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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国外顶尖智库发展经验探究
范文 杨瑞仙+权明喆+魏子瑶

〔摘 要〕 我国智库建设从2015年开始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进入规范化的快速发展转型期。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但缺乏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高质量、高影响力智库。通过对国内外著名智库进行初步调研，发现我国智库与国外智库在管理组织架构和信息资源建设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针对我国智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决策管理机构的独立性、研究组织形式的灵活性和质量评估体系的层次化，以及信息来源渠道的广泛、信息采集工具的创新和信息资源仓库的持续积累方面，探讨适用于我国实际情况的国外顶尖智库发展经验，以期为我国智库的突破性发展寻找新的契机。
〔关键词〕 外国；顶尖智库；组织管理架构；信息资源建设；发展经验；全球智库报告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7.08.024
〔中图分类号〕 C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7）08-0167-05
〔Abstract〕 China's think tanks construction has been highly valued and widely focused on since 2015，and enters the period of the normatively rapid development of transition. The number ranking after the United States，but China lacks internationally high-quality and high-impact think tanks. Through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famous think tanks at home and abroad，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ignificant gaps on the structure of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Aiming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hink tanks，from independence of the decision-making organization，flexibility of the research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levels of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as well as the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sources，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 collecting tools and accumulation of databases，explor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foreign top think tanks which is suitable for China，hoping to find new opportunities for our think tanks breakthrough .
〔Key words〕 foreign countries；top think tanks；the structure of management organiz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智庫（Think Tank）是由各领域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和分析国内外政策问题，使决策者和公众能够对公共政策做出明智裁决的研究咨询机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决策内容涉及若干学科领域，决策者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保障决策的科学性，智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亟须建设一批放眼国际的高质量智库，以期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决策。从2009年至今的《全球智库报告》中，我国智库数量一直位居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但在全球智库综合排名榜上，我国智库却一直未能跻身前列，最好成绩是在《全球智库报告2012》排在第17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而后逐渐落后，在《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位列第30名以后，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国务院在2015年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1]中已经明确指出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高质量研究成果不足等问题。笔者对《全球智库报告》中综合排名靠前的国内外智库进行了初步调研，发现我国智库与国外智库在管理组织架构和信息资源建设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笔者认为这是造成我国高质量智库缺乏的首要原因。国外智库发展起步早，我国智库需进一步借鉴顶尖智库在此方面的发展经验，以期取得突破性进步。
1 高效运行的管理组织架构
