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晚明江南城防建设中的市民参与 |
| 范文 | 摘 要：晚明倭乱频仍给江南带来极大骚扰，曾经因久居安定、无城可守的江南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修缮活动。江南城镇中富户市民的大力支持，弥补了国家筑城经费不足的问题。以官民结合的筹资方式筑城，也使市民力量在城防修建的过程中得以体现。正是在政府主导，民众支持响应的共同合作中，江南建立起自成一格而又兼顾全局的备倭城防体系。但是，在筑城和修缮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弊端，屡修屡废，恶性循环，民力的耗费现象显著。相较于倭寇劫掠，政府采取的修建城防这项备倭政策对于江南市民的生活以及市镇经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倭乱；市民；江南城防 中国古代传统城市在建立伊始便与军事紧密相连，除了巩固政权外，抵御外敌侵扰无疑是城市加强防御设施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自古多强邻，边境城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政府遏制内乱的未雨绸缪之心也使得各级地方对城防工事不敢懈怠。宋代以来，江南城市和市镇的市场和经济职能日益突显，其军事防御能力和防御意识都相对弱化。这种状况，一但遭遇外来侵略或者没内部叛乱引发的动乱干扰，必定会给城市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明代的倭寇劫掠东南便是其中一例。明代后期的倭乱与江南城防建设力度的加强因果相连，在城防建设中，市民力量的体现也是市镇发展中值得关注的内容。 有关晚明倭乱的研究主要有倭寇大举侵犯东南沿海的原因、倭寇群体的构成、倭乱对江南社会的冲击等方面的分析，典型的如：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童杰《“嘉靖大倭寇”成因新探》等。一些学者关注到倭乱威胁下的城防建设，他们主要从军事史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城防加以评析，如：张德信《嘉靖年间海防重建与倭寇溃败——兼及中日关系变化与断绝》，李俊清《明代城防的宝贵经验——论刘以守〈乘障琐言〉》等。还有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探寻江南的城市规划及发展问题，如：蔡志鹏《明代倭患背景下的闽东地区城市地理研究》，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等。而城市建设与市民群体必会受到倭乱其影响，目前对于市民群体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市民阶层的兴起发展以及市民文化、市民社会诸问题，如：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富民阶层及其社会影响》，陈国庆《市民视野下的明代商人群体研究》，吴迪《明代后期江南城镇的群体抗议事件》等，对于市民力量在整个社会运作中的参与还有待完善。 城防是城市、市镇等的自我防卫，即使在城市经济文化功能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其自卫功能也应当是必不可少的。明代倭寇频繁劫掠东南沿海，选择这一地区必然经过一番思量，除了江南富庶的物质吸引之外，或许当地相对薄弱的城防力量也给了倭寇以可乘之机[1]。本文试图以晚明倭乱频发这一历史现象为背景，着重关注江南省属州县的城防建设，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探寻城防建设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市民力量，以及当时大规模兴修城防对于市民生活和市镇经济所带来的影响。 1 晚明江南大兴城防的背景 本文所述及的江南地区大致指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以及钱塘江流域，也即明代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镇江、杭州等地。嘉靖、隆庆以及万历年间，江南地区可谓倭乱四起，据冯贤亮对明代各朝的倭乱数量分布统计数据，仅嘉靖一朝江浙地区的倭乱次数已经占有明一代当地倭乱总次数的八成以上。[2]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江南城镇在历史上比较缺乏强大的城防意识，现实中的城防力量并非经历多代沿革，固若金汤。早在宋代，司马光就曾说，吴越素不习兵，常少盗贼。[3]可见其战守意识的薄弱。明初，倭乱基本平息，江南几乎在安定的稳步前进之中走过了一百余年，以至江南各地的城池或者颓废不存，或者尚未建立。万历《嘉定县志》载徐学谟《筑城记》，其中写道“大江以南，邑多无城者，即有城，鲜坚致宏丽也”[4]。不仅是嘉定，江南地区城防松懈、武备废弛的情况普遍存在。嘉善县在倭乱筑城之前就没有城池，史载“嘉善故无城，盗寇鲜警”[5]。又如靖江县，明成化年间的靖江县依旧是“衙门草创，且无城郭”[6]。嘉靖二十一年初设青浦县时也是如此[7]。在这样的情况下，遭遇倭寇侵扰的江南地区发起城防建设运动，从县级基层治所起，甚至从最基层的镇市开始，全面地建设城池防御设施已是迫在眉睫。 以敏锐的政治军事嗅觉感知到这一点的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员。地方志中有关筑城历史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实例。面对嘉善无城可守，倭寇侵扰不断的局面，嘉靖三十二年，浙江巡抚王忬与知府刘悫议请筑城，且得到了中央首肯，于是嘉兴城防在历经五个月的修缮后竣工。