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关于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几个问题的思考 |
| 范文 | 关键词：中原图书文化；中原图书事业；中原文化 摘 要：中原古代图书文化是最重要的地域性图书文化之一，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体现。本文讨论了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研究的意义和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研究的内容，认为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重要的研究价值和丰富的研究内容。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4）10-0135-04 1 引言 以 “河南图书事业”、“中原图书”、“中原图书文化”为关键词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检索记录为零；以“图书”“图书事业”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有少量论文涉及中原古代图书，且多是单一层面，例如：有关中原古代图书的编撰、出版、收藏。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研究多见诸各种图书史、图书馆史和文献史的通论性著作中。国外学术界对于包括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在内的中国古代图书文化的研究用力颇多，其选题往往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探讨图书的生产、流通、利用，以及图书与社会的复杂联系，如[美]卡特《中国印刷术和它的西传》（1925）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2009）[日]松见弘道《中国图书与图书馆》（1981）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2002），尤以[美]钱存训《书于竹帛》（2002）《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2004）对于包括中原地区的中国早期图书的生产和传播的研究最具影响。国内学术界涉及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研究论著很多，尤其是一些通史性著作，例如谢灼华等《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修订本，2005）傅璇琮等《中国藏书通史》（2001）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2001）以及多卷本《中国出版通史》（2008）。 二十世纪以来，中原学者有关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研究主要是河南省境内的方志对于本省文献的回溯性记载，以及图书目录的编制或丛书的整理出版。1914年，李时灿在北平设立中州文献征辑处，并在开封、洛阳设立分处，各县设立分点，撰有《中州艺文录》42卷《中州文征续编》28卷和《中州诗征》30卷等。《河南省志·出版志》（1995）首次全面总结了印刷术发明后中原的出版事业，周宝荣《宋代出版史研究》（2003）对于中原图书文化多有述及。吕友仁等《中州文献总录》（2002）标志着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研究进入资料的全面收集时期。申畅等《河南文化史》（2002）程有为等《河南通史》（2005）中的部分内容研究了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栾星等《著述典》（2008）和王国强等《中原出版卷》（2008），更是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其他有关中原古代藏书文化、版本文化、中原典籍的研究整理等也有一些论著问世，应该说，这些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关于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研究的文献基础，是该课题研究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不过，这些成果多是中原古代图书的书名、著者、版本和存佚的著录和考证，集中在图书编撰和出版方面，而且多是具体的个案研究，关于中原古代图书文化中的多项专题研究，例如编撰、收藏，尚未在文化层次上展开，关于中原图书传播、利用和贸易，尤其是关于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整体研究，仍然付诸阙如。 丰富、立体的中原文化包括了政治文化、语文文化、哲学宗教文化、科技文化、艺术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姓氏文化等，但是几乎所有讨论中原文化的论著都没有讨论图书文化，这不仅是对中原图书文化的忽视，也没有展示中原文化的全貌。图书文化也是中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积极影响了其他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基本问题亟须给出初步的研究和说明。笔者拟就有关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几个基本问题略述一得之见，不足之处，尚祈方家指正。这几个问题是：①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②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研究的意义。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研究的内容。 2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中原文化是由中州大地经过长期的积淀、孕育出来的一种地方文化。中原文化既具有浓郁的乡邦色彩，又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文化，在华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中心作用和引领作用。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1][2]。 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当图书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会产生相应的图书文化。大而言之，世界两大书系——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书系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书系各有特点，也有各自的图书文化。以国家或地区而论，欧洲有欧洲的图书文化，中国有中国的图书文化，同时，各地区还有自己的区域性图书文化。中原图书文化是指中原地区围绕着图书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文化，具体而言，就是中原地区围绕着图书编撰、出版、收藏、传播、利用和贸易诸方面而形成的文化。