以布鲁金斯学会、英国查塔姆社为代表的国外顶尖智库的创立背景、发展侧重点虽有异同，但都形成了一套确保其独立高效运行的管理组织架构。基于此架构，智库对研究员、研究项目、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的管理与运作，保证智库影响力的稳步提升，进一步推动研究成果的推广与转化，筹得更多资金，聘用或培养更多人才，形成良性循环，确保智库的可持续发展。从管理组织架构的构建情况看，我国智库与国外顶尖智库在决策管理机构的独立性、研究组织形式的灵活性和质量评估体系的层次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1.1 独立的决策管理机构
国外智库大多遵循理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理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负责主持智库的运营与管理，与总裁等高层管理者共同提议和审批学术研究领域，保证学会研究的独立性与真实性，维护学会的财务健康。连续多年在《全球智库报告》中位居榜首的布鲁金斯学会，其理事会成员是来自于商业界、学术界、政法界、传媒界等不同背景的精英[2]，其中不乏金融管理公司、技术投资公司、能源公司等国际商业巨头的现任或前任总裁，也包括顶尖大学、其他智库的杰出在职人员、政府前任官员和杂志主编。综合排名紧居其后的英国查塔姆社的理事会成员是在研究所内部经民主推举产生的[3]，多是高级研究员或经历丰富的学术界、政法界和商界精英，具有较高的威望。
理事会成员的产生方式虽有异同，但都是来自各界、资历丰富的杰出人士。他们不受政府或某一党派政论的束缚，运用丰富的工作经验、敏锐的洞察力和活跃的思辨能力，从国家发展关键点、国际时事聚焦点和全球问题疑难点中确定研究方向，决定研究部门及其下所属研究项目的变更；接受决策咨询委托；推荐和任命优秀人才作为高层领导者，共同掌控着智库的发展方向，避免智库受到较大资助商的影响和控制，监督智库以保证其研究的独立性和真实性。
1.2 灵活的研究组织形式
智库作为学术型研究机构，为了充分利用硬件与软件资源，使研究者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课题研究更加高效进行，需要正确处理行政与科研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外智库受德鲁克“职业雇员组织”管理哲学思想[4]的启发，政策研究的开展多遵循“研究部——研究单元”的矩阵式组织形式。矩阵式架构的一个维度是根据研究领域或地域划分的专业研究部，各研究部通过公开招聘和接受推荐，在全球范围内吸纳本研究领域的人才，并对研究员进行任务调配和适时提拔；另一维度是在理事会、总裁等高层管理者的指示下变动的研究单元，不同智库各层次研究单元的名称略有差异，但基本遵循研究项目（研究计划、研究中心）——研究课题（研究主题）的研究层级关系，后者比前者的研究内容和导向更加具体，研究项目和研究课题由理事会、总裁、主席等高层管理者接受委托、推荐，或由研究员自下而上提议，经批准后交由相关领域或地域的研究部，由研究部调配研究员。管理者根据课题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按一定原则从各个研究部挑选一定数量的研究员组成课题组。
从研究项目团队、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的作者在各个研究部的分布情况，可看出研究课题、研究项目与研究部之间独立性的强弱。研究项目与研究课题之间的独立性一方面体现在隶属关系，另一方面体现在研究课题成员在课题组中扮演的角色。鉴于研究项目在不同智库中的定位不同，考察研究部与研究项目之间独立性的意义在于研究项目在研究部与研究课题之间起到的桥梁作用。因此，主要依据研究课题和研究项目的关系将矩阵式划分为强矩阵式组织形式和弱矩阵式组织形式，二者对比见表1。
矩阵式的研究组织形式使得研究人员调配灵活，政策研究效率提高。智库研究项目和课题小组的负责人同样是研究人员，和其他成员之间不存在上下级任命听命的关系，只负责推动研究进展、协调内外关系、评估研究成果等。身处相对自由的研究环境，各个研究部的研究员在若干项目和课题下开展研究，有助于其从更宏观的角度、更全面地了解和把握某一研究领域的相关信息和知识，使智库的研究内容更加全面，综合性更强，研究成果质量更高。
1.3 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
智库作为专业的战略与政策问题研究机构，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出是其提高影响力的根本途径，“质量”也因此成为智库追求的永恒主题。为了保证向公众公开或向委托方递交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尽可能满足决策需求，国外顶尖智库需通过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控制研究成果的输出。质量管理体系主要包含不断修订的高质量研究标准和成果质量专家评审机制两部分。
各智库遵循的高质量研究标准内涵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选择和剖析、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创新性、数据和信息的真实可靠、观点和见解的新颖与独到等[5]，是研究成果需基本遵循的准则，对统一和规范研究成果起关键作用，引导智库提高其影响力。一些智库针对研究成果类型制定了多种质量评审标准，如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对共识性研究报告、快报和简报、学术研讨会报告和摘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四种类型的成果制定了不同的质量评审指南，可操作性强[5]；也有智库在高质量标准之上制定更高标准，以甄选出更优秀的研究成果，如兰德公司在《高质量研究与分析标准》[6]的基础之上制定了《杰出研究与分析标准》[7]，用以激励更多体现其战略研究目标的杰出研究成果产出。国外顶尖智库的成果质量专家评审机制以高质量研究标准为基础，评审专家的选择、具体的评审流程交由专门的部门按固定的章程组织，各智库依据自身的专家团队规模选择内部、外部或内外部联合的专家评审方式，但都遵循独立性和利益冲突回避原则[5]，即评审专家不能是待评审成果的研究参与者、专家人选不能由研究员推荐、评审过程不受任何一研究团队的控制。
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对研究成果层层把关，专家在依据高质量研究标准进行评审的同时，还会利用自身丰富的决策咨詢经验，结合实际，考虑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对研究成果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以期高质量成果能被更多决策者采纳，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2 成熟稳定的信息资源建设
