实在性”及“实在”和“虚无”的多重交织状态。笔者在长期追踪丽江古城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对古城内的酒吧、客栈以及餐馆这三种主要旅游业态进行深入考察，回顾这几年的研究所得，将旅游消费的客体放置于“实在”和“虚无”这一序列上进行解读，得到的其实是一个多变的位置组合。本是“舶来品”的酒吧，当它作为古城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的载体时，相对于古城旅游文化而言却是一种新的“实在之物”；本是外来旅游小企业主为经营主体的客栈却成长为扎根于古城文化传统中的古朴休闲文化和慢文化，体现出实在与虚无兼具的特性。在旅游这一非惯常的社会空间里，人、地方和空间的联系在被破坏和湮灭的同时，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再造，新的地方性得以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而“实在”和“虚无”这两种消费的社会形态在这一动态的演化过程中不断交织、混合，难以在给定的时空节点进行明确的区分和归类。 三、旅游中的“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 海曼于1994年提出“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概念。他在研究墨西哥有关地区的建筑时指出：外来的、标准化的建筑材料逐渐取代地产材料的过程标志着本土文化的流失，他用“去地方化”来指涉这种现象。海曼也注意到地方和世界贸易致使物质文化商品化。但所谓的“去地方化”指的是外来的东西洪水般地涌入地方的物质文化，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他认为，这种状况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在劳力薪酬、商业农业、侨汇等方面之直接影响的另一面。因此，他悲观地下此结论：消费的去地方化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可能有一种很强的，甚至是强制性的逻辑。去地方化的概念体现了人类学家对于地方性消弭的关注，与人文地理学中“无地方性”的概念指向相似。随后，英国人类学家托马斯·菲利普针对海曼的去地方化提出了“再地方化”（relocalization），他在对马达加斯加乡村的研究中发现，当地用于民居的主要建筑材料都不是地产的，有许多甚至是国际市场上的标准化产品。与海曼不同的是，他认为地方因此出现了通过消费外来材料的“再地方化”过程。他还发现，当地的再地方化在很大程度上还借助于外来人口：外来人口成为当地的建房工人，因此而成为当地再地方化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在托马斯看来，这种对外来建筑材料的消费过程同时也是另一种意义、功能和价值的生产过程。 再地方化是指外来的、标准化的产品或意识进入地方后融入本地的、地方化的产品或意识，从而仍然保持地方特色，符合当地文化原真性要求的过程和结果。去地方化则是指外来的、标准化的产品破坏、取代了本地的、地方化的产品或意识，从而失去地方性的过程和结果。有别于一般全球化，旅游所引发的“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则复杂得多。笔者曾就非旅游社区、适度旅游发展社区、过度旅游发展社区三类案例比较研究。发现：一方面，与一般的现代化力量导致地方缓慢“去地方化”所不同，旅游同时是目的地“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外部力量，因旅游发展的速度、力量等因素不同而产生差异，“再地方化”与“去地方化”相互交织于地方变迁之中。也即是说，旅游发展并不会完全破坏抹杀地方性。另一方面，旅游影响下的目的地“去地方化”或“非地方化”往往表现为一种变化的趋势，这种变化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从流变的地方性本身来看，地方应当是开放性、动态性和富有内部多样性的，地方和非地方都是动态的和变化着的过程。适度的旅游发展，反而带来更多的“再地方化”。这种变化并非仅仅是托马斯所指的借助外来人口的外来建筑材料的本地化，而是伴随当地文化要素、社区意识同时复兴的文化自觉。 总体而言，消费社会中的旅游消费，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形式。“地方”的多元理论视角，是透视其内涵的有效方式。“实在”与“虚无”的交织状态也正是旅游本质的反映。旅游，既是流动性和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又是对现代性的背离。作为前者的旅游，实际上无可避免地会被卷入全球资本生产体系，其中虚无之物的扩张是必然的过程；作为后者的旅游，游客对“真实性”的追求，无论是从客观主体还是建构主义抑或存在主义的立场出发，其核心都是对一种特色地方、个性人或确切时间等实在之物的追求，因此实在之物的延续和再造会不断发生，最终形成旅游这一动态发展的“交织”社会形式。 对于“地方”的言说，可以更加广泛。如无地方性（placenessless）与非地方（non-place）二者是与地方性相对、与去地方化相近的概念，为虚无理论的一个纬度。再如“全球化”与“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旅游所带来的现代性，有助于将本土的视角重新放入现代性的概念当中，帮助我们进一步寻求地方的生机。正如查特吉所言：“真正的现代性应当具有适应特定环境的具体形式，也就是说，应用理性的方法去识别或者发明符合我们目标的现代性技法。换句话说，如果有一种普适的现代性定义的话，那就是：普适的现代性通过教会我们应用理性的方法，来确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具体现代性形式。”（Charerjee，1997）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于旅游这一现代社会形式所依托的“地方”理论视角仅仅掀开了冰山一角；对于消费者主体视角几乎未曾涉及，需要另文再叙；对于旅游社会形式的意涵、层次与类型，尚未展开。