中原图书文化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是中原古代图书文化。 王国强：关于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几个问题的思考* 王国强：关于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几个问题的思考*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就是古代中原围绕着图书产生、发展而形成起来的文化。其时间是从上古至清末（1912）。其地域范围，我们认为凡是历史上曾经属于现河南省境内的任何地域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与图书有关的内容，都是中原图书文化的一部分。这里所谓中原，意指全豫，以现行河南省行政疆界为准。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层面：①举凡中原人士在中原以及在中原以外地方发生的所有与图书文化有关的行为。②历代建都于中原的朝廷在中原发生的所有与图书文化有关的行为。③寄籍、流寓、宦游于中原的人士在中原的所有与图书文化有关的行为。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概念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吕友仁《中州文献总录》“前言”称：“中原文化的主要载体便是中州文献。要了解和研究中原文化，要继承和发展中原文化，如果离开中州文献就会变得不可思议。”[3]这段话已经把图书与中原文化联系在一起了，并已认识到中原文献在记录中原文化和表现中原文化中的作用。《中原文化大典》分“一论”“八典”“一记”，其中有“著述典”，著述典又包括“中原出版卷”，这就在体例上明确了中原著述和中原出版属于中原文化。在《中原出版》“绪论”里，作者明确提出中原出版文化这一概念，并对这一概念做了界定[4]。到了这一步，中原图书文化这一概念就应该呼之欲出了。2012年，《中原出版》主编以中原古代图书文化为主题申请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并获准立项，才真正明确了中原图书文化和中原古代图书文化两个概念。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与其他地域相比，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具有显著的特点，这些特点既表现在图书形式上，也表现在图书内容上，既表现在载体材料和工具上，也表现在传播、收藏和利用上。具体而言，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具有以下特征：①主体性。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在中国古代图书文化中占据主体地位，一直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易·系辞上》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不仅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也是千百年来中华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符号。公元12世纪前，中原图书的编撰、出版、收藏、传播、利用和贸易等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之后虽然在整体上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发展速度减慢，但是在诸多方面仍然处于先进地位。②正统性。中原图书文化一直以厚重为品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乱离，但中原深厚的文化和文献积淀，加上几个朝廷建都中原，中原仍是学术、思想的中心，中原图书事业仍然居于全国龙头地位。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宗教和科技文献都在大量编撰、出版、流通。类书的编纂显示出社会图书积累已达到较高的程度。很多人依靠购买和抄写建构家庭藏书。一些藏书家的收藏规模几乎与朝廷相埒，甚至多有异本。曹魏正始年间在洛阳太学刻立儒家石经，供人校对、抄录，是继东汉熹平石经之后中国又一次大规模儒家经典刻石，这是当时由朝廷出面整理出版的国家范本，意义重大。“洛阳纸贵”的典故显示出中原图书出版、传播的发达和繁荣。西晋汲冢竹书的出土与整理，也是当时图书界的大事件。③开放性。中原古代图书文化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构建了中国图书文化的主体，并不断向周边辐射。中原编辑出版过很多堪称经典的著作，一些经典的最好版本也产生于中原，有力地促进了中原乃至全国学术的进步。经典著作如《道德经》《庄子》《吕氏春秋》《礼记》《说文解字》等。同时，其他地区的图书文化也对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④兼容性。中原图书文化不仅以原创性著称，而且也善于吸收其他地区先进的图书文化。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渠道，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图书文化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中原交通便利，藏书家与四方藏书家多有交往。朱睦木挈（1518～1587）为明代宗室，周定王六世孙，家居汴梁。以藏书著称的江都葛氏、章丘李氏两家藏书散出，皆为朱睦木挈所收，奠定了他丰富藏书的基础。他在宅西侧筑室五间，以“万卷堂”颜之，内则以经、史、子、集分贮，识以各色牙签，撰《万卷堂书目》16卷，收书4，310部、42，750卷，自序曰：“余垂髫时即喜收书，然无四方之缘，不能多见多致，大梁又自金元以来屡经兵燹，藏书之家甚少，即有亦皆近代之刻，求唐以前则希矣。间或假之中吴、两浙、东郡、耀州、澶渊、应山诸处，或写录，或补缀，盖亦有年，所得仅此，信积书之难也。隆庆庚午秋日，余斋居多暇，值积雨初霁，命童出曝，因取而观，其内或有丹铅圈点，或有校勘题评，平生心迹，历历在目，亦足以自镜矣。本余所好，或资纪述，若曰畜德，则吾岂敢。东陂居士睦木挈书。”可见朱睦木挈藏书来源广泛，藏友众多。即使图书出版，中原在明清时期也多吸收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的出版文化。中原图书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其兼容并蓄的心态关系很大。 3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研究的意义 研究中原古代图书文化，梳理中原古代图书文化源流，认识印刷术发明所需要的物质和技术的演进，总结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对于丰富中原文化的内涵，彰显中原文化魅力，继承传统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优良传统，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3.1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重要性 中原素以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著称，而图书文化是所有文化层次中最重要的存在。