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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解说研究进展与差异分析

范文

柯祯刘敏

引用格式：柯? ? 祯，刘? ? 敏. 旅游解说研究进展与差异分析[J]. 旅游学刊，2019，34（2）：120-136. [KE Zhen， LIU Min. Progress and difference analysis of tourism interpretation[J]. Tourism Tribune，2019，34（2）：120-136.]

[摘? ? 要]旅游解说不仅是旅游管理与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游客体验的关键环节。近十余年来旅游解说系统研究出现了注重情感化、视角微观化、方法交叉性等新的趋势，需要对其进展进行总结与归纳。文章从旅游解说概念和功能、效果与规划3个层面阐述旅游解说是什么、怎么实现和如何规划3个问题。由于我国的解说系统研究相比境外尚有一定差距，因此文章通过创新性视角、热点内容和交叉性方法等进展分析，对比境内外研究差异及其产生原因以对我国未来旅游解说研究与发展进行展望。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解说深层次与广泛性的理解需要多元化视角的融合，不同学科理论的支持扩展了旅游解说存在的价值与意义;（2）遗产、真实性、体验、地方、可持续旅游等逐渐成为旅游解说相关领域高频词，保护与情感依附等关于环境可持续与个人成长等功能与作用将是旅游解说未来研究热点与趋势;（3）我国在缩小与境外旅游解说研究差距的同时，要着重关注中外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同发展模式的需求与研究方法的适用性。

[关键词]旅游解说系统;综述;概念与功能;效果评估;规划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9）02-0120-17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2.016

引言

19世纪，欧美国家公园为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出现了最早的旅游解說，并逐渐实现商业化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境外解说研究出现了形成期、媒介期、名正期和初熟期4个阶段[1]。王婧等认为境内解说研究起步于1999年，经历了萌芽期、探索期和快速发展期[2]。一方面，旅游解说已经得到广泛的重视，但理论研究依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亟须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另一方面，虽然境内的研究起步落后于境外研究，但在引进与借鉴境外研究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境外的研究起源与背景环境，盲目借鉴不能为境内的旅游解说实践提供有效指导，因此需要对境内外研究进行差异比较。已有钟永德等[3]、张明珠等[4]以及王婧等[2]对旅游解说进行了阶段性总结。但近十余年，旅游解说系统研究总体呈现的注重情感化、视角微观化多元化、方法交叉性等新的趋势，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试图将研究进展结合旅游社会发展阶段与文化差异的宏观背景综合分析，挖掘境内外在学科视角和方法内容差距及其存在原因，从而实现更清晰的知识发展脉络透视与研究问题提炼。基于此，文章通过境内外旅游解说文献的系统梳理与比较，展示该领域的研究脉络与中国旅游解说研究的知识源流，从而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问题进行展望，以期实现对实践的有效指导。

1? ?研究方法

1.1? ? 数据检索

本文于2017年6—7月对CNKI、Web of Science、EBSCO、中国台湾数据库（https：//www. ncl.edu.twl）和TEPS以“interpretation”“interpretation + tourism or heritage or environmental”“解说”“旅游解说”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去除过短文献、报告文献与重复文献，然后进行相关文献系统分析。本文通过CiteSpace软件对境内外相关主题研究进行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境外文献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以“tourism interpretation OR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OR visitor interpretation”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经过筛选得到439篇文献;国内文献基于CNKI数据库，以“旅游解说或遗产解说”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经过筛选得到378篇文献。

1.2? ?研究热点

关键词共现分析能够有效辨别领域内研究热点问题，通过旅游解说相关研究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热点内容（表1）。除旅游、解说等核心词汇外，境外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的为遗产（heritage）、真实性（authenticity）、体验（experience）以及地方（place）等;境内的解说系统、环境解说、公园、游客、构建等是出现较高频次的关键词。境内外高频关键词出现的差异表明，境外前10名热点词中旅游资源的遗产性、地方、文化认同等情感体验和感知成为研究热点;境内以实践应用为主，景区、游客、构建等成为研究成果中的高频词。从关键词整体内容来看，境外涉及主题与领域要广于境内研究，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生态旅游（ecotourism）、模型（model）和保护（conservation）等表明境外的解说研究融合度的广泛性。中国（China）2015年首次成为境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关键词表明我国在旅游解说领域具有一定价值和发展潜力。