这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言说，仅仅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话题，未来还有很长的理论道路要跋涉。 （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收稿日期：2017-11-07） 重新审视旅游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关系徐菊凤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100101） 理论知识源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解释与规律的概括，它由一系列组织起来的概念形成，建构出一套系统的关于某一领域的解释性知识。绝大多数理论是在研究者的知识探求兴趣中自发形成的，极少数出于威权或功利需要而形成（人文社科领域）。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能指导或预测实践，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检验并完善。魔鬼借浮士德的身份说出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一语，基本道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循环往复关系。 一、理论问责的主体 任何领域知识体系的形成，都有起步、成长、成熟的过程。过程长短各不相同，从数十年到数百年。谁会责问理论的实践价值，或催要理论的实践应用效果？历史上看，科学共同体自身、政治权力阶层是两大主体。科学共同体反思理论的合理性，是学者追求真理、探求知识准确性的高度自觉/自省行为。政治权力对理论提出要求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强行干涉或封锁某些理论，如中世纪西方及近现代某些国度对社会学、政治学的封杀。另一种属于要求理论界尽快产生出应用性成果，如“二战”时期的密码破译技术、原子弹制造实验。不过这种干涉不针对理论本身，而是在全权信任科学家及其理论的基础上为其提供充分研究条件，希望尽快产出有益于“正当性”需要的成果用于实践，而不干扰科学研究的过程，更不怀疑其理论。从当下现实来看，依然是这两种势力主要问责于理论：学界与官界。旅游知识领域也如此。有所不同的是（至少在中国），学界自身多他向指责而少自我建树；官界对理论研究的态度较多持居高临下的否定态度，虽然偶有切中肯綮的意见，但多数情况下并不了解（或不接受）新产生的理论知识。至于旅游实践主体——生产者与消费者（旅游者），他们中的领先拓展者在不断创造新经验，有待学者们总结提升为理论；而其中的跟随者则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旅游学术界人群在与官界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容易变得唯官界意见是从，缺失身为学者的独立观点，或偶而有之也因某些原因不予坚守。如此，旅游理论的建构与坚守就缺少生力军，受到官界指责也在所难免。 二、旅游学术界的理论与运用 1.旅游学理论已初步成形。谈及旅游学理论，有两个现象不可否认。第一，旅游学尚未形成完整而十分独立的理论，有理论建树的文献还不够多，理论梳理也不足。第二，旅游学已经基本成学，独有的概念体系初步形成，这些被重新界定的概念在逻辑層面与经验实证层面都比以往更能接受考验，获得了更大层面的共识。学术进步是一个动态过程。如果说“旅游领域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这种判断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而言较为合乎实际的话，放在今天则有些罔顾事实。但凡仔细阅读过《基础旅游学》，以及近10年涉及旅游理论商榷与建构性的论著的读者，都可以放心承认旅游学已初步成形这一判断。当今旅游学科的知识核心，不再是谁都能一眼看懂，缺乏深度，甚至违反常识，错误不少的简单“概论”，也不仅仅是头顶“旅游”帽子，内立其他学科身躯的“旅游××学”。经过探索、争辩与深耕，国内学术界至少在学科基础概念廓清与学科理论框架形成方面站在了全球领先位置，并且可以为实践所验证、所运用。 2.旅游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已经呈现。最近十余年，旅游领域新产生的理论知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来自以“学科悬隔”方式对旅游现象的独特体悟，不依赖某一学科知识路径而沉浸于旅游现象自身，运用综合知识对其观察体悟而获得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与规律，尤其探索出旅游这种人类行为活动与其他近似行为活动的区分点（旅游是什么及由此衍生的旅游者、旅游资源、旅游体验、旅游世界等基本范畴），这是旅游学知识的基核，最基础的旅游理论。另一类来自对其他各种学科知识的借鉴和引用，包括对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到各时代哲学思想、概念与方法的借鉴，目前还在混合交融过程中。 一门学科的理论是否准确概括了现实经验并能用于实践，可以从最基本的范畴与判断开始。传统的旅游学概论教科书，完全采纳世界旅游组织出于统计需要而对旅游（者）做出的技术性界定方式，没有回答旅游与其他空间移动行为之间的本质区别（种差；内涵与外延边界），因而不但在旅游统计数据与口径方面遭受质疑时无法回应，更使“旅游是什么”成为我国《旅游法》立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事实上，我国学者近10年的探索与争鸣，对此已经给出了符合实践并能指导实践的概括，即：旅游是一种短暂前往非惯常环境寻求愉悦体验的休闲活动。