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宋代仙游县盛产进士之原因探究 |
| 范文 | 宋凌云 摘 要：唐及五代时期的仙游县仅为一偏远地区之小县，几无名人可考，及至两宋，进士科于仙游县可谓鼎盛，县中屡有进士，文人辈出。究其原因，历经唐末五季战乱，许多北人迁入仙游县；两宋因祖宗之法，有重文之环境；仙游县承平日久，有文教之风俗。综合三方面因素，为仙游县营造出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最终令仙游从一偏远小县一跃而成进士名县，人才辈出。 关键词：仙游县；《仙溪志》；进士；科举 仙游县之历史，可上溯至春秋。唐天宝元年，仙游县正式置县。宋太平兴国五年，属兴化军。仙游文教、经济事业兴起较晚， 起初，“士未知有科举之利”，“自唐以来姓名可攷堇一二”，至唐末，方出进士[1]。虽历五代战乱，但宋时“承平日久，始多儒雅，多世家宦族，而习俗渐趋于文” [2]，从而使“异人辈出，甲于他邑” [3]。 1 宋代仙游进士提名情况 进士科在科举制度中地位尤重。仙游在唐时已有进士。但有唐一代，仙游仅陈乘、杨在尧、陈光乂三人登第。后因“五季僭乱，不复贡士”。自叶宾提名于真宗景德二年起，“魁人韵士，彬彬辈出”。[4]据《宋登科记考》：两宋共举118次常科，有仙游人登科之榜逾半。有宋一朝，仙游县登科者共370人，其中正奏名进士215人，号称“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于他邑”。[5]名次最高者为蔡佃，是崇宁元年的榜眼。后亦有嘉定十年第四名王迈，宝庆二年第五名丘，皆取得了很高的名次。[6] 除考取进士人数多外，进士亦呈家族集中的趋势。宋代仙游一门中出多名进士者有数家，最出名者属蔡氏，自蔡襄起，蔡氏一门在宋代共出23名进士，其中不乏蔡襄、蔡京、蔡卞等高官。此外，有傅氏一门25人登第，许氏一门12人登第，叶氏一门11人登第，这些家族皆为科举名门。盛况之下，父子、兄弟同登第亦不足奇。据《仙溪志》，父子同登第者14对，兄弟同登第者11对，其中4对同榜登进士第。家族中的一支同登第者亦多，最值称道者，仍是蔡氏、许氏。蔡氏一门中蔡凖及其子京、卞，孙翛、蔡仍，曾孙衍皆登进士。许氏则更传奇，从许桢至其来孙兴裔，共六代登第，足见其家学深厚。 2 宋代仙游进士科兴盛之因 仙游的文教早期不发达，至宋时，文教大兴，产生许多进士。除宋朝崇文右儒的风气外，与仙游的发展亦有关系。 人口增加是仙游登第者增加的一大因素，其中包括北方移民和自身人口繁衍。两宋虽和辽、夏、金、元等政权发生战争，但仙游地处东南，远离战端，这既是北人南迁的动因，亦是人口增长的基础。史载仙游县“置县之始，人烟稀疏”，随 “五季干戈”， “北方避战乱者多居于此”。五代时，“传其时主客未满千户”，经两宋，“生齿日繁，校之畴曩，不知其几倍焉”，可见仙游在宋时人口迅速增加。[7]绍熙三年，仙游县有主客户27987户、62464口，而到宝祐四年，已有主户27437户、47557口；客户13363户；25080口，总人口已达72637人，近六十年间，人口增加了16%，相比于“未满千户”的时代，已翻数十倍。人口基数的增加，令参加科举的人也增加，客观上促进了仙游县登进士第者的增加。 中国古代历来重农，但仙游县 “三面皆山，而濒海之地仅东南一隅”，故“田畴有限”。[8]增长的人口面对有限的耕地，难以维持生计，因此“民户兼并而逃，产无所归”，故大量人口只能另寻他路。[9]但两宋时期极重文教，不断完善的科举制度和不断增加的科举名额，使科举成当时入仕的最好的途径。进士在宋朝地位极高，尹洙曾言：“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千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而环，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10]，这令仙游县极重文教，蔡襄曾感慨“乡闾右学，后生不儒衣冠，不得与良子弟齿”[11]。