2? ? 旅游解说研究主要内容

2.1? ? 解说概念与功能

2.1.1? ? 解说的起源与发展

境外解说的发展源于老师对青少年游学过程的说教和探路者为后人提供的导引信息，境内大规模的解说多源于以创收为目标的入境旅游活动所提供翻译与指引服务。信息传递成为其根本起源，但目前学者对其概念仍持有不同观点（表2）。相比境内学者更多关注解说的信息传递和利益平衡，境外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外在环境与内在心理的提升与治愈，将解说视为旅游需求过程中跨越认知障碍实现身心平衡的潜在方法，并成为信仰激发与自我追溯的高阶手段。本文认为，解说是在事物信息与景观内涵呈现的基础上，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引导受众与周围环境的沟通，激发其对更广泛空间的认识与内化和情感共鸣。

2.1.2? ? 旅游解说及相关概念解析

解说逐渐出现环境解说、遗产解说和旅游解说等分支。旅游解说进一步限定了解说的范围与内容，将解说对象与解说受众聚焦于旅游活动中来。首先，从解说内容来看，旅游解说是通过引导游客游览和交流来提高其对景区环境和所经历的各种自然和文化现象的理解和欣赏的过程[21]。其次，从传播角度来看，旅游解说是指通过第一手的实物、人工模型、景观及现场资料向游客介绍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意义及相互关系的宣传过程[22]，以帮助游客理解景区空间环境和行动[23]，Beck等认为揭示景区内文化和自然资源意义是旅游解说的主要任务[24]。再次，从利益相关者来看，解说主要是针对休闲游客和旅游人群而进行的非正式和个人化的活动[25]，同时与旅游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可以帮助管理者提高旅游管理的效率、加强旅游资源与相关設施的保护[26]。

通过比较，可以得出旅游解说的特点在于：（1）旅游解说系统性更强，需要同时兼顾服务、管理、教育等多种目标的实现;（2）旅游解说的内容是科学性与通俗性并存的，解说不仅面向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还要将晦涩的文化内涵和自然起源等景观意义普及于普通大众;（3）限于游客需求，旅游解说不仅要对旅游吸引物进行解释，还需要对整个行程安排、食宿娱乐购物等细节进行讲解（表3）。

2.1.3? ?旅游解说的功能

通过近10年来相关核心文献分析，发现旅游解说的功能主要集中在服务、教育、管理、经济和情感功能（图1）。近年来，对情感功能的研究逐渐增加，值得关注;境内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服务和经济功能方面。此外，教育功能受到境内外研究的普遍关注。

第一，服务功能专门性研究较少，由于解说是旅游活动中的直接体验，很多学者将其融合进行综合研究。Manu发现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与解说服务呈正相关关系[38]，杨英钦等也在研究中验证了解说对游憩感受有积极影响[39]。

第二，经济功能近年来主要集中在境内研究。王昕对都江堰的解说导引进行研究，证实解说能够为游客提供明确方位，使其可以根据指示合理安排路线，更好完成旅游活动[40]。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雅俞[41]、陈宽裕等[42]分别从支付意愿与财务目标两方面对旅游解说系统的经济功能进行了检验。大陆学者从经济角度论述了解说与旅游消费的关系，厉新建认为解说能够以文化创新促进景区核心竞争力[43]，免费解说服务提供的可行性正是源于其带来的附加效益可以弥补经济成本的花费[44]。解说体验带来的效益虽然难以量化，但Cable等基于旅游成本法估计出游客每次访问过程中解说设施能够为旅游地带来的经济效益在2.89～6.64美元之间[45]。

第三，教育功能是旅游解说的基础功能。Apps等在潜水观看鲨鱼旅游的研究中发现，解说比正式教育更容易改变游客的行为意识，从而对动物保育效果具有更大意义[46]。Delgado和Pazos也证实了解说是通过教育功能的实现来引导游客行为促进景区设施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达到了间接管理的目? 的[47]。旅游解说是游客与景区形成情感和知识的联系，在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8]。成功的解说结合情感信息促进提升游客对资源保护方面的意识[49]，与此同时，能够引起游客对景区景观学习经验的启发和满足[50]。

第四，管理功能是境内外普遍关注的功能。一方面，旅游解说提高游客体验质量，并鼓励游客持续关注自身行为，从而创造经济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旅游解说协助景区管理人员规范游客行为，并降低游客对周围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有助于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保持与提升[51]。