图书是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最重要工具，是人类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所借以进步的最重要手段，同时，图书也是人类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表征。图书是一种工艺产品，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图书是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统一体，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中原文字记录的丰富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色，是中国其他地域的文献难以比肩的。中原古代图书质量之高，数量之多，显示出古代中原文化学术传播和影响的力度。要全面、完整展示中原古代文化，了解中原古代文化的起源、发展的过程，中原图书文化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原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图书文化。中原图书不仅是中原文化的记录，不仅是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的载体，是中原古代科技成就的重要体现，其本身就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也许正是因为中原图书文化的重要性的客观存在，所以一些论著提及中原文化的类型时，尽管没有述及图书文化，但是在提到其他层面的文化时，也从文字发明、著作记载、纸张改进、图书出版等方面涉及了中原图书文化。可见，讨论中原古代文化，图书文化实在是难以回避的存在。 3.2 典型意义 3.2.1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蕴蓄丰富，在建构中原文化模式上为功甚巨；中原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原古代图书文化互为影响，例如，中原古代文化的厚重和正统，使得中原古代图书的编撰内容以正统为主；战乱的频仍，财富的损耗，为中原古代图书的传播和积累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原图书文化迭经考验，终于不绝如缕，巍然屹立。 3.2.2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在产生和演进过程中，曾长期占据中国乃至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在图书载体、编撰体例、抄写印刷、传播、收藏、利用和贸易诸方面都有所发明和创造，是中原文化富于创造力的有力证据；中原人对于图书文化的贡献，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 3.2.3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深具影响力。不仅中原图书承载的学术、思想、技术和文化传绵久远（中古以前自不待言，明清时期，在中原宦游的南方官员和游历的南方士人，大量抄写、购买中原文献，运送到南方，有力地促进了南方学术文化的发展），而且中原古代图书文化本身对周边地区也极富魅力，例如藏书的理念和方法，书籍的制作方式，官方对于印刷技术的正式采用，中原出版商的西迁（平水）南移（杭州），都对南方和其他地区乃至国外图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深远的影响。 3.3 丰富中原文化的研究内容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种独特的发展过程，非常具有研究意义。以公元12世纪为枢纽，中原图书事业前后分为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和逐步边缘化两个时期，可谓大起大落。南宋以后，图书的生产、传播、收藏、利用、贸易，都以南方为主。无论是胡应麟《经籍会通》提及的明代著名书肆所在地或刻书地，或是清代所记载的与图书有关的重要事情，都几乎难觅中原的踪影，明清以后，中原图书文化确实不能起到像12世纪前那样的领先地位了；尽管如此，中原图书文化在诸多方面仍然处于先进地位。其间的原因，固然在中原大地上有金元建立的帝国，而导致政治重心南移，文化重心南迁，但是，北方经济、文化、教育、学术、文学，长时期的发展缓慢，也是导致中原图书文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发生在中原的这一盛衰过程、原因、结果及影响，具有典型意义，深具研究价值。谈论振兴中原，振兴华夏，公元12世纪前后发生在中原的这场图书文化盛衰嬗变过程，一叶知秋，极具启示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 个案的研究也可以丰富中原图书文化的研究。例如某类著作的研究，一部著作产生、流传、价值的研究，一姓一地作家群的研究，一地的刻书文化研究，寓居中原的其他地域的藏书家群的研究，在中原宦游而在家乡藏书的藏书家群的研究，都具有典型意义。再如考察书籍在中原或中原某个地域内、特定人群或社区内是如何流通的，也是图书社会史研究的突出实例。 4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研究的内容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内容丰富，层次多样，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研究的内容就是全面讨论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分析总结中原古代图书文化产生、发展和承转，总结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特点、影响、成就、局限、发展规律，并对中原古代图书的编撰、出版、收藏、传播、利用和贸易文化进行专题研究。 4.1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形成的过程 文化样态的形成有一个起源、发展、成型的过程，也有承转之迹，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大致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魏晋南北朝，发展于隋唐五代北宋，缓慢发展于南宋至清末。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形成具有深广的文化、历史和地理环境。中原“文化模式”对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形成影响甚巨。一个地方藏书事业的盛衰标志着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盛衰，正如吴晗所指出的：“大抵一地人文之消长盛衰，盈虚机绪，必以其地经济情形之隆诎为升降枢纽。而以前辈导契，流风辉映，后生争鸣，蔚成大观，为之点缀曼衍焉。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其间间或互相隆替；大抵常熟富庶，金陵、吴县繁饶，且为政治重心，维扬则鹾贾所集，为乾隆之际东南经济中心也。”