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古代私人抄书的变迁考究 |
| 范文 | 娄冰 关键词：抄书；私人抄书；变迁 摘要：文章结合古典文献中记载古代私人抄书的史料，详细探讨了先秦至清朝私人抄书活动演变之轨迹，认为古代私人抄书的发展脉络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极大地推动了图书的流通发行，在古代图书出版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 中图分类号：G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12-0138-03 抄书是指以手工抄写图书资料的制作和复制行为，也是一种出版行为。通常情况下，古代抄书分为官府抄书和私人抄书，前者多为政府官员受命在征集图书、整理藏书过程中的抄书；后者往往出于自身知识需求，或因生存需要，或为爱好（藏书）等进行的抄书活动。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战国中期楚墓竹简中甲、乙、丙三组《老子》抄本，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抄本。 1先秦时期 抄书行为始于先秦时期，与图书的产生、发展相生相伴[1]。《墨子·兼爱下》中记载：“书于竹帛，镂于金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相对开放，出现了百花争鸣、文化繁荣的景象，私学与官学并存，抄书活动逐渐活跃起来，极大地提升了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大量的士阶层著书立说，积极地推广、宣传各自的为学治世政治主张，著作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编纂著作，只能依靠书写，抄写复制成为必然，在传递各自言论的同时，也利于图书的长期保存。史籍中关于抄书者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据东晋王嘉所著《拾遗记》卷四[2]载：“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或佣力写书。非圣人之言不读。遇见《坟》《典》，行途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析竹为简。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树皮编以为书帙，以盛天下之良书。”“佣力写书”即受雇于他人誊抄图书资料，张仪、苏秦曾经因为生活所困，不辞辛苦，充当佣书活动。“剥树皮编以为书帙”蕴含了古典目录学的思想，逐一校雠，分门别类加以排序。这段文字不但说明了张仪、苏秦二士的读书、做学问的态度，而且可知抄书者有史料记载最早的时间应在秦昭襄王、秦惠文王时期[3]。西周时期“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因此造成了“学在官府”。抄书者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禁锢政策，私学被取代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先秦两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全国，实行焚书坑儒、发布“挟书律”“禁私学”等一系列摧残文化事业的政策，造成大量图书资料在秦汉之际消失，新的学术著作鲜有问世，抄书者的境况随之滑入谷底。直到汉初，“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汉惠帝于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允许民间藏书和相关书籍的复制行为，于是，民间私人抄书盛行。私人抄书当首推河间献王刘德，他用精写本换取民间故旧本，抄书数量“与汉朝等”。另外，司马迁、梁子初、杨子林、王溥、李邰、班超、高君孟、盖晋、陈长次等人也相继抄了不少书籍。司马迁写成《史记》之后曾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唐代司马贞《索隐》注：“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可见《史记》于正本之外，还另抄了一副本。梁子初、杨子林抄书的事迹见于东汉桓谭《新论》：“余同时佐郎官有梁子初、杨子林好学，所写万卷，至于白首。” 3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期，抄书活动继续发展。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魏时蔡琰（蔡邕之女）继承其父遗书4，000余卷，但因颠沛流离，丧失殆尽，后根据记忆抄写了400多篇。晋代私人抄书可考的有葛洪、纪瞻、范汪等。《晋书·葛洪传》称葛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晋书·纪瞻传》称纪瞻“性静默，少交游，好读书，或手自抄写”。范汪，字玄平，十三岁丧母，家贫无资，“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然薪写书”，最终博学多通。晋代抄书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洛阳纸贵”的故事了。西晋左思的作品《三都赋》，初不为人所重，皇甫谧为其写了篇序言，张载、刘逵、卫权又先后为之作注，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之纸贵，这也说明当时抄家甚多[4]。《梁书·袁峻传》记载：“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南史·王筠传自序》中记载：“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 4隋唐 唐代私人抄书盛行。唐代著名史学家韦述“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旧唐书·柳公绰传》中记载柳仲郢（柳公绰之子）“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史皆一抄，魏晋以来南北史再抄。