第五，情感功能是近年来境外旅游解说研究的关注点。个人层面来看，解说在于引导自身成长方向。黑色旅游中的解说对游客产生震撼的效果，从而激发内在同情心，缓解消极心态与冷漠情感[50];教堂中的解说为朝圣者的信仰与精神追求，是对自身生活与心灵的审视，同时也间接为普通游客提供了一场净心之旅[52]。社会层面来看，解说在游客与景观之间架起了无形的情感桥梁。个人情感与地方价值观的联系致使游客欣赏与关怀地方文化，从而产生一种超越感知的地方感和保护欲望[53]。

2.2? ? 旅游解说效果

2.2.1? ?旅游解说的3个核心环节

由于旅游解说功能附生在信息传递的基础之上，所以本文从信息论角度，将旅游解说分解为3个核心环节：信源（解说内容）、信道（解说方式与媒介）、信宿（受众）。

（1）解说内容

旅游解说内容主要由3方面构成：导引解说、警示解说和具体解说内容。导引解说内容为旅游者提供明确方位，以顺利完成旅游活动，帮助游客合理安排旅游活动线路、调整旅游活动时间[40]。警示解说内容旨在规范游客违规行为，并提醒安全事项，进而促进可持续旅游的发展[54]。具体解说内容可以分为网络解说内容和景观解说内容。网络解说内容是互联网发展下衍生出来的非专业性解说，包含了官网介绍、网络评论和游记等内容;景观解说内容是通过对吸引物的介绍来增强游客对景区内一切事物的理解，导游词、解说牌文字、视听图片和声音等都是其内容的体现。境外景观解说内容以科学性和情感展示为主，尤其是自然风貌遗产要为非专业人士提供通俗的科学的解说内容，赋有情感展示策略的解说内容更能引起游客对保护教育的重视程度[55]。Martin就地貌遗产的湖泊形成、冰川演化和地貌特征比较等解说内容进行了科学性演示，只有当解说内容和设计同时符合受众兴趣和满足景观科学性，才会实现游客对地理关注与环境保护的目标[56]。境内则多以不同语言风格和象征意义为表述特征。刘洋等认为拟人化文字和诗词典故的引用在丰富植物解说形式和内容的同时也满足了不同层次和年龄段游客认知的需求[57]。

境内景观解说主要在3方面有提升空间：一是科学性方面，导游词和文字图片多以趣味性为主[58]，以神话故事、象征寓意、人物历史等为主线，对本身的科学性解说较少。二是原真性方面，解说内容的失真与娱乐化造成了对文化内涵理解的误传误导现象，部分景区关于历史典故和历史人物事迹的导游词中附有一些比较庸俗的内容，对历史经典进行大众化、虚拟化的改变和处理，导致文化原真性的缺失[59]。三是准确性方面，存在解说与景观对照错乱，英文解说释译出现差错问题。景区解说牌经常存在中英文对照语法错误、文理不通、词语滥用等问题[60]。

由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网络解说内容将在未来发展中成为重要关注点。Martin等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旅游社区中的评论进行归纳讨论，结果表明网络解说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游客访问景区的意图和行为[61]。境内外旅游官网相关内容的解说也存在差异，例如中国旅游官网呈现内容以新闻政要、统计数据和政策报告等官方信息为主;澳大利亚官方旅游网站（http：//www.australia.cn/zh-cn）内容则以旅游胜地、游程推荐、旅游活动和美食推广等实用信息为主;日本国家旅游局网站（http：//www.welcome2japan.cn/）在此基础上推出15种语言咨询，并提供旅游攻略和影像记录等人性化信息服务和交流。

（2）解说方式与媒介

解说方式侧重于信息的表达，按照表现形式可分为口头交流形式和非口头交流形式[62]、显性旅游解说和隐性旅游解说[63]以及有声解说和无声解说[64];按照信息流向可分为交互式解说和单向解说[65];按照功能导向可分为目的诱导型解说、说明型解说、环境地图型解说、警示型解说和设施指示解说[66]。学者针对不同解说方式对其效果应用展开了研究。從年龄方面看，对年长者采取诱导式讲解、中年人采取深入讲解、青少年采取循循善诱式讲解、儿童采取提问式讲解效果更佳[67];从职业特色和文化水平方面看，学生和离退休人员偏好科学式解说、公务员偏好传授式解说、文教人员和农民则对故事式解说感兴趣[68]。