[8]嘉靖三十三年，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的郑晓上奏，祈请皇帝念及江南沿海“财赋重地，漕运要津”的地位，针对“如皋、海门二县与通、泰二州相为唇齿”的地理局势，阐明倭盗出没无常，几个重要地方均无城池防守，他们提出筑城备倭，“内则联络通、泰，外则葆聚盐场，且于淮、扬二府亦有藩篱之固”的好处，这些建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如皋县士民筑城以备倭患的愿望。[9]另外的例子是，当时地势“切近长江，密迩海口，人烟凑集，舟车萃止”的要地瓜州，面对倭寇进扰，也是“原无城郭可以卫民，又无垣墉可以蓄众”，嘉靖三十四年，他们提出修筑城垣以备倭患的建议，不仅获得了皇帝的批准，也受到了各级官吏的积极支持。扬州知府吴桂芳也亲临瓜州，相度地利，参与设计营堡墩台。[10]与之类似的由地方官员上奏而起的筑城案例还广泛的存在于江南各地。 2 市民力量影响下的江南城防建设 在地方官吏据实奏请，中央政府积极回应，江南各地开始启动一场大规模筑城运动的同时，民间力量的参与也不容忽视。一方面，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群体的扩大以及市民意识的觉醒，明代江南城市的市民已經成为参与社会活动的极为重要的群体。他们拥有自主的人格，在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防御性的城池建设在带给地方安全稳定的经济环境的同时，在交通、税收、市场设置和物流等方面也会影响市民经济和社会生活。 面对倭乱冲击，亟需加强防御，而江南民众对于大兴城防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嘉善县初建城防时，便有“嘉善久袭承平，民不知警，闻大役而不乐者有之”[11]的记载。这种反对意见的存在或许不仅仅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徭役，还有他们一直以来没有城墙的习惯。市与镇界限的模糊并非一朝一夕，却要在朝夕间将这界线划得泾渭分明，的确不是那么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在明朝洪武时期，上海建城初期的记载中曾描述上海由镇升格为县时本无城，在准备修城时又面临 “无遗址可因，其势颇难”[12]的问题。新筑城既无传统可依，又无旧址可循，草创开局的难度可想而知。 城池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公共工程，不仅所需资金巨万，还必然会耗费民力，劳役久长。这是主政者和地方居民都必定关注的大问题。大举建设城防所需的竹木、砖石以及修筑工匠必定伴随着巨额开销。从史料记载看，江南各地筑城经费构成包含三个部分，第一是这来自中央拨给的经费，如崇明县在嘉靖三十四年修筑砖砌城垣时，由巡按周如斗“奏请帑金四万两”[13]。第二部分是地方财政支持，如皋、海门二县城防建设时，如若经费不足“听本官将可缓钱粮下量行动支”[14]，这是动支地方财政支持城池建设的例子。第三部分是民间筹资。尤其是当中央拨给不足以支持城防开支的时候，民间筹资的力量愈加凸显。嘉靖三十四年，嘉善县修缮城防共支出三万五千八百五十六两九钱白银，当时实际参与的公帑仅有二万两，地方官员采取了“其余照丁田派征诸民以助役”[15]的办法从民间获得了绝大部分的经费。显然，当时江南各地的筑城活动是一场由政府、民间合力筹办的大规模城市公共行动。 倭患猖獗，对于筑城御倭事业，士绅富户慷慨解囊、大力相助的也不在少数。毕竟筑城对于抵御倭患本身是还有积极作用的。一些相反的例子也能证明筑城御倭对捍卫家园的重要性。浙江慈溪的百姓曾经反对筑城，但是当真正遭遇倭患深扰之后，他们追悔不已，《国朝典汇》中有这样的记录： 倭入慈溪：初，王忬在浙，令兩浙诸县皆筑城自固，独慈溪士人持不可。至是，倭众大至，知县柳东伯不知所御，携印组走匿。倭残杀人民无算，缙绅被祸尤惨，始追悔不城为失。[1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面对倭寇的强势劫掠，比普通民众遭遇损害更为严重的是缙绅大户。这也是许多大户积极支持城防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的影响不容小觑。嘉靖三十一年，江阴县修缮城防时，“义士黄銮输银六千，造城三百余丈”[17]，且城防建设完备，以至“倭至，民得无患”[18]。嘉靖三十二年，常熟重筑县城，不仅有富户谭晓“输四万金”[19]以助城防，更有邑人王鲁，“独任西城之役，自阜成门至镇海门，数百丈一力成之”[20]。这里当然不是指他一人修筑，而是王鲁一户承担了整个西城数百丈城垣的筑城费用。无论是义输银钱造墙百丈，还是一力承担独筑西城，这样的开支显然不是一般的平民小户能够负担的。 在政府统筹主导，民众积极支持参与，官民合作共同努力下，江南地区广泛地建立起了成体系的城防设施，抵御倭乱扰害。这对于维护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代城市与地方行政等级关系密切，城防城池也可以根据行政层级的不同区分为若干等级。有集军政一体的省级府州城市，包括各府治及直隶州治；有相对次之的省属州县，包括普通县治以及非直隶州治；还有各地巡检司、守御卫所等治所。[21]或许当时江南各地城防在建立伊始并没有直接考虑到整个江南抗倭的战略部署，然而在各地城防修筑过程中究山河、因地利的布局思虑之下，犬牙交错、唇齿相依的城防体系逐渐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官方主持筹划的作用，也要注意到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对城池建设的影响。 3 市民参与城防建设的社会影响 在倭乱频繁的形势下，江南大兴城防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保境安民的作用。清代的常熟县邵北虞祠还在纪念明代为防倭乱积极筑城的北虞邵公[22]。