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塔西佗《历史》中的人与命运 |
| 范文 | 李梅 张妮 摘 要：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古代希腊哲学家就冲破了神的意志的禁锢，泰勒斯创立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着西方人的精神觉醒，这同样影响了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历史》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具有人文精神的命运观念，同时也无法完全摆脱命运观的影响，此文拟对此现象进行讨论。 关键词：塔西佗；人文主义；命运观； 塔西佗所著的《历史》，写作始于公元102年，完成于公元109年。全书共12卷，今仅存前4卷和第5卷的开头部分。书名虽被定为《历史》，但体裁仍是当时通行的编年体，它涉及的时间范围始自公元68年尼禄之死，止于公元96年图密善（Domitian）之死。其内容包括整个弗拉维王朝（Flavian Dynasty）的史事。此译本涉及的内容只是公元69年元旦到公元70年8月间的残留部分；即使如此，塔西佗在此书中记载的都是"当代"的史事，其中有许多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尽管有些地方略嫌主观，但基本上是信史实录，能够帮助我们一探当时的社会状况。 本书作者文笔优美，与另两本著作《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相比，《历史》的篇幅较长，价值较高。《阿古利可拉传》于公元98年左右写成的传记，记载罗马帝国统治不列颠行省，以及颂扬其岳父—派驻当地的总督阿古利可拉的品行、政绩及军功。其中不免溢美之词，史料价值稍逊一些；《日耳曼尼亚志》详细记述了西日耳曼人的社会制度、政治组织和物质文化生活。在这本书中已经可见作者对史料选择的严谨态度，但是日耳曼尼亚志篇幅较短，内容杂乱，介绍了起源、风俗、婚姻、财产、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内容，并无统一的叙述，而是杂乱堆积在一起；而且在介绍每个部落的特点之时，其地理方位混乱，给读者带来很大困扰。综合来看，这两本书的成书虽是晚于《历史》，但其作为历史学的著作而言，其综合价值远不如这本《历史》。下面我就其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塔西佗陷阱”和命运观的“神谕”两个问题展开具体的探讨。 有关“塔西佗陷阱”，也称为“塔西佗效应”，在《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罗马皇帝尼禄死后，被选为下一任皇帝的迦尔巴下命令杀了一个造成叛乱的将领，以及另一个可能发动叛乱的将领卡皮托——而且命令未达之前他就已经被处决了。有些人认为卡皮托没有这样的野心，对迦尔巴的做法产生了不满，塔西佗因此总结到：……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是“塔西佗陷阱”的含义最初的来源，之后在中国的美学家潘知常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塔西佗陷阱”这五个字，由此便成为了一个源于塔西佗，但并非塔西佗提出的，描述社会现象词汇。塔西佗之所以能总结出这样的社会现象与他所处的社会时代密不可分，塔西佗生活在一个共和与专制因素此消彼长，见证了弗拉维王朝诸君主的残暴统治，思想专政的恐怖，以及当时的罗马史学的腐败，只会一味地歌颂当朝元首，在此混乱多变的社会背景下，塔西佗作为一个敏感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重视历史著作地垂训意义，自然会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着深入的思考，以达到经世致用地目的。其实书中不仅“塔西佗陷阱”这一处总结性地言论，有关战争，他这样总结道“士兵的责任是奋勇作战，而统帅则必须以原件、计划、通常是延缓而不是草率地行动来协助他们。我在利用我的武器和我個人地努力取得胜利方面已经充分地尽了我的责任，因此现在我级想用明智地意见来啊帮助你们，因为提供这种明智的意见乃是一位领袖人物应有的品质”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总结性评价，在当下也能给人启发。 书中涉及到了大量有关“神谕”的事件，对“神谕”迷信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追溯地稍远一些，从原始人的思维上来看，原始的思维中就具有神秘的性质，受到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限制，原始人的认识能力不足，导致他们对表象的解释就是神秘的，因而一切奇异的现象都被看成是稍后必将发生的暂按的联兆，同时也是它发生的原因，“客观与主观的东西的混淆，乃是不文明人思想中的极大的混乱。”而在原始人群之中，也有个别化——即掌握“神秘”的语言的少数人，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预言者”。再到古希腊时期，史学家的著史思想仍旧离不开“神”的束缚，就算是爱奥尼亚通过大量社会调查写成的《谱系志》，也难免将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同神话时代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连续的时间序列；希罗多得的《历史》，一方面继承了爱奥尼亚的唯物论和怀疑主义的观点，总是事物发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是虔心信神，在书中屡屡提到征兆、神谕，塔西佗是承认神性之命运对人事的支配作用，同时也重视从人事上探求史事的原因，此类似乎存在矛盾的命运观中，实际上蕴含了对人事深刻的深刻思考。但是不得不承认，希腊很多历史学家已经具有了由神到人的人本主义的转变，这是巨大的进步，但是新生事物发展总是曲折的，人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在当时并不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到了罗马时期，希腊的人本主义思想仍有发展，但是传统的“天命”、“神谕”依旧盛行，呈现出回光返照的现象，从塔西佗的《历史》中来看，他虽然是有着客观主义的治史原则，但是仍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其中涉及到很多预言，在表述中也能见到，作者本身也是相信预言的，在第一卷中作者写到：“在人类遭到多次不幸的打击之外，人们还看到了出现在天空和地上的一些怪异的事物，听到了雷声的警示，关于未来的欢乐的和阴暗的语言，暧昧的和明确的预言，诸神不关心保护我们的安全，却很注意我们承受的处罚。”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古罗马时期的思想仍是在进步，虽是社会上普遍流行到庙宇之中求得神谕，但是人们并没有绝对听从神谕的指示，比如罗马的第一任帝王朱利乌斯，他在临死的前一天，他的妻子做了一个梦，预见了他的死亡，让他不要参加集会，但是朱利乌斯拒绝了，原因是之前他在征战的时候就是因为违背了神谕获得了胜利，而这一次，神谕被“证实”了，朱利乌斯被刺杀在了集会现场。 在塔西佗的《历史》中也有很多这样的神谕，人们并不是盲从于神谕，但是却对神谕有着三分的敬畏之心。 塔西佗的《历史》是以罗马为中心，以围绕皇权的政治、军事斗争为主线的一部权力斗争史。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相信“神谕”是唯心的，在当下看来是不为主流所认可的，但是作为帝国早期罗马社会现实的产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神的束缚，继承古希腊史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在人的觉醒之路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褚新国：《塔西佗的史料思想》 ，《史学史研究》 2006-11-20。 [2]褚新国：《塔西佗史学初探》， 《史学月刊》2006-12-25。 [3]景士俊：《塔西佗<历史>与<编年史>创作方法比较研究 》，《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05-15。 [4]刘亮：《塔西佗<历史>的命运观》， 《史学史研究》 2015年3-15。 注释 1.马雍、傅正元：《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王以铸、崔妙因：《塔西佗历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5：7-7. 3.潘知常：《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 4.王以铸、崔妙因：《塔西佗历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181—182页。 5.列维·布柳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6.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三章。 作者简介 李梅（1997—），女，江苏省南京市人，学历本科，学校：南京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西方史学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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