解说方式是内容呈现的技巧，而媒介则是展示解说信息的工具。目前向导式解说和自导式解说是国内广泛认同的解说媒介分类方式，其中，向导式主要指人员解说，自导式则包含了牌示、解说手册、导游图、语音导览器、录像带等[69]，不同媒介由于不同的展现形式，存在着不同的特征（表4）。从景区角度来说，牌示、出版物和展示等传统自导式解说媒介成本较低且利于管理，而依附技术的解说媒介则要求专业人才进行维护和培训，相对耗时费力;从游客角度来说，大部分游客习惯于传统解说媒介的使用，而新型解说媒介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与新鲜感，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人员解说的互动性，但呈现效果往往与期望值存在差距，并不能满足所有游客的需求;从文化传承来说，历史重演、情景再现是保存、理解和促进各自遗产的绝佳方法与媒介，但其表演出的历史事件真实性与正确性也亟待进一步优化与探析[70]。

旅游解说媒介在科技支持下呈现多元化发展，移动信息系统为背景的解说服务得到广泛应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旅游行业主要关注点[79]，文本、音频、视频、GPS数据或其他媒体格式逐渐出现在旅游解说的研究中。2003—2008年语音导览与多媒体等相关技术引入旅游景区展览形成数字展示时代[80-81];2006年3G手机上市，App导览逐渐作为旅游应用程序发挥着标识牌和人员解说的功能[82-83];在当前的数字时代，通过移动技术获取旅游信息一定程度上正在积极取代传统解说方法，2013年，VR技术的成熟发展在总体上更加利于旅游参与与信息交互[84-85]。境外对新媒介在旅游中的研究较为深入，着眼于技术层面指导和解说媒介带来的原真性体现，从交互式视觉媒介对地貌景观特征解说[56]与多用户虚拟环境等新型解说客观历史的原真性[32]等方面进行了技术探讨与质疑。

（3）受众

境外对解说受众的分类更具专业性，主要依照游客对解说特点和方式的态度、行为进行划分，将游客类型同解说有效地紧密联系起来。除了大众化的人口学特征分类，旅游解说受众的传统式划分趋向对解说的使用情况和结果，根据环境心理学标准可分为积极的（mindful）和钝化的（mindless）[86];根据信息利用可分为探求者（seekers）、困惑者（stumblers）、追随者（shadowers）和回避者（shunners）[87];根据解说参与度可分为愉悦涉入型（pleasure involvement group）、风险规避型（risk avoidance group）、低涉入型（low involvement group）、完全涉入型（complete involvement group）和功能涉入型（functional involvement group）[88]。近年来，旅游解说受众多以游客特征为趋向性进行划分，关注了市场营销细分中游客的需求，根据游客情感涉入的先验程度将受众分为业余爱好者、体验探索者和精神体验者[52];根据游客出行特征，将家庭团体受众与个人解说需求进行区分[54];根据代际理论差异，将游客进行世代区分以探寻异质性群体在解说选择与偏好上的差异[89]。

作为旅游解说系统的主要使用者，游客体验与管理是旅游解说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虽然不同类型受众影响着满意度结果与行为差异，但是满意度的提升主要源于旅游解说层面，其他服务对其影响则较小[90]。因此，游客特征与解说层面分别构成了影响满意度的内因与外因。第一，在游客层面，吴忠宏认为受教育程度、居住地、信息获取途径、重游意愿、偏好及预期想法是影响满意度的主要因素[91];江宁和陈建明认为性别、年龄、学历也不可忽视[92];Dorfman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偏好、期望、感知、动机[93]。第二，在解说层面分为人员解说与非人员解说，人员解说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解说技巧、解说内容和服务态度方面，非人员解说主要集中在数量、方式、布局和信息量方面[94-96]。境内外都对需求与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是，境内以实践发展为重点，强调解说建设方面问题，游客对景区解说现状评价的研究居多;境外则开始了市场细分等需求研究，区别家庭团体与个人、老年与青年等受众的差异，受众研究不仅关注结果性的定量研究，还强调不同市场下游客对解说的选择和市场发展趋向。Marschall等发现家庭团体游客侵入性行为较高，引导且带有目的性的解说信息设计将有助于受众成员行为的约束[54]。同时，人口老龄化促成了发达国家老年人旅游团体的增加，其异质性群体的看法和特征将会影响市场结构与发展[89]。另外，目前相关总体研究大多是单向度顺序逻辑研究，通常由游客的自身特征（需求与偏好）出发，调研其解说体验之后的评价与态度，而忽略了这一过程的态度对游客后续旅游活动解说需求以及偏好的影响，即缺乏逆向逻辑的反作用研究。