在这种环境下，参加科举已是人心所向。仙游县进士陈可大，其父母便“愿一子光显门户，钱乞减其半”，后“季子可大果以政和二年登进士第”，可见仙游人对进士及第的向往。 学校是衡量一地文教事业的重要标准。据史料记载，仙游县“庙学始建于县西，咸平五年，迁于县南”，可知至迟咸平年间，仙游已有县学。[12]此后不久，仙游第一位宋代进士叶宾便登第。仙游县学后于庆历八年、元祐九年修之。虽“自宣和以来，颓圮殆尽”，但绍兴九年，陈可大“率族党裒金鼎新之”，后知县谢天民“以其余赀买田收租，为后日葺治之计”。[13]乾道七年，时任知县赵公绸重修县学，建大成讲堂，并由米芾书“尊道”匾，又建“明伦”等六斋。此后，仙游县学多次修缮、扩建，使“规模备于前矣”[14]。可见无论当地中举之人，又或当地官员，皆倾力发展仙游的文教事业，这亦是仙游县进士鼎盛的原因。 此外，仙游县之进士有向数个家族集中的现象。蔡、傅、许、叶四门在宋代共出71名进士，占仙游县宋代进士的两成。唐末五季虽令门阀世族彻底崩溃，但经学士族又继之而起。这些经学士族就像科举世家，族内登第者既可维持其社会地位，而其俸禄和待遇又使其不必为生计发愁，潜心治学。经学士族传经而不传爵，每位登第进士都是为后来者积累资本，家学熏陶也令家族成员能在科考中取得优势，形成“若逢蒙之射而陶朱之贾，其失中而莫售者鲜矣”的局面[15]。这也是进士会向家族集中，且地位甚高的核心因素。 此外，蔡、傅等科举世家的存在，对于整个仙游县，在进士科举方面亦有巨大的影响，其家族成员已成当地人之榜样，“如立直木于九达之逵，后进有所望而趋邑之，人物其有不兴起者乎？”[16]足见经学士族的存在对鼓励仙游县人投身科举起到了巨大影响。 3 结语 仙游县登进士科的盛况如整个闽地的缩影，即“虽为东南僻壤……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于是乎可以不愧于邹鲁矣”，[17]但最终可以“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必有特殊原因。北方人口的迁入加速了仙游县人口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土地危机不得不令新生人口另辟蹊径以求生存，而仙游县本身渐趋于文的风气和宋朝重文的大背景，令其选择科举之途，继而产生数个科举世家。这些科举世家在地位、生活上都影响了家族内外的人，族内人接受前人经验以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族外人则被科举世家获得的巨大收益和崇高地位所吸引，投身科举之路，以求此等地位。总之，仙游县进士科考之鼎盛是多重因素的综合结果。 参考文献 [1]黄岩孙：《仙溪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下略），第8276页。 [2]黄岩孙：《仙溪志》，第8276页。 [3]黄岩孙：《仙溪志》，第8314页。 [4]黄岩孙：《仙溪志》，第8288页。 [5]黄岩孙：《仙溪志》，第8301页。 [6]蔡佃本为廷试第一人、状元，因从祖蔡京当轴，故改为第二。 [7]黄岩孙：《仙溪志》，第8277頁。 [8]同[2]。 [9]同[7]。 [10]佚名：《儒林公议》，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页。 [11]蔡襄：《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09页。 [12]黄岩孙：《仙溪志》，第8274页。 [13]黄岩孙：《仙溪志》，第8330页。 [14]黄岩孙：《仙溪志》，第8275页。 [15]同[11]。 [16]同[3]。 [17]黄仲昭：《八闽通志·上》，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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