[5] 4.2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丰富多彩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既有王朝文化，也有地域文化，既有精英文化，也有通俗文化，既有官方文化，也有民间文化。甲骨文献出土于中原，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档案文献；老子（约前571～约前471）在东周都城洛阳任柱下史之职，这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位国家图书馆管理员。东汉蔡伦在洛阳改进造纸技术，造纸技术大大提高，造纸原料大大扩展，纸张不久就完全代替了简帛，成为通用的图书载体，引起了书写运用的迅速扩张，社会读写能力大大提高，图书生产、流通和收藏变得越来越方便了。“监本九经”雕刻于中原，木板年画也兴盛于中原。中原图书文化既持守传统，也积极吸收其他地区先进的图书文化。 4.3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技术独特 在图书文化中，技术因素同样具有地域性，无论是造纸，还是出版，中原发明和使用的技术和原料具有独特性，中原早期生产图书的工具，中原造纸的原料、工艺、质量，中原雕版印刷所使用的版片的材料、墨，装订技术和材料，都有地域色彩。例如20世纪50年代在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了一个完整的书写工具箱，里面有全套的书写工具，其中有些不见于古代文献记载。在图书收藏方面，北方图书馆收藏图书用函套，既可防尘（因为中原春秋两季风大尘多），也不必过分担心生虫（中原气候干燥，危害图书的虫鼠蚁较少）。南方图书收藏中则不用函套[6]，因为函套易滋蛀虫，也易含潮[7]。南方多用木椟、夹板，能够散去潮气。古代藏书家注意到南北气候不同，图书晾晒时间应该不同。因为传统的时令节序多以北方为基础（宋代以前，中原是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强势地位。所谓二十四节气，其地理坐标是中原），很多相关问题并不适合南方。例如中原适合农历六月六日或七夕曝书，而此时的南方正值酷暑，过于枯燥，随时而至的暴雨也可能会祸及图书；朝曝夕收，图书中吸收的热力在橱内数日不消。南方的农历八九月，秋高气清，且有西风杀虫，适合晾晒图书。 4.4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不平衡性 由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衡性，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在中原不同地方也呈现出不平衡性。洛阳和开封是古代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中心，许昌、安阳、商丘、南阳等是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次中心，其他地方或者比较偏远，或者比较落后，这个差别显示出，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发展除了历时性的时序特点外，共时性的地域的不平衡性也是应该关注的。古代图书文化中心的形成，往往有很多原因，例如或是朝廷都城，或是经济中心，或是世家大族所居，或是安定富庶之区。中原古代图书文化中心对周边的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例如，北宋汴梁刻书的盛行，刻印技术的高超，甚至版画的刻印，对于朱仙镇木板年画的兴起和发展或许有一定的影响。至少，汴梁是一个巨大的木板年画消费市场。 4.5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不同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图书层面上，图书文化主要包括图书的编撰、出版、传播、收藏、利用、贸易等方面，而这些方面，互相影响，共同消长，组成一个完整的图书生态链，任何一环的或缺都会导致整体的损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从一个层面出发，梳理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编撰、出版、传播、收藏、利用、贸易等的具体运作模式，结合地域文化特色，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与图书事业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探讨这些层面之间的关系。吴晗说：“藏书之风气盛，读书之风气亦因之而兴，好学敏求之士往往跋涉千里，登门借读，或则辗转请托，移录副本，甚或节衣缩食，恣意置书，每有室有悬磬而弆书充栋者，亦有毕生以抄诵秘籍为事，蔚成藏家者。版本既多，校雠之学因盛，绩学方闻之士多能扫去鱼豕，一意补残正缺，古书因之可读，而自来所不能通释之典籍，亦因之而复显于人间，甚或比勘异文，发现前人误失，造成学术上之疑古求真风气。藏家之有力者复举以剞劂，辑为丛书，公诸天下。数百年来踵接武继，化秘笈为亿万千身，其嘉惠来学者甚多。”又说：“渐而此风被及商贩，刊上豪门，广中洋贾，间亦挥霍多金，购藏典籍，开馆延宾，属以校勘。其用意虽为附庸风雅，自跻士林，然其保存传布之功，固不可没也。”又说：“继而公家亦闻风兴起，广延学士大夫，设局刊书，与私家事业并行不悖。各地书贾亦竞翻旧籍，刊印新书，由是学者皆得人手一编。潜心考索。藏书之家，插架亦因之愈富。学者苟能……勒藏家故实为一书，则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动，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示诸掌也。”[8] 4.6 中原古代图书文化的影响 中原图书文化具有众多原创性贡献，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影响甚巨。中原是最早抄写和印刷图书的地域之一，中原生产的图书在载体和内容上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原也是较早设立书肆的地方，中原也是较早具有藏书活动和传播活动的地方，是中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另外，中原古代图书文化对于中原教育活动、学术活动、宗教活动、文学活动的影响，进而探讨图书文化对中原社会文化的变迁发挥的效应及其所具有的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1] 张锴生.略论中原古代文明的中心地位[J].中原文物，2001（6）：32-38. [2] 杨翰卿.论中原文化实学精神.中州学刊[J].2006（3）：172-175. [3] 吕友仁.中州文献总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前言. [4] 王国强.中原文化大典·著述典·中原出版[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4. [5][8] 吴 晗.江浙藏书家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7. [6] 孙从添.藏书记要[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46. [7] 叶德辉.藏书十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3. （编校：严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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