2.2.2? ? 解说效果评估

理论上的规划和实践在应用过程中都是有差别的，因此，评估的作用不仅在于指导规划的路径，更要根据评估反馈结果对已经构建的旅游解说系统进行调整和优化。一般来说，旅游解说评估包括：解说媒体的效用、解说内容效果和游客的反应。其中，游客的反应更是最直接的方法，常常作为考评解说的重点[91]。境内研究成果多从游客满意度、情感认知和行为改变等方面进行测量，研究结果证实解说媒介普遍具有知识传播，加强游客学习和体验的功能，且单一的解说媒介并不能同时有效实现吸引游客、知识获取、情感认知和态度改变等目标。境外对解说评估进行了拓展，Marschall等基于目的论和本体论对标牌信息导向的效用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对大众游客的行为而言，导向性信息比本体信息更能规范游客对动物的干扰行为[54]。随着解说功能的深化和扩展，解说评估不仅要注重游客的反应，更要关注旅游长期的保持和发展，Fallon等认为旅游解说系统的发展不仅要通过游客的喜好程度来评估，还要重视管理者、经营者以及当地文化社区等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与反馈[97]。

评估解说是否成功，可从观众测量与专业评估两种方式来判断，其中，观众测量指标包括行为、认知和情感3个方面[98]。观众测量，包括：行为观察（对解说注意力的观察、停留时间、踪迹观察）、间隔定时照相记录、自我测验仪器、问卷调查、访谈（结构访谈、非结构访谈），其中，问卷调查、访谈和行为观察为研究中常用方法;专业评估，包括：同仁考评、专家评判、第三团体评判等，虽然专业评估没有观众测量使用广泛，但也有学者通过德尔菲法和? 层次分析法为旅游解说系统的评估模型构建相应指标[99]。从评估方法的使用上看，境内大部分采用传统的问卷、深度访谈描述性统计等量化方法来研究旅游解说影响;相比境内，境外在数据收集与分析上更具丰富度，不仅采用田野调查、民族志、网络志等质性研究，还通过长期跟踪和对照实验分别获取纵向和横向研究数据，并尝试扎根理论和最佳-最差调整模型（best-worst scaling）来优化评估结果（表5）。

2.3? ?旅游解说规划

旅游解说规划设计需要澄清和界定目标战略，并认为解说的目标必须确定总体方向和优先事项，以规避规划中存在的问题[106]，在考虑解说目的的同时也需要考虑游客的动机，要在基于真实性的基础上来满足旅游者的新观念、新需求[107]。从总体目标规划模式来看，出现了CIS观念导入[108]、“1311”设计方法[109]、旅游解说规划的“七步法”[110]、手段-目的理论[111]等研究。

另外，境内以某类型景区为案例的解说规划的研究数量较多，广泛涉及风景名胜、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等自然类景区和名人故居、古典园林、古镇、博物馆等人文类景区[112-115]。总体来说，解说规划研究内容涉及3个方面：（1）从景区类型研究来看，由于可持续旅游发展与文明建设的需要，研究早期倾向于自然类景区，相对忽视了文化遗产中解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肖光明[116]、罗芬等[117]、朱璇等[118]对自然保护区及遗产地的解说需求与设计进行了重构或优化路径的研究;文化类景区于核心期刊研究文献则相对较少。（2）从景区解说规划来看，构建原则与模式趋同，景区特征、规模、来访游客的差异性考虑欠缺。境外在规划中增加了人文元素，针对动物园和水族馆这样的野生动物旅游景点采用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方法来设计游客体验和解说材料[105];Packer也认为解说系统要遵从中西文化差异和对景观的独特观点来设计[119]。（3）从解说人员规划看来，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以解说人员专业能力和工作满意度作为指标进行构建和研究，认为讲解员对工作的热忱和能力对游客教育具有正向影响[120-121]。Kuo等也探寻了导游解说与旅游满意度的关系，结果证明导游解说会影响游客对目的地的忠诚度，游客的满意度有能力加强这种关系[122]。相关文献还研究了解說人员自我工作绩效培训方案的实施，调查了文化旅游解说员教育培训计划前后的4个工作相关变量（先验知识、工作投入、工作自尊和计划期望）的差异[123]。

