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清代大慈寺与成都社会 |
| 范文 | 摘 要：佛教寺院在中国的分布甚广，从名山大川到城市乡村都建有寺庙。中国佛教寺院建筑存留至今的也为数不少。本文正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梳理了佛教建筑在中国的兴起过程；第二部分则以成都大慈寺为例，分析大慈寺的建筑布局和建筑形制、装饰，兼及大慈寺的建筑规模与皇帝赐额、士绅支持的联系；第三部分阐述大慈寺这座宗教建筑作为佛教信仰空间的同时，也是一个商业空间与游乐空间，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本文从建筑这个视角，围绕大慈寺的建筑布局、建筑形制与建筑空间的使用，试图观察中国宗教世界与尘俗世界的不可分。 关键词：大慈寺；建筑空间；佛教建筑 1 中国寺庙建筑 中国寺庙建筑史研究成果近代以来逐渐丰富，1933年出版的乐嘉藻先生的《中国建筑史》辟一章专讲庙寺观1，1945年，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对宗教建筑便给予了较大关注2，20世纪70年代，曾师从梁思成先生的李允龢《华夏意匠》3将佛寺作为建筑一个单独的门类，论述了佛寺建筑的兴起、发展过程及建筑特色；张驭寰《图解中国著名佛教寺院》概述了佛教寺院建筑的式样、布局、发展概况及寺庙的景观与艺术并分章介绍了全国各地的较具代表性的寺院。20世纪80年代年代以来，逐渐有部分学者把寺庙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来研究，将寺庙作为组成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空间来观察，研究视角侧重寺庙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周尚意教授、赵世瑜教授较早提出宗教建筑的社会意义这个研究方向，在《中国民间寺庙：一种文化景观的研究》一文中提出宗教信仰建筑史中国下层社会（甚至包括上层社会的部分）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4。段玉明教授《西南寺庙文化》5一书也将寺庙建筑作为寺庙文化的一种象征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关注宗教建筑设计理念方面的文化意义。 “寺庙”一词用来指佛教建筑属借用，并无一单字本来就是出于指宗教建筑的。“庙”是住宅宫室的厅堂，多用来指代祭祀祖先的地方，如“祖庙”、“岱庙”。“寺”来自朝廷各部的名称，如鸿胪寺、大理寺等。将供奉佛的房屋也称为“寺”，原因是始于汉明帝时，佛经自西域由白马驮来，初止于鸿胪寺，于是便以“寺”为名创立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此后，佛教建筑以至回教建筑物都多半称为寺了。自3世纪三国时代开始，佛寺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到了5、6世纪南北朝时期更进入一个高潮。那个时候可以说中国建筑已经走入了一个宗教建筑的时代。6《洛阳伽蓝记》便反映了北魏时期洛阳佛寺林立的盛况。 佛教传入后带来一种新的建筑形制，新的含义的装饰图案，使中国建筑逐渐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显著的例子就是建立了“塔”这个建筑类型。中国早期佛寺以佛塔为主，其周围围绕方形广庭和回廊门殿，如建于东汉洛阳的中国首座佛寺白马寺、建于汉末徐州的浮屠祠及建于北魏洛阳的永宁寺等。早期佛寺虽以塔为主体，但在布局上，大部分还是保存着中国建筑固有的平面形制。（新）而到了北魏时，除了专为佛寺建造的浮屠式佛寺外，兴起了将住宅改为佛寺的风气。而这也影响了后世佛寺的布局，以佛殿为主的佛寺基本采用了中国传统宅邸的多进庭院式布局，“塔”与“寺”分离。7 “舍宅为寺”使得“神”、“俗”在建筑形式上混同起来。8 2 大慈寺现存建筑 （一）大慈寺沿革 大慈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心，有“震旦第一丛林”之称。玄奘即在大慈寺受戒。据宋代普济《五灯会元》所载，265年前后，印度僧人宝掌禅师“入蜀礼普贤，留大慈”，为成都大慈寺创建之始。唐天宝十五年（756），唐玄宗命重修此寺，并御书“大圣慈寺”额，赐田一千亩。唐会昌五年（845），武宗灭佛，大圣慈寺因有玄宗题额，故“不在除毁之例”，是当时成都唯一保存下来的佛寺，也是当时蜀中规模最大的佛寺。明清以降，屡有毁建。9在清朝数次重建中，也可观察到地方官员的参与。如光绪七年（1881），按察使衔、湖北荆宜施道甘肃安肃道道台、金堂何元普，四川建南兵备道道台黄云鹄都为大慈寺重建山门撰书楹联。10 1965年大慈寺关闭，1983年改为成都市博物馆。2004年4月8日，大慈寺作为宗教场所恢复对外开放。 （二）大慈寺的建筑布局 1、布局 整座寺院沿中轴线对称式分布，呈庭院式布局。在中轴线上，从前往后的顺序依次是山门、天王殿、药师佛殿、观音殿、放生池、大雄寶殿、藏经楼。现着重分析禅茶堂、大雄宝殿、藏经楼： （1）禅茶堂 客堂全采用单檐悬山式顶，较佛殿形制较低。现左侧客堂为展览厅，拟建为玄奘陈列室，以及法物流通处；右侧为五观堂及禅茶堂，禅茶堂对外开放。 （2）大雄宝殿 大慈寺的正殿。因殿内供奉的主尊像是释迦牟尼所以称“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坐落在由青砖垒砌而成的台基上，面阔五间，大殿屋顶做歇山式，斜挑而出的殿檐显得整个建筑十分舒展，外廊的四周做石栏杆。从外观来看，此殿与观音殿大同小异，但台基更高，气势较为宏大。显示出供奉释迦牟尼像更高的地位。大雄宝殿侧殿祖师堂，现为菩提功德会入会处。 （3）藏经楼 藏经楼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檐歇山顶。一般来说，檐层数越多，建筑规格越高。楼上贮有三藏全经；楼下为法堂，是宣讲佛法皈戒集会之处。法堂在佛寺中通常是仅次于大殿的主要建筑。初只禅宗寺院设法堂。 可以看出，重建的大慈寺布局更加规范。 2、建筑特色 （1）、内部结构：穿斗式木构架 大慈寺主体建筑除山门及新建钟鼓楼外，全采用穿斗式木构架。这种构架的特点是用穿枋把柱子串联起来，形成房架。檩条直接搁置在柱头上；在沿檩条方向，再用斗枋把柱子串起来。由此形成一个总体框架。这种木构架广泛用于江西、湖南、四川等南方地区。11 （2）、飞檐、屋顶多装饰 大慈寺建筑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当属屋顶，充分体现了成都地区建筑装饰艺术。屋顶多飞檐，檐角上挑；屋脊及屋顶多作装饰。其装饰除佛教元素，如佛经故事的讲述外，也有中国民间“福禄寿”等常见的装饰元素，如灵芝。“神”与“俗”的融合在建筑装饰上也得到了体现。 3 作为空间的大慈寺 （一）佛教信仰空间 大慈寺作为佛寺，首先是一个佛教信仰空间。明朝时，僧纲司12设在大慈寺13。僧纲司为1381年明洪武帝命令在全国各级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僧人登记机构。