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抗战时期四川江津酿酒业研究 |
| 范文 | 摘 要：民国时期，四川的酿酒业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传统的白酒生产地，江津拥有独特的自然条件。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江津酿酒业一度繁荣昌盛。江津酿酒业的发展，为政府税收以及国防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积极推动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关键词：抗战时期；四川；江津；酿酒业 1 抗战时期四川酿酒业整体发展概况 在民国时期，四川各个酒产区的生产规模得到了显着提高。据统计，民国初年，四川省每年的酒精生产量约为2亿斤（10万吨）。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四川酒产业发展的高峰期。据统计，1942年，四川酒年产量为18.44万吨。但到了1957年，四川仅生产了160，600吨酒，未突破1944年的产酒量记录。江津县作为四川省的传统产酒地，所生产的酒，除本境销二、三千缸（每缸重约三百四、五十斤）外，其余多由水道运出，上销仁怀、赤水、合江、乐山、雅安等县；卖给了涪陵，万县，宜昌，沙市等，展现了战时酿酒业的繁荣。 2 抗战时期江津县酒产量 民国以来，据现有可查资料，1920年江津全县有槽房521户，1932年有377户，l935年有575户，1945年371户。到抗战时期，江津县的酿酒行業更是取得了跳跃性到发展。据征税资料记载，1935年7月一12月，全县月产洒74万斤，年产洒891万斤。1945年6月一l2月全县月产酒136万斤，年产酒1633万斤。1935年到1945年的这十年，江津酿酒业到产量接近两倍地在增长，在战时已经成为四川境内的重要的产酒区。下表反映的是1943、1944年成渝公路沿县的糟房规模及酒产量。 从表1可看出，江津、巴县、泸县、永川的酒产量名列前四位，年产量均超1000万斤，其中又以江津名列榜首。江津县1944年白酒产量约占成渝公路沿线各县1994、1943年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战时四川省内江津县的酿酒业发展之盛。 3 抗战时期江津酿酒业种类 江津自古产酒，酒种类繁多。除白酒外，还产广柑酒、柑桔酒、葡萄酒等品种。在抗战时期，江津地区的酿酒业生产最多的的是白酒，柑桔酒以及红茅烧。 3.1 白酒 江津县盛产白酒，早有”酒乡”之誉。解放前全县七十多个乡镇，酿造自酒的就有五十多个乡镇。各乡镇开店卖酒的，大街小巷和农村到处可见。所产白酒，本县约销30%，外销70%。上至射洪、雅安、乐山；下至涪陵、丰都、忠县、万县和嘉陵江下游各县及贵州的贵阳、赤水、桐梓，遵义等地。当时尤以白沙烧酒驰名，因白沙镇在江津县城上游90华里，滨大江南岸，镇有小溪名驴溪，经化验，系软水，宜酿造，所产白酒，清彻见底。各地酒商，均标出“白沙烧酒”的招牌，人人争相购买。 3.2 柑桔酒 江津柑桔酒，是以江津本地特产柑桔为原料，经选果去皮，破碎去籽，取汁发酵，低温陈酿，过滤澄清，勾兑调配等一系列细致工艺精制而成。江津柑桔的栽培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自秦汉时代就闻名全国。《重庆府志》载道；“江津县产桔味胜它属”。古书《锡贡》亦记载：“夔州之柚，江津之桔，扬州不能过也”。1942年，刘有光集资创办的利农农产贮造股份有限公司就生产广柑酒5万瓶，被用来招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得其盛赞。 3.3 红茅烧 “红茅烧”是一种发展较早的低度甜酒，是江津县独有韵地方佳酿。红茅烧酒呈瑰丽的红宝石色，且具有天然杂酒的浓郁糟香；食之味甜香醇，深受人民喜爱。抗日战争中，沦陷区大批知名文化人士来津避难，对该酒大加赞赏，更使该酒声誉鹊起，产销量与日俱增。原中央大学文学系教授胡小石曾有诗赞之。其序曰：“自沙镇出名酒，种秫酿之，号‘红茅烧土人好饮，每出辄逢醉者。" 4 抗战时期江津酿酒业发展原因 4.1 行业门槛较低 普通白酒的酿造技术，在经过酿酒工人长时间的不断探索后，已趋于成熟，酿酒时所需的设备简陋，时人均可轻易获得，于是更加降低了酿酒行业的门槛。又因为酿酒行业前期的投入少，后期收入丰厚，于是吸引了大量投资商从事该行业。这是在生产技术和物质水平均不发达的抗日战争时期，酿酒业能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4.2 酿酒原材料充足 江津县盛产白酒，故高粱用量多。据资料显示，1937年—1941年，全县每年种高粱13000公顷—16000公顷，总产17500—20000吨。抗战期间江津的高粱产量总体丰收，为白酒的酿造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抗战期间，科技工作者对江津县柑桔进行了调查。1938年，郭益进在《江津之柑桔》一书中，举出柑桔品种14种。其中红桔、甜橙（广柑）、酸橙（枳壳）等3种已成为商品。是年10月，章文才发表了《江津甜橙选种之方法及其标准》。由此可见，抗战期间江津地区的柑橘生产品种繁多，品质优良，呈现繁荣景象。柑橘产量的稳定为江津柑桔酒的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4.3 国民政府鼓励酿酒业发展 自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国民政府改变了对酒产业的态度，旨在加强国防和增税。