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论语》半月刊看林语堂的“幽默”之举 |
| 范文 | 摘 要：在立足《论语》刊物的基础上，梳理林语堂与“幽默”的渊源，从而探讨《论语》刊物提倡“幽默”的真实意图；结合大量的史料和心理学相关理论，进一步分析林氏“幽默”风行一时的原因，展示20世纪30年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 关键词：林语堂；《论语》半月刊；幽默 《论语》半月刊是林语堂在1932年创办的一份刊物，以提倡“幽默”为宗旨，在刊物林立的上海，它异军突起一炮走红，顿时天下无不幽默，幽默文章流行文坛，类似的幽默刊物纷纷出台，以至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林氏也被冠上“幽默大师”的称号。 林语堂为何对“幽默”情有独钟？在那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年代，颇具喜剧色彩的“幽默”为何能风行一时？要对一个文学现象进行全面的观照和评价，最有效的途径是对它做文学现象学的研究，由现象的丰富复杂性还原出文化意义的原本性和深刻性。因此，只有在立足《论语》刊物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林语堂提倡“幽默”的真实意图，从而揭开厚重的历史帷幕，还原旧中国20世纪30年代真实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 1 林语堂与“幽默” 林语堂与“幽默”的渊源颇深。首先，“幽默”一词传入中国主要归功于林语堂。早在1924年5月与6月，林语堂（署名玉堂）在《晨报副刊》上先后发表《征议散文并提倡“幽默”》、《幽默杂话》两文，主张把英文“humour”音译为幽默。然而，当时正是五四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温文尔雅、滑稽宽容的幽默文学难以引起各路新文化人的兴趣，因此，林语堂只能不了了之。直到1932年，林语堂在上海创办《论语》半月刊，公开昌明该刊的宗旨就是“幽默”，不久，随着《论语》刊物的风行，这位当初只被林氏视为“宁馨儿”的“幽默”瞬间成为大众的“宠儿”。 在《论语》半月刊创刊初期，论语同人为了让读者认识并接受“幽默”这个洋玩意儿，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解释这个词，并着重与讽刺、滑稽、反语等本土名词相区别，他们形象地比喻“写幽默文章，正如名厨制菜。原料放在锅里，一炒取出是谩骂，二炒取出是讽刺，三炒取出方是幽默。三者的分别，味道几乎一样，只是谩骂生辣，讽刺半熟，幽默则火候已到”[1]。对“幽默”论述最精辟最有代表性的还应该首推林语堂，他在第八期《论语》刊物中发表了洋洋洒洒近万字的《论幽默》一文。该文上篇从中到西、从古到今阐述了“幽默”发展历史和文化差异，他认为“欲成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2]。下篇，林语堂主要陈述了幽默的性质、技巧以及作用，最后得出“幽默”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生观的自然流露。 在那个追求壮美和激烈的年代，林语堂公然提倡“幽默”，其实大有深意。我们不能笼统而又含糊地把林氏的诸般举动看成是一种中产阶级优裕自足状态的体现和中年稳重保守心态的流露，他对晚明小品的极力推崇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文学理论也不是简单地处于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作为一个“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斗志昂扬、峻急激烈的战士，作为一个曾在《语丝》刊物中“批评时事，毫无顾忌”带有流氓之气的批评家，30年代成为“绅士”的林语堂始终怀念那个知识分子能畅所欲言的时代。1930年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上发表“论现代批评的职务”的演讲时，他认为“现代的文化，就是批评的文化”，满怀热情地重申自由批评对于改良政治和社会的意义，同时又指出整个中国批评界思想衰落而文章昌明的不良状况。一个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始终一言不发、保持沉默，在林语堂看来，这是知识分子道德的堕落和职责的沦丧，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如萨义德所说的“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他们归属于“放逐者和边缘人”之列，也正因为这种境遇才能使他们保持对权威和偶像的怀疑，捍卫着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权利。