境外旅游解说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相对深入和完善。境外在早期就已经将其他学科理论融入解说规划研究中，同时在构建过程中注重人性化设计和利益最大化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境内对解说规划相关研究数量居多，但研究思路具有趋同性，多以某一案例地进行具体规划，研究结果适用性不足，且缺乏对解说员专业性与职业培训的研究。综上所述，旅游解说对景区管理和游客反应的积极影响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在相关研究中仍然存在未曾涉及或所涉不深的领域。

3? ? 旅游解说研究差异分析

由于我国大陆的研究相对落后于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6），中国整体对解说的研究较西方发展晚近30年，在西方已经建立解说理论框架之后，大陆才开始引入解说概念等基本理论。中国大陆研究体系没有完善，解说专业和教学尚未大面积开设，虽然已经有大量解说相关研究成果的涌现，但是质量和数量的增长并不能成正比。总体上体现于3点：（1）旅游解说的研究主要着眼当下解说相关问题的解决上，忽略了旅游解说未来的发展趋势与优化;（2）旅游解说研究集中于结果的审视，缺乏解说效果影响过程中的根本性研究;（3）研究的批判性思维不足，过于肯定解说带来的效果而忽视了效果的来源与真实性。因此在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关注研究的差异及其原因，从而才能发现未来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

3.1? ? 国内外研究差异对比

第一，研究视角上的差异。境外的旅游解说研究涉及领域较广，在原有的学科理论融合的基础上，结合哲学、历史学、考古学、信息技术、建筑学以及声学等理论对旅游解说理论进行了扩展。例如，哲学解释学对解说的广义解释[127-128]，解说对历史还原性的程度[70]，考古与解说间的价值冲突研究[33]，媒体技术对游客中心建筑设计的影响[129]以及信息技术和声学视角下解说媒介的有效性[81]等都是境外近年旅游解说多视角、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成果。与此相比，虽然我国已经走出完全引入境外理论的发展阶段，但对理论的探索涉及不深，缺少划时代性质的突破。境内视角主要集中于旅游解说与传播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传统融合上，对旅游解说信息利用[130]、期望与需求[131]等方面具有深入研究。

第二，研究内容上的差异。概念与功能方面，境外对解说的理解从外在的解释转向内在的感悟，目光从教育认知聚焦到情感的升华和个人成长;境内对解说的认识从信息传递的本质逐渐向学习认知与管理方面深入，在功能的挖掘中涌现大量教育相关的成果。旅游解说效果方面，境外以人为本，多方考量游客类型以及对旅游解说的取向与涉入，对解说媒介在技术革新上有所洞见，关注了交互式可视媒介（interactive visual media）[56]、虚拟现实技术（AR）[32，85]以及播客（podcast）[81]等技术的应用;境内以物为准，在对解说媒介评价中具有详实的数据与结果，但在新型解说技术上的研究略显不足。旅游解说规划方面，境外以价值观、文化差异等人文因素融合规划设计之中[101，119]并以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为利益最大化目标;境内习惯依据自然、人文等景区类型来优化旅游解说设计[132-134]，但同一类型景区也存在特征、规模、客流量的差异，以致适用性有待考虑。

第三，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境外除了使用问卷与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获取数据外，还使用了田野调查[33]、网络跟踪调查[102]、对照实验[49]等方式来丰富数据来源，而在分析上则采用一些创新性方法来优化评估结果，尝试民族志[53]、网络志[61]以及最佳-最差调整模型[105]等方法来寻找和评估解说作为旅游管理工具的有效性。境内虽然引入和借鉴了境外的定量分析方法，但仍以描述性统计等简单方法为主，蜂拥而至的定量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意义不大，缺乏批判性思考，总体上方法选取单一，多使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描述性统计等。

综上所述，境外对旅游解说的整体研究水平领先于我国，视角上的多元、专业性的独立、理论上的深化等先进研究为我国旅游解说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了捷径和启示。从旅游解说研究来看，境外已经开始探究解说情感微观层面的影响与效果，并注重科学与真实，落实原真性体验;境内倾向于对景区整体进行宏观评价且注重解说内容的关联性。从旅游解说实践来看，境外强调个人成长，关注异质文化差异中游客的需求，对解说所带来的自我充实与自我发展尤为重视;境内在旅游解说实际构建中更加关注游客的服务体验与景区的有序发展，重视相关人员和设施的标准化发展与实用性建设（表7）。