四川省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发布公告现值抗战期间，米麦两项，于军需民食，关系重大。究应节制消耗，以资给养。凡以米麦酿酒者，应绝对禁止。惟制造曲药，及以糯米酿制仿绍酒、老酒，不在限制之列。”从中可以看出，此时主要禁止大米和小麦生产白酒，以及杂粮和糯米的生产不受限制。根据四川省政府第537次省会议决议，除高粱、青稞、糖泡、漏水四项外其余各项粮食仍一律严禁酿酒。这些文件都证明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用高粱酿酒。对于与酒精厂签有专供合同的糟房，政府还免征非常时期之加征五成税。除此之外，政府为了维持酒的产量，还出台了很多措施，严格糟房停产、减产。抗战前，江津酿酒业曾因军阀割据，战祸频繁，税赋重，罚金多，糟房相继倒闭或迁往他埠。至抗战期间，适逢政府为鼓励酿酒业的发展的政策，此时江津酿酒业又蓬勃兴旺起来。1940年，全县糟房达389家。至1946年，全县生产白酒量黔约8000吨。可见，抗战时期江津酒业的异常繁荣离不开战时政府的宽松的酒政政策。 4.4 江津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江津靠近江河流域，不仅有利于取水，而且宜于原料及成品的运输。在县境上游九十里的白沙鎮，为江津第一水码头及川盐销黔要道，商业交通甚为发达。白沙镇西有驴溪河，溪水清澈见底，所含矿物质极微，酿酒质量特隆。因取水之便，酿酒者多建糟房于驴溪河畔，形成长约里许的“糟房街”。白沙正是因为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才造就了“白沙烧酒称最"的佳话。 5 抗战时期江津酿酒业发展对社会经济的贡献 首先，江津酒业的发展增加了政府税收，为支持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烟酒税与统税、矿产税并列，视为三大税源。抗战时期，举国之力支持抗战，酒税已经成为货物税的最大税源。据资料记载，1937年四川酒税约占全国酒税收入的四分之一，从此奠定了四川酒业大省的地位。40年代，四川酒税一度占了全国酒税的三分之二，是除关税、盐税、统税之外的第四大税源，是货物税中的最大税源。 《江津县志》（民国本）则称，“江津产酒甲于省”，江津列为川省首位，“每年全省收银，约在九十万两上下，”江津缴收银十一万两之多。“川省每年应共出酒在二万万斤以上”，江津产酒四千多万斤，无疑推动了当地酒税的增长。 通过表1可以看出，1936年至1938年四川各地酒税增长明显，但各地酒业发展不平衡。其中，江津县的收入增长明显，且两年间实现了接近两倍的增长。由此可看出，江津县的酿酒税是四川政府税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间接为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次，战时江津酿酒业的发展还对国防作出了一定贡献。抗战发生后，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国统区的燃料供应日趋紧张。为了稳定后方交通运输和军工生产，增强对抗战前线的支持力，国民政府积极寻求汽油替代品，酒精成为替代品首选。以酒精代替汽油，一吨酒精大约可代替0.65吨汽油。四川系战时大后方糖料酒精工业的主要基地，于是在这一特殊时期，江津等传统产酒区的酒精工业迅速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时所需动力燃料的匮乏。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传统酿造业成为民国时期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了重要的经济责任和国防责任，使政府高度重视。江津县虽地处四川省一隅，当地的酿酒业存在着技术落后，规模小等问题，但值得肯定的是，战争期间江津酿造业的繁荣发展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江津调查[R].四川经济月刊.6卷6期，1936.17. [2]四川省江津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江津县志[M].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5.325. [3]刘达礼.江津县白酒生产概况[J].四川省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99. [4]重庆酒业调查[N].四川月报（12卷5、6合期），1938.196. [5]财政部川康区税务局代电（1942年）”[Z].绵竹市档案馆：全宗35，案卷979. [6]杨公庶.抗战以来后方之酒精工业[J].西南实业通讯（8卷5期），1943.8. [7]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M].北京：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8. 作者简介 刘晨曦（1995-），女，汉，重庆，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华民国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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