瞿式耜曾讲述他筑城御倭的历史事迹说，当时在“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的情况下，北虞邵公极具远见卓识，心怀宗国百姓，不顾邑侯反对，力排众议，“垒石陶砖，干陬雉堞，跨高山以临水，屹然作御寇金汤。”他的未雨绸缪没有被辜负，时过不久，“倭寇果至，苍野王公出战殉身，而邑中数万生灵获享生全。”[23]对于地方官员，守护一方生灵的任务他完成得很好；对于城防设施，抵御外敌入侵保全境内黎民的作用也已然实现。然而城防建设对于整个江南社会的影响却没有就此止步。 在江南城防建设的过程中，民众的广泛参与也让政府对市民力量有了新的审视。在筹集筑城资金方面，中央对于官民共同承担城防开支的做法持肯定态度。嘉靖三十三年，在郑晓提议兴修如皋、海门二县城防的批复中便说明，如若经费不足，可以“相度地方缓急渐次修筑，其余不敷之数亦听本官将可缓钱粮下量行动支”[24]，给予地方相应的财政自主权。同时还有“各该州县廉干正官务要多方设处，或劝贷富家出给工食，或借债贫民暂劳筋力。”[25]借助民力兴建城防的建议，可见政府对于民间力量的重视。 但城防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兴建城防事关赋役钱粮，加之事从权宜，“主事者若贪墨营私，则往往劳民伤财”[26]。加之修缮质量不过关的问题，城防屡修屡废的现象时有发生。万历二十年重修嘉善城防，当时曾对嘉靖三十四年的筑城情况有这样的评论：“城始筑时，仓促从事，规制卑隘，日就倾圮”[27]。这对于民力的耗费显而易见。而新城县知县范永龄“清介质直”、体恤贫民，“倭乱筑城，计贫民无经费，乃借富豪之寄”[28]，收到了所谓“民不知扰”的效果。富户出资，贫民出力的安排看似合理，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富户私有财产的增殖。同时贫民出力修城也会将劳动力从生产领域的部分抽调，加上时废时修的力役干扰，对市镇经济的发展而言也存在阻碍，因此干扰晚明江南经济的不仅是前来劫掠的倭寇，筑城设防的力役、经费消耗也不容忽视。 对于市民的日常生活而言，我们虽然无法完整地得知城防对于百姓个体的影响，但是在他们的眼中，那厚实的城墙与水栅，或许既是保家护院的屏障，又是妨碍穿行自由的篱墙、阻滞商业流通的屏障。城墙建设对于晚明江南市民生活和市镇经济的这些改观所引起的社会反映，也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我们往往归咎于频繁的倭患，或许相较于来去无常的倭寇，明政府针对倭患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更为深远持久。这种政策本身在执行之后约定俗成地成为人们心照不宣的规则，有力地影响着他们未来的行动决策。 参考文献 [1]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3月。 [2]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3月。 [3]（明）黄淮：《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七，明永乐十四年内府刻本，第25页。 [4]万历《嘉定县志》卷三，明万历刻本，第4页。 [5]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二，光绪十八年刊本，第13页。 [6]嘉靖《新修靖江县志》卷八，明隆庆三年刻本，第5页。 [7]万历《青浦县志》卷一，明万历刊本，第35页。 [8]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二，第12页。 [9]（明）郑晓：《郑端简公奏议》卷二《淮阳类》，明隆庆五年项氏万卷堂刻本，第34-35页。 [10]（明）郑晓：《端简郑公文集》卷十，明万历二十八年郑心材刻本，第55-56页。 [11]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二，第13页。 [12]弘治《上海志》卷一，明弘治刻本，第7页。 [13]康熙《重修崇明縣志》卷三，清康熙刻本，第2页。 [14]（明）郑晓：《郑端简公奏议》卷二《淮阳类》，第35页。 [15]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二，第13页。 [16]（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百六十九《兵部》，明天启四年徐与参刻本，第48页。 [17]光緒《江阴县志》卷一，清光绪四年刻本，第6页。 [18]光緒《江阴县志》卷一，第6页。 [19]康熙《常熟县志》卷三，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第2页。 [20]康熙《常熟县志》卷三，第2页。 [21]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3月。 [22]康熙《常熟县志》卷四，第42页。 [23]（明）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十《杂文》，清道光刻本，第3-4页。 [24]（明）郑晓：《郑端简公奏议》卷二《淮阳类》，第35页。 [25]（明）郑晓：《郑端简公奏议》卷二《淮阳类》，第35页。 [26]孙兵：《明代湖广地区城池修筑研究》，武汉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27]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二，第14页。 [28]乾隆《杭州府志》卷七十八，清乾隆刻本，第29页。 作者简介 索蓉（1992-），女，汉族，山西太原，大学本科，研究方向：中国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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