学者们虽然对其核心本质究竟在哪一个特征上有所争议（体验、非惯常环境、愉悦），然而从全局来看这几个特征在旅游概念中却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彼此融合才得以构成旅游这种有别于其他人类移动行为活动的新现象，赋予旅游这个概念有别于其他相近（而不相同）范畴的特征，否则我们就说不清楚旅游是什么。经过社会各界及旅游学界的努力，《旅游法》条文最终舍弃了草案中类似于世界旅游组织对旅游活动的宽泛界定，把适用范围限定于“游览、度假、休闲等形式的旅游活动”，符合旅游学术界的合理认知。这应该是旅游领域理论与实践结合（运用）方面十分重要的案例。 顺着这一基本范畴，旅游活动的类型与划分方法在学术界也探索出新标准，各种类型的划分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而不再相互混淆；纯旅游与准旅游的划分在理论上脉络清晰，统计设计与操作可行；游客与访客的区分直观清晰，不必混同。主要概念各有所指及适用范围，尽管有些处于模糊、交叉地带，但核心差异仍然存在，人为混淆并非上策。尽管有人依然质疑厘清旅游与旅行、旅游与休闲边界做法的意义，认为在产业跨界、学科跨界的新潮流下，厘清边界的做法显得保守、无用，殊不知，跨边界的前提是有边界，所谓“无边界”的说法，多为形容性表达而非严谨的学术陈述。就好像男人、女人虽然都是人，共享许多特征，毕竟有很大差异，即使有变性人，也只在男女两性中选择；即使出现了“无性别厕所”（第三厕所），也是为特殊年龄段及特殊情况的男性女性（老人及家属，婴幼儿及家属）使用，目的也不是为了供所有普通男性、女性使用。当然，紧急情况下或许可以挪做此用，但临时挪用与本来为谁所用显然是两个层面的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不破除这种模糊观念，旅游学科或许可以把框架搭得很大，但根基不牢。 对旅游业属性的重新认识，是近几年我国旅游学术界的又一次学术反省，逐渐成为行业共识，被旅游行业管理实践所采用。20世纪80年代出于创汇需要而将旅游业定性为经济产业，照搬市场经济理论，资源开发、市场主导、经济效益成为主流观念，忽略了旅游资源的公共属性、公益属性，以及旅游活动自身的社会文化属性特征。旅游领域的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问题很少在旅游学或旅游经济学教科书中涉及。因此，旅游学术界对资源依托型景区的门票疯狂涨价行为缺乏批判的理论武器；对我国各地具有目的地形象效应的“一日游”产品的经营秩序的混乱原因与治理方式找不到理论依据，而借鉴政治学、行政学、公共经济学的理论，才发现旅游业及其部分旅游产品（服务）具有鲜明公共属性，终于找到问题症结所在。事实上，旅游业的“综合性”不仅体现在它关联数十个行业，更在它自身兼具产业和事业（经济效益+社会文化效益）双重属性，且后者占比高于一般产业。这种行业特征，在大多数国家的实践中体现很明显，在一些用心写作的英国、日本的旅游教科书中也有体现。 三、理论的效用与生成 理论有大小、正误、好坏之分，好的理论适用面大，生命力强；差的理论如过眼烟云，生命力弱，或误导实践。自然科学的理论及其应用，客观与独立性强，少受人为干扰，效用与生命力在实践中自然呈现。社会科学的理论则不然，容易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也很难毫无争议，甚至很难完整无误地被实践运用。这是正常现象，但并不构成“理论无大用”的托辞。社会现象自身复杂多元，探索的角度更多维，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一定是彼此代替（革命）关系，而是互补所短、各有所长的并存关系，社会学领域三种范式（视角）——功能派、冲突派、互动派的共存即是最显著例证，各自均能解释大部分社会现象，但都不是全部。 近几年，我国借鉴其他学科理论视角研究旅游现象的文献大规模增长，学术规范水平迅速提高，尤其是对于旅游行为活動的研究明显增加，这十分有助于旅游基础理论的完善。如果说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宏观和中观层面问题的话，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则属于微观层面研究，因此，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中的互动、符号理论，以及场景、真实性、族群、表演、话语分析等理论与方法的运用逐渐流行，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思潮对个别特殊群体（小众）的游客行为趋势关注多了，使中国旅游研究与国际接轨的时间差缩短，但是，我们是否又忽略了对大众旅游者行为与感知的研究？是否需要从后现代“回归”到对旅游现代性的关注？这一呼吁有些道理。以前有学者特别强调对旅游现象的观察，但将旅游等同于旅游现象，将旅游现象的观察对象等同于团队旅游者，也留下另一种遗憾。无论怎样，旅游行为活动是旅游理论研究的核心，而旅游体验又是旅游行为活动研究的中心。研究旅游行为活动的本身（起因、形态、结构、特征、规律）及由此而带来的产业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张力问题，所产生的内部影响与外部效应问题，是旅游研究数十年来默认的大框架。要把这些问题阐述透彻，确实需要充分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因此，旅游学科注定是门槛很宽的学问。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旅游学科的门槛已经开始呈现。未来的门槛会更高，至少更宽。新一代旅游研究者中涌现出一批精通多学科知识的骨干，未来旅游研究领域更多的理论建树可期。 （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17-07-24）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宋志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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