其中，在州一级称僧正司，在县一级称僧会司。这三级僧人登记机构的长官，分别称为都纲、僧正和僧会。僧纲司、僧正司及僧会司通常位于府、州、县城内最有名的寺院之中，而僧官通常是僧录司所在寺院的住持。接下来的四年之中，僧会司在全国设立，而只有一个县没有设立。僧官的职责主要为监管所在州县的僧人，宣传正确的佛法，主持公共礼仪。这些职责表明，僧官的功能是代表国家来管理佛教。僧官制度使得洪武皇帝有了系统干预寺院的官僚工具。但洪武皇帝死后，这些法令的实施很快就打了折扣。到了明代中期，僧录制度在许多地方已不复存在。虽不知僧录制度当时在大慈寺和成都府实施的具体情况，但从僧纲司设在大慈寺可推知明朝时大慈寺在成都府佛寺中的地位。 （二）经济空间 “大慈寺在极盛时，占有成都东城之小半，附近商业繁荣，寺前形成季节性市场，如灯市、花市、蚕市、药市、麻市、七宝市、夜市等，其中蚕市、药市、七宝市称成都三市，最为繁盛”14。明天启年间《新修成都府志》也曾记载大慈寺前蚕市15。 （三）游乐空间 清代地方志中多记节日宴大慈寺，如《（雍正）四川通志》记“岁华游宴节五月五日大慈寺”16，《成都通览》页记载节日时民众多宴大慈寺。17还有观赏花木，避暑等。作为名胜古迹。 成都市民围绕大慈寺繁荣的经济、娱乐活动反映出大慈寺这个建筑空间的多重社会功能。大慈寺不仅是一个佛教信仰空间，也是一个商业空间与娱乐空间。而这也体现出中国宗教世界与尘俗世界的区分往往没那么明显。 注释 [1]乐嘉藻.中国建筑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2]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3]李允龢.華夏意匠：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原理分析[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4]周尚意，赵世瑜.中国民间寺庙：一种文化景观的研究[J]，江汉论坛，1990（8）：44. [5]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6]李允龢.华夏意匠：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原理分析[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106-109. [7]张驭寰.图解中国著名佛教寺院[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145. [8]参见李允龢.华夏意匠：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原理分析[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109. [9]冯修齐.成都大慈寺年表[J].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3辑），2010（2）：256. [10]冯修齐.成都大慈寺年表[J].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3辑），2010（2）：259—260. [11]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第5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2-3. [12]参见（加）卜正民著，陈时龙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13—214. [13]（明）冯任修，张世雍纂.（天启）新修成都府志[M]，卷3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247. [14]（清）宫梦仁：《读书纪数略》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转引自蔡鹏飞.从大慈寺的社会功能论中国寺院的“人间气息”——兼论外来宗教的本土化进程[J].青海民族研究，2014，（04）：190. [15]（明）冯任修，张世雍纂.（天启）新修成都府志[M]， 卷34秇文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1817-1818. [16]（清）黄廷桂纂修，张晋生編纂.（雍正）四川通志[M]，卷46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7962. [17]傅崇矩.成都通览[M]，成都：巴蜀书社，1987：210. 参考文献 [1]乐嘉藻.中国建筑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2]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3]李允龢.华夏意匠：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原理分析[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4]周尚意，赵世瑜.中国民间寺庙：一种文化景观的研究[J]，江汉论坛，1990（8）. [5]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6]张驭寰.图解中国著名佛教寺院[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7]冯修齐.成都大慈寺年表[J].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3辑），2010（2）. [8]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第5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9]（加）卜正民著，陈时龙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0]（明）冯任修，张世雍纂.（天启）新修成都府志[M]，卷3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 [11]蔡鹏飞.从大慈寺的社会功能论中国寺院的“人间气息”——兼论外来宗教的本土化进程[J].青海民族研究，2014，（04）. [12]（清）黄廷桂纂修，張晋生編纂.（雍正）四川通志[M]，卷46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傅崇矩.成都通览[M]，成都：巴蜀书社，1987. 作者简介 李璐（1993-），女，重庆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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