在内心深处，林语堂始终铭记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职责，他既不满国民党法西斯般的独裁统治，也警惕和恐惧普罗大众对集体主义和大一统的迷信和狂热，同时表明自己不愿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隐逸遁世者，而甘心做一个在大荒中孤独的旅行者。但是，这个孤独的旅行者利用《论语》这块阵地发现和纠集了一大批同气相求的同行者，他们“笑中的泪”、“悠闲中的沉痛”让这些边缘化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在三十年代重新引人注目，也使后人对这个矛盾复合体既迷恋又迷惑。 2 是什么成就了林语堂的“幽默”之举 《论语》半月刊的畅销和“幽默”的风行，不但让林语堂等 创刊者始料不及，甚至使當时的文坛诸家大跌眼镜，到底是什么成就了林语堂的“幽默”之举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2.1 大上海：独特的话语公共空间 自开埠以来，上海就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这个位置使它初具市民社会的某些特点，如出现了一般所认为的市民公共社会的形成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条件，即私有制提供的经济生活形态、宪法保障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完备的新闻业出版业等[3]。大上海商业趣味浓厚、市民化程度较高、出版业方面更成为中国的新闻中心，各色人口的涌入与流动则构成庞大的市民读者群，其中包括大量市井文人。早期《申报》等大报开始登载文艺小品和鬼怪故事，以迎合文人雅士的喜好，后来的《申报》副刊，更是文人游戏文章的天下。此外还有大量为市民所喜爱的小报出现。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中清晰地回忆20年代初到上海时，每天总是把张贴的《晶报》细细看一遍，“他们于才子佳人以外，夹点诙谐讽刺的情调，会心微笑，让我懂得一点理学气氛中所没有的风趣。”[4]由此可见，上海出版业的发达使它成为中国独特的话语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庙堂话语、启蒙话语、革命话语以及市井话语等等。 上世纪30年代，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大批新文化人的南下，许多大报的副刊则在新文学的冲击下改头换面成为新文学的创作园地。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初衷颇多，他表面走通俗路线，顺应大上海的文化氛围，使其他格调迎合市民趣味，但骨子里他是想办一份高雅的现代文化刊物，因此他借西洋“幽默”之名，“带点英国老牌杂志《笨拙》的味道，包含一些《纽约人》美式的幽默”[5]，在一本正经的政论中加入谑而不虐的分子，去除尖酸刻薄和挖苦的辛辣，力求在会心的、轻松自然的笑中调侃人生与世态。这种用心成就了《论语》雅俗共赏的风格，他一方面不采取与政府直接激烈对抗的姿态，以婉而多讽和谑而不虐为准则，另一方面又脱离“会心微笑”境界而走向热闹的插科打混，以游戏或滑稽谑笑文字参与“亵渎神灵”，甚至以油滑和夸饰的词藻，造成颇为热闹的滑稽大观。所以，这份既严肃又滑稽、既高雅又通俗、既古朴又现代的刊物迅速赢得人们的喜爱就不足为怪了。 2.2 “幽默”：二重悖反的社会功能 按照一般理解，“幽默”无非是“笑笑别人，也笑笑自己”的一种具有轻松娱乐作用的文化产物。在和平民主时期，它的确给人们欢乐和轻松，然而，《论语》半月刊的“幽默”是一只笑面虎，表面上对人嘻嘻哈哈，没个正经样，实际上它的骨子里是严肃的，甚至是“寄沉痛于幽默”。它对于被嘲笑的对象来说，这种笑让对方头皮发麻、浑身发痒，有时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它就像一只未充满气的气球，一拳打下去，它凹下去一点，马上又会复原，照样又会调皮地蹦跶几下，而打的这一方又觉得自己未免小题大做，对这么一个软弱的东西其实用不着这么计较，到最后，他也就一笑了之了，它就像中国传统戏剧里的“丑角”一样具有言者无罪的特权。 对于当时的作者与读者来说，《论语》“幽默”具有二重悖反的作用。作者本是出于不平或者愤怒才写下这类文章，然而写完后，他的不平与愤怒也随之得到发泄，他在自己的机智与幽默中找到了心理平衡。另一方面，对于读者来说，他们与作者对嘲笑对象的可笑荒谬之处早已心知肚明，二者一碰撞立即心神领会，他们同样也会获得一种优越感，内心的不满也无形中得到缓解和消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幽默”对于读者和作者表面上是一种抒怀泄愤的表达方式，但实际上却起到了平衡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正如1843年，柏林的一位作家告诫检查部门和警方，应该给柏林人留一些出气孔，让他们开启才智，否则他们“只会对社会的阴暗面感到郁闷”[6]，这一作用在1846年被一位共产主义文学家恩斯特.