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浅谈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 |
| 范文 | 摘 要：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从手工工人盲目排斥工业机器，到工厂工人有组织有纪律地争取减工时增工资，工人们都是以团体的身份出现。从工业革命的爆发到1832议会改革，工人阶级一边树立自己和团体的身份认同，一边摸索着合理有效的方法争取自身权益。本文就以工业革命影响下的英国工人状况，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因素来探讨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 关键字：英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工人运动 工人阶级意识，就是“各个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认同以及它与其他阶级利益对立的意识”。而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由当时社会状况一步步影响而来的。工业革命影响下的工人状况以及当时的酒吧、社区、大众休闲娱乐活动以及工人运动慢慢促使英国工人阶级意识形成。 一、工业革命下影响下的英国工人 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将英国推向现代化的轨道，这意味着英国将摆脱中世纪以庄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手工劳动将被机器生产所代替，而生产组织的变化也必定促使劳动者身份的改变。与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类似，传统英国农业经济除了简单的农业生产以外，还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生产。而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和使用大大提高了纱的产量，需要更多的织工，织工工资的提高促使很多男性放弃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进城当织工。兼营农业的织工就这样逐渐消失而变成了一个新的织工阶层，此时，他们变成了完全意義上的工人。一方面，除传统的手工工人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工人类型——工厂工人。这类工人数量急剧增多，工厂工人的增多和力量的增强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人运动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这些工人进入城市的工厂虽然最初只是短期的租户，但是由于工作需要，他们往往成为某一城市的长期居民。 移民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了城市的住房紧张，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工人的住所通常非常狭小且潮湿，地面低于地平面。阿萨·布里格斯在论述19世纪英国工人状况时说：“工人们通常是在较高工资和更大的社会机遇的吸引下，而不是在强迫之下进入工厂的，他们对新的工业环境的适应要比当时人们想象的快……”。此外，工厂的发展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这样一个场所中，工人们听从机器指挥，按固定的工作时间上下班，他们养成集体劳动的习惯，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团体。 二、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的社会因素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社区在工人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在19世纪工人大都居住在一起，他们或有着亲属关系，或在同一个工厂工作，或互为邻里，婚姻更是成为他们的融合剂。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或者居住的工人们培养出了亲密的邻里和朋友关系，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和谐相处，帮助其他失业工友留心并寻找工作，参加相同的娱乐活动，这都成为英国工人阶级团体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 除了社区之外，酒吧对于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18世纪中叶起酒吧成为除了家之外最受欢迎的地方。据估计，有将近70%的工人夜里都是在酒吧里度过的。日益商业化的酒吧一直占据工人群体娱乐的首要位置。这里提供赌博、职业介绍等一系列服务。一些酒吧还会提供图书馆、报纸和政治话题的讨论小组，这些与学习相关的活动都是与激进工人文化相关的。维多利亚时期，在主日学校为工人们提供了基础读书识字场所的条件下，工人们自学的热情推动了私人阅览室和激进期刊的发展。可以说酒吧不仅为工人群体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更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重要媒介。1792年1月在伦敦贝尔酒吧内，托马斯·哈迪等9名工匠在一起聚会时，成立了伦敦通讯会。伦敦通讯会提出“让我们有无数成员”的口号，这是18世纪末规模最大的工人激进组织。英国工人阶级走上了“自为的阶级”之路。伦敦通讯会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国内的议会改革、实现工人阶级的议会选举权。伦敦通讯会唤醒了工人的政治参与意识。 大众娱乐也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影响因素之一。19世纪40年代当其他行业都出现下滑趋势时，大众商务休闲行业却蓬勃发展起来，很多男性更加倾向于工作时间短的工作，日益增长的工资为工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休闲资源。大众娱乐成为当时工人阶级文化的核心部分，例如职业足球、普及的赌博、日益专业化的音乐厅，周报、海边度假等等获得了工人阶层的青睐。而伴随着大众娱乐文化的发展，大众政治逐渐成长起来。大众文化和大众政治的发展也让工人阶级开始注意对家庭、社区、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是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紧密相连的。 三、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政治因素 在政治上，法国激进主义者潘恩的主张以及卢德运动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也起着重要作用。法国大革命初步启发了无裤套汉的政治遐想，工人们（尤其是手工工人）诉诸传统，激进派代表潘恩主张劳动者应该享有并行使政治权利，通过改革建立人民的政权，进而改变贫穷的命运。《人权》出版后在劳动人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到1793年，其销量已经达到20万册。理论是斗争的旗帜和号角，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英国工人争取的是被机器夺走的权益。1811年爆发的卢德运动，就是以剪绒工和针织工为主的北方工人反对机器及不符合行业规范的生产流程的一场斗争。