3.2? ?研究差异原因分析

我国同境外研究存在的差距与差异不仅仅源于研究水平与解说发展现状，还受境内外解说起源、社会整体水平与文化差异等影响，就此本文进行了深入探析。

3.2.1? ? 起源与发展对旅游解说研究的影响

第一，不同缘由的解说起源对研究侧重的影响。境外解说的发展主要源于青少年游学过程中，老师对其所见所闻的说教;境内的旅游解说更多是为入境游客提供翻译和指引等游程服务。教育手段和服务工作两种不同的起源导致了境内外旅游解说在传统认识上存在明显差异。境外将解说视为精神层面的需求，它不仅从属于理性，同时结合感性的解释与理解，因此重视解说教育体系的发展与专业的形成;境内解说起源于物质层面的需求，解说作为景区基础设施与服务而存在，因此相关设施和服务项目水平成为我国解说研究和发展的主线内容。

第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对解说的影响。解说研究和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多集中于发达国家，由于物质基础的良好保障，精神追求在发达国家中更具主动性，旅游过程中境外游客对知识需求的驱动力主要源于自身的价值观标准，而非外界信息的客观灌输。相比境外旅游解说的发展环境，我国的旅游解说不仅需要传递景观信息、加强教育功能，还需要弥补社会发展建设下基础设施不完善、信息標识缺失等不足。因此，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境内外旅游解说建设水平和研究内容的差异，即境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开始注重解说功能效果时，大陆的解说设计还较多关注标准化和基础功能建设。

3.2.2? ? 文化差异对旅游解说研究的影响

第一，不同思维方式对解说研究的影响。西方受“人地分立”价值取向的影响，保持着生态旅游的“纯自然性”，关注自然客体奥秘的传统;中国人则受“天人合一”的审美价值的影响，接受生态旅游自然与人文资源的结合[18]。同时，文化差异导致境内外学者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具有形象思维、关联思维、发散思维、主观思维或直觉思维、螺旋式思维等，注重景物中的象征和寓意;而西方更倾向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分析性思维、线性思维等，强调景物的本质与作用[135]。除此之外，文化差异导致的景观内涵也大不相同。我国很多文化景观仅仅强调本质和科学性是很难理解的，因此解说内容与方式呈现存在差异。

第二，不同教育理念对解说研究的影响。境外的教育理念培养了独立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研究者更容易从自己感兴趣的视角来进行细致的微观研究，从而可以将问题细化研究并且进行深入探索，并对新型媒介应用设计、可持续旅游发展等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与思辨。而境内的传统教育偏向应试教育，对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具有较强的能力，但是其忽视了个体特点和兴趣，创新受到一定规则的限制和约束。

4? ? 启示与展望

综上所述，境内外的旅游解说研究与发展处于差距与差异并存状态。我国在研究与发展旅游解说系统的进程中不仅要在理论方法和实践应用上缩小差距，更要关注文化与思维的差异性。基于此，本文对我国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第一，多视角融合，提升旅游解说理解与应用的广泛性。旅游解说本身已经包含了旅游学、传播学和认知心理学等系统性学科，而在思想蜕变与科技革新的发展背景下，旅游解说所涉及的内容范围也在不断扩展与更迭。无论是技术性的工科理学，还是批判性的哲学思辨都会成为旅游解说内涵与应用拓展的路径，因此，我国对于旅游解说的研究要从人的发展与情感互动、地方认同等更广阔视角来深化旅游解说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第二，关注研究热点，强化新趋势的探索。热点问题往往是相关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发展态势。遗产、真实性、体验、地方以及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等在解说领域值得关注。保护与情感依附等关于环境可持续与个人成长等功能与作用将是旅游解说未来研究热点与趋势，同时相关问题也为旅游解说的存在赋予了新的价值与意义，需要对其引起足够重视与研究。

第三，反思中外文化差异，避免对旅游解说研究与发展的盲目照搬。境内外对旅游解说的研究与发展确实存在差距，但是不能一味强调差距而忽视了不同文化对旅游解说发展需求的差异。因此，在借鉴境外创新方法与发展模式的同时，要考虑境内外社会发展水平、景区类型和规模以及游客价值观特征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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