智库作为学术型政策研究机构，对信息的需求具有诸多特点——及时性和全面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整合性和增值性、继承性和专业性、敏感性和保密性[8]，这些需求在大数据时代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高质量的可利用信息为智库研究的开展提供全方位的情报保障，降低情报失察的风险，提升智库的影响力和声誉。目前我国智库面临着信息采集分析系统不完备的问题[8]，信息技术在信息建设方面的应用基本停留在电子文献数据库，面向大数据的实时数据监测和采集工作尤为欠缺，信息资源建设的短板会严重影响我国智库在政治决策上的话语权。与我国智库相比，国外顶尖智库的信息资源建设更为成熟和稳定，主要体现在信息来源渠道的广泛、信息采集工具的创新和信息资源仓库的持续积累。
2.1 全方位的信息来源渠道
国外顶尖智库从需求的角度出发，借助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广泛开拓了各类信息来源渠道，对信息资源进行全面收集。智库的信息源主要分为实验类、调研类等直接信息源和机构、公开资料类、购买类、合作建设类等间接信息源[9]。
智库是决策研究人才的聚集地，其较高的招揽人才的标准使得从高层领导者到研究助手，担负任何职能的人员都在其所属领域拥有较为强大的知识和经验储备，对政策研究的可利用信息保持有较高的灵敏度，擅长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调研、交流访谈等直接方式获取所需信息，为其指导研究方向、评估研究质量或开展研究所用。智库则通过数据库的对外连接，进一步为研究人员拓宽间接信息来源渠道。
智库存储的信息源主要包括其以往的研究成果（包括公开的和私密的）、图书馆各类文献的数字资源、政府发布的统计报告和公文等权威数据以及其他实时获取的可用数据。数据库外部信息的获取除了购买渠道，还有智库根据自身的信息需求，利用网络挖掘工具，定期定向对权威机构、其他智库、社交媒体等网站的超文本文件、多媒体文件等进行智能抓取归类[10]这一渠道。而利用分布广泛的传感装置实时获取客观的原始数据，并借助推理机，以海量数据为基础，生成推理知识，这一途径尚未成熟，仍处于完善和发展阶段，是智库信息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11]。同时，随着信息来源的复杂化、数据量的剧增，智库的数据降维、数据清洗能力要满足收集信息的需求。许多国际顶尖智库在其他城市或国家设有分支机构，与分支机构的数据库建立互联，共享数据。智库通过全方位信息渠道收集到较为全面的研究资料，供相关研究人员作为支撑数据和辅助信息使用，为研究提供新思路和突破点，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信息来源渠道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可能。
2.2 不断改进的信息采集工具
大数据时代，国际权威智库为了实时在线获取全面的高质量数据，十分重视信息采集工具的创新开发和技术与研究的深度融合，并在各领域实践中对这些工具进行有效性验证，加以不断改进，使研究员运用这些工具能有效提高政策研究的效率和质量。智库对信息采集工具的要求有两点：一方面，保证其采集信息的正确性，提高信息对政策研究的贡献率；另一方面，扩大工具在政策研究中的适用范围，使其采集的信息可供多个研究领域使用。
一些国际权威智库建立有方法工具中心，配备有编程专家、高级网络工程师、统计分析专家等技术人才，监管智库的信息捕捉设备，根据研究人员的需求开发和改进数据采集和信息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如兰德公司的可扩展运算分析中心[12]培养了一批能熟练使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实践的专家，来支持兰德的数据科学。他们的任务是开发、维护和改良一套收集和处理大数据的方法和工具，从大规模数据中识别出可运用于政策研究的有效数据，并根据这些方法和数据在各个课题研究领域的适应性分析，进行功能的改良和使用范围的扩展。然而，智库不能只顾追求数据量而忽略信息的正确性，麦肯锡咨询公司的panorama工具曾在世界各地超过90个国家或地区的银行市场设置了400万以上的数据点，将银行的实时金融数据及时传送给300多名银行业专家，后来发现收集到的数据存在矛盾，可靠性和可用性差，故暂时摒弃这一方案，安排140多名研究员实时观测其所在地来源可靠的宏观经济和市场动态数据，并进行验证，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13]。
2.3 持续积累的信息资源仓库
国外顶尖智库致力于政治外交、经济金融、文化教育、能源环境、医疗健康、社会现象等全领域的解决方案，需要运用数据采集工具从全国乃至全球收集各研究领域的数据，将持续积累的数据按一定的分类规则存放在某一自建数据库，提供给访问者从中探索规律和发现问题。
智库主要将购买和自建的数据库提供给内部的研究人员使用，智库的研究领域基本不发生变动，但研究项目和研究课题总是随着项目的委托、国际时事热点而变化，为了使智库在其重点关注领域保持领先的研究地位，需要持续滚动地积累数据资源，正如一项课题不能以一份阶段性报告草草了结，数据资源的积累一旦断档，相关研究的开展将很难继续进行，研究结论也会失去价值。一些智库会对外公开部分体现自身特色的专题数据库，由各研究部门汇集相关研究数据和出版物整理而成，其中的数据需满足持续积累和动态维护的基本要求，也有一些数据库已经停止了更新。如自20世纪60年代起的40余年中一直处于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研究最前沿的兰德公司，公开了一个可供检索的数据库——RDWTI[14]（RAND Database of Worldwide Terrorism Incidents，蘭德全球恐怖事件数据库），汇集了1968年至2009年全球超过40000条起恐怖主义事件的全记录和相关研究报告，同时提供了详细的高级检索说明，指导公众利用数据库获取感兴趣的内容。
3 结语
本文在围绕国际顶尖智库的管理组织机制和信息资源建设经验进行论述时，站在国内智库的角度，考虑到“人有我无”的现实情况和经验的可采纳性。