剪绒工属毛呢工人中的贵族，如果充分就业，在19世纪初期他们可以每星期赚30先令。然而起毛机的使用大大减少了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机会，因此曾经出于优势地位的“工人贵族”，在不得已并及其激进的情况下，想到了捣毁机器这样的对策。与此同时，诺丁汉的袜商不顾行业规矩生产一种劣质长筒袜，长筒袜价格降低，大大冲击了织袜工人的正常收入，他们便为捣毁机器寻找了法律依据。在查理二世的特许状中有一个条款授权针织工公会指派代表检验产品，可以把制作低劣或弄虚作假的产品剪成碎片。这就赋予了织工们正当的捣毁机器的理由，再加上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法令中的学徒条款被废除（1813年），工人们在请愿无门的情况下，卢德运动爆发了。汤普逊将卢德运动看作是家长式立法消失的关口，工人们在寻求“仁慈国家的虚幻影子”。 但这一时期的反抗运动有人称之为“暴动”，有产者阶层对他们的这些暴动感到恐惧。即便是伦敦通讯社，也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所说的成熟的工人组织的程度。例如，威尔克斯利用法庭和暴民来与国王、议会和政府进行公然对抗，被伯克称为“猪猡”的这些民众会在某一酒馆集会，然后在喝得醉醺醺的情况下去捣毁本地某一保守伯爵的庭院窗户，或者在某一次集会的时候制作一些讥讽上层保守官员的道具。 1834年的宪章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标志着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尽管在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工人阶级仍然被排斥于议会之外。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工人阶级采取了妥协的办法，5月19日《贫民卫报》表示说：只要中等阶级把工人当做“朋友和兄弟对待”，“真心诚意地主张完整的法案，并坚持争取自由人的公正、平等和真正的权力”，“我们就将帮助他们取得自己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次议会改革让工人们认识到了阶级利益的不同，随后的宪章运动就发展成了排斥阶级合作，争取工人阶级普选权和改革议会的斗争。1834年的新济贫法迫使工人们不得不进工厂或者劳动院，以协会代替教区，废除了户外救济，并且只能通过劳动院发放，救济金完全掌握在“贫民保卫者”手中。而宪章运动是那些一无所有、贫困如洗的人们长期斗争的高潮，他们为的是让宪法关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可以说，1834年宪章运动开展时工人阶级已经有了意识，就是要使生产者阶级得以完全支配其产业的果实，这些阶级渴望居于社会上层而不是下层，或者说，他们更希望社会没有上层和下层之分。 宪章运动解体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英国传统的手工工业工人逐渐较少，以他们为主的激进政治运动也就大大削弱了，而工厂工人的增加却使工会的力量大大增强。工人阶级意识通过工会更好的得到体现。工会从1824年取得合法地位，到1870年只有4%的劳工参加工会，从1888年到1891年，工会会员人数从80万增加到150万。相对于伦敦通讯会等激进的政治组织，工会更加温和，以新模范工会为例，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行业工会，其主要目的不是企图改变社会秩序，而是限制劳动力的供应。由于这个特点，这个时期内所发生的罢工，其目的大都是为了减少工作时间与增加工资。工会的斗争都围绕工时等问题，《谷物法》的废除，以及其他许多劳动立法、公共卫生住宅立法和教育立法的通过对工人阶级有着特殊意义。这些法案极大地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工作条件，工人阶级意识至此最终形成。 四、小结 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从觉醒，到团体的盲目斗争，再到社会身份和政治价值的自我认同。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成长成熟及壮大是这一时期特定环境和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们以一个团体的身份实现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促进了英国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3][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英]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陳小惠、刘幼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5][英]莫尔顿；《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叶周、何新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 [6][英]约翰·K·沃尔顿：《宪章运动》，祁阿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7]钱乘旦：《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年。 [8]门静雅：《19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人贵族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9]Andrew August，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1832-1940，Edinburgh：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7. 作者简介 廖苏华 （1995- ），女，汉族，籍贯：江西赣州，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世界近现代史 注释 1.[英}E. P 汤 普森， 钱乘旦等译 ：《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译林 出版社2 0 0 1年版， 第9 5 1页。 2.[英]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陈小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44页。 3.Andrew August，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1832-1940， P.71. 4.Andrew August，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1832-1940， P.51. 5.[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卷），第635页。 6.[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卷），第105页。 7.《大改革法》，第295页；《贫民卫报》1832年5月19日。转引自：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94页。 8.[英]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第26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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