德容克尖锐地指出，他认为“幽默”实际上是有利于国家的，他说：“如果一个柏林人嘲笑某一事件，笑过之后，对他来说，那件事就不复存在了，他沉著地忽略了它[7]。”另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力比多安全释放的途径，因为“正常的东西受到非正常的东西攻击，组织化的、受控制的东西受到生命里充沛的东西的嘲弄，这种生命力就是柏格森所说的生命的高潮，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8]”，如果这种力比多得不到正常的释放，压抑太久，它必将以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幽默”确实具有“革命力量和安全阀的双重作用”[9]。 2.3 林语堂：中国办杂志的能手 在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商业氛围越来越浓烈的环境下，文学作为一门新兴产业，必然要进入市场，从而走向商业化和产业化道路，它的生产、销售、流通程序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和商业法则。林语堂选择半月刊这种轻灵、快捷、周转快等特点的载体，正适合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和市民喜新厌旧的消费心理，小品文刊物更因其轻、便、专等特点而成为期刊中的轻骑兵。同时，林语堂意识到文艺并非只是现代人对紧张的都市生活的“苦闷的象征”，它还可以成为读者紧张、刺激与苦闷生活的有效的缓解良药。因此，以知识性和趣味性标榜的软性小品文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都市工业化的发展和新兴市民的需求。 《论语》半月刊在文章的采编上极具包容性，它虽时时提到“我们同人”，但实际上其地盘非常开放，它一方面欢迎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作者和读者的积极参与，这使得它稿源丰沛，新人层出不穷，内容包罗万象，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口味和需求；另一方面，林语堂网罗了一大批新文学界名声赫赫的文人学者，《论语》半月刊为这些名家量身定做专栏，如林语堂的“论语”、“我的话”，大华烈士的“东南风”、“西北风”，姚颖的“京话”等都是《论语》半月刊的经典栏目。这种举措产生了广泛的名人效应，它不但保证了刊物的质量，而且还吸引了一大批读者。 为了进一步锁定原有读者和扩大刊物的影响，林语堂又将各种小品文分类出版，称“极力搜罗尽心选择所得之精品为幽默小品文之渊属”[10]，出版《老舍幽默诗文集》、《论语文选》、《我的话》、《行素集》等，这种书刊互动更为幽默小品文的流行推波助澜。因此可以说，林语堂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灵活的商业操作是“幽默”大行其运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邵洵美：编辑后记.论语[J]第143期 [2]林语堂：论幽默.论语[J]第8期 [3]吕若涵：“论语派”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6月.第221页 [4]曹聚仁：文坛五十年[M].上海：新文化.年代不详.第86页 [5]吕若涵：“论语派”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6月.第223页 [6]玛丽.李.堂森德：幽默与19世纪德国的公共场合[A].选自搞笑：幽默文化史[C].简.布雷默编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91页 [7]同上 [8]M.道格拉斯：意义不清：人类学论文集[A].选自搞笑：幽默文化史[C].简.布雷默编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26页 [9]玛丽.李.堂森德：幽默与19世纪德国的公共场合[A].选自搞笑：幽默文化史[C].简.布雷默编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91页 [10]吕若涵：“论语派”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6月.第246页 作者简介 陈娇娥（1979-），女，汉族，湖南，讲师，文学硕士，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代表作《“大众的园地”——<论语>刊物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构成特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试析林语堂在<论语>刊物提倡晚明小品文的真实意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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