因为具有官方性质的党政军智库、科研院所智库直接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故确保独立的决策管理机构的构建主要针对社会智库。笔者认为，不论盈利与否，社会智库都不能受到大投资商的误导，为了降低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笔者建议按研究贡献选取智库优秀的专家学者进入决策层，既保证了智库思想的独立，同时还对研究员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在研究组织形式方面，国内智库并未体现出矩阵式架构的精髓，少数与弱矩阵式类似，但课题小组内不包含其他研究部的研究员，同时多数研究员习惯于“孤军奋战”，单独发表论文，阐述自己的观点，思想的碰撞交流和学科间知识的交叉融合较少。笔者认为，任何性质的国内智库都可根据自身建设条件，将组织形式调整为标准的强或弱矩阵式架构，想必此举会为智库带来跨越性进步。我国智库目前尚未有规范化、制度化的研究成果质量标准以及同行评审与质量控制的流程机制，委托研究结项验收都由委托方组织专家评审和验收，同时缺乏评审组织的独立性和标准流程的制度化，研究报告的出版也不受严格审查，只有论文发表有不同严格程度的审稿[5]，制度化的质量标准和独立的同行评审机制在必须二者兼具，才能使我国涌现高质量、高影响力智库成为可能。
信息资源建设是智库良性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发展处在前沿的智库或把党政动态、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等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内容作为研究重点，或是按知识领域划分研究部以后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对公众的健康、社会福利、能源等实质性研究少之又少，在信息的收集和研究课题的选择上都缺乏实用性和前瞻性。国内智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各类文献、会议、新闻等传统渠道，个别营利性质的智库开发了大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工具，为政府机关、大型企业提供专属的信息咨询服务，但咨询费用高昂，影响力有限。我国智库中社科类智库居多，关注擅长政策研究的人才，却在利用信息技术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和开发信息采集工具方面存在短板，因此需考虑引进高端技术人才；智库应与国家正在建设的大数据平台建立数据合作关系，实现互补双赢。我国智库的数据库也因技术的限制建设得不够健全，只存储有以往的研究成果、外部学者的投稿论文和相关时评论文的汇编等文献资料。公开的其他研究成果还包括专家发表时评的视频，出版物则不提供电子版下载服务。我国智库的信息资源建设仍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未来发展应依托高端技术人才，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传感器技术为支撑，将大数据采集、统计与分析、信息可视化等工具有机、协调地整合起来，为研究者提供贯穿整个研究流程的数据支持。
参 考 文 献
[ 1 ]新华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EB/OL].[2017-04-15].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5-01/21/c_133934292.htm.
[ 2 ] Brookings Institution[EB/OL].[2017-04-19].https：//www.brookings.edu/about-us/board-of-trustees/.
[ 3 ]Chatham House[EB/OL].[2017-04-19].https：//www.chathamhouse.org/about/council-and-directors.
[ 4 ] Peter F Drucker. Theyre not Employees，theyre People[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2，80（3/4）：70- 77.
[ 5 ] 张志强，苏娜. 一流智库战略研究成果的质量管理机制[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8）：940-950.
[ 6 ] RAND Corporation[EB/OL].[2017-04-25].http：//www.rand.org/standards/standards_high.html.
[ 7 ] RAND Corporation[EB/OL].[2017-04-25].http：//www.rand.org/standards/standards_outstanding.html.
[ 8 ] 刘岩，刘宝瑞，刘伟东. 面向科技创新智库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研究[J]. 现代情报，2017，37（2）：78-82.
[ 9 ] 宋忠惠，郑军卫. 支撑智库研究的信息源建设策略[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1（3）：65-72.
[ 10 ] 钱智勇.重点学科知识组织与专题数据库知识库开发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04，（4）：34-37.
[ 11 ] 许鑫，吴珊燕.智库知识库的构建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4，37（3）：71.
[ 12 ] RAND Corperation.Center for Scalable Computing and Analysis[OL].[2017-5-5].http：//www.rand.org/capabilities/ethods-centers/scalable-computing-and-analysis.html.
[ 13 ] McKinsey Solutions.Global Banking Pools[OL].[2017-5-6].http：//www.mckinsey.com/solutions/global-banking-pools.
[ 14 ] RAND Corporation.RAND NSRD[DB/OL].[2016-5-13].http：//www.rand.org/nsrd/projects/terrorism-incidents.html.
（本文責任编辑：郭沫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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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7:5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