手抄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吴彩鸾是古代女子抄书的著名代表，据《列仙传》中记载：“彩鸾写《唐韵》，运笔如飞，日得一部，售之，获钱五缗。”《全唐文》卷八一六引李竣《慧山寺家山记》中记载：“贞元中，先丞相方肃公……退隐山寺僧房，犹孜孜勤经史，洎十年，手写书籍，前后约五百轴。”华良夫“从十岁读书，学为文章，手写之文，过于千卷。”许多著名文人的作品很多也是通过传抄才得以流传下来的，如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就曾先后誊写五本，分寄五处，以便传诸后世。 5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可考的抄书者不少，且抄书动机各异。为自学而抄书的，如：南唐查文徽“幼好学，能自刻苦，手写经史书百卷。”备遗忘而抄书的，如：后蜀文谷“所撰《备忘小抄》十卷，杂抄子史一千余事，以备遗忘，世多传写之。”为聚书而抄书的，如：北汉王景绝“时时购四方书抄之，晚年集书数千卷。”吴越林鼎“性谠正而强记，能书欧、虞法，比及中年，夜读书每达曙。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编蠹简亦手缀之，无所厌倦。”喜诗文而抄书的，如：博陵安平人崔棁“平生所著文章、碑诔、制诏甚多，人有借本传写者，则曰：‘有前贤，有来者，奚用此为！”喜佛经而抄书的，如：棣州滴河人马裔孙“岁余枕藉黄卷中，见《华严》《楞严》，词理富赡，由是酷赏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咏，谓之《法喜集》。”喜史传而抄书的，如：魏州冠氏人杨邠官至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居家谢绝宾客，晚节稍通缙绅，延客门下。知史传有用，乃课吏传写。”为促进图书流通而抄书的，如：南唐北海人韩熙载是五代书画家，“性喜提奖后进，每见一文可采者，手自缮写，仍为播之声名。” 6宋元 宋代私人抄书，或为藏书聚书，或为读书治学，或为修史著书，或为练习书法，陶冶性情，当然也有为牟利而充当书手的。宋代藏书家可考者200余人，大多有抄书的经历。李行简，字易从，冯翊人，官至尚书刑部郎中，“聚书万卷，多其自录，人谓之书楼。”司马光68岁时还亲自抄书，“所抄自《国语》而下六卷，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重，无一笔不谨。”吕大防，字微仲，蓝田人，官至宰相，“常分其禄之半以录书，故所藏甚富”。刘仪风，字韶美，“得俸专以传书。书必三本，虽数百卷为一部者亦然”。李常，字公择，建昌人，“少读书庐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书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苏轼（苏东坡）抄书，曾手抄过三遍《汉书》，据南宋陈鹄撰写的史料笔记《耆旧续闻》中记载：“东坡谪黄州，日课手钞《汉书》，自言读《汉书》凡三钞：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可见宋人读书是很重视抄书的。赵明诚，字德甫，山东诸城人。其夫人李清照撰《〈金石录〉后序》中记载：“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当时馆阁藏书多有散佚出来的，赵明诚凭借在馆阁任职的亲友的帮助，阅读了很多珍藏图书资料。叶梦得，字少蕴，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藏书家，手抄书籍不计其数。一年夏日晒书，晒了20余日方完，其《避暑录话》曰：“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宋代抄本质量很高，不仅具有文献价值，有的还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元代抄书者文献可考的不多。许衡，字仲平，怀之河内人，“嗜学如饥渴，然遭乱世，且贫无书。尝从日者家见《书》疏义，因请寓宿，手抄归。”庄肃，字恭叔，号蓼塘，松江青龙镇人，“性嗜书，聚至八万卷，手抄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靡所不具”。 7明代 明代私人抄书者甚多，袁同礼在《明代私家藏书概略》中有言：“明人好抄书，颇重手抄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如：孙道明，字明叔，华亭（今上海）人，元末明初藏书家，抄书数千卷，至老不辍。宋濂，字景濂，浦江人，文学家，少时家贫无书，“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刘崧，字子高，泰和人，“家贫力学，寒无炉火，手皲裂，而抄录不辍”。叶盛，字与中，昆山人，“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虽持节边徼，必携抄胥自随。每抄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藏书十万余卷，闻某处有异书，必千方百计购求缮写。陆深，字子渊，华亭（今上海）人，坚持抄书56年，晚年尤喜抄方书。严嵩，字惟中，分宜人，曾手抄宋元书籍2，613本。钱谷，字叔宝，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少孤贫。游文待诏门下，日取架上书读之。以其余功点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葺故庐，读书其中。闻有异书，虽病必强起，匍匐倩观，手自抄写，几于充栋”。其子钱功甫，“贫而好学，酷似其父，年八十余，隆冬病疡，映日抄书，薄暮不止。功甫殁，无子，其遗书皆散去。”范钦，字尧卿，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著名藏书家，曾从丰道生、王世贞等处抄录了不少异书。其从子范大澈“闻人有抄本，多方借之。长安旅中尝雇善书者誊写，多至二三十人”。赵琦美，字元度，常熟人，著名藏书家。传世《古今杂剧》242种，即为赵氏所抄，现藏国家图书馆。吴宽，字原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所藏书多手抄，传世者亦多，如《吴沈诗草合卷》《孟子注疏》《尊前集》《裔夷谋夏录》《春明退朝录》《河东先生集》《石湖居士集》等。冯复京，字嗣宗，江苏常熟人，其子冯舒，字己苍，号默庵。冯氏一门有抄书家风，据各家书目可知者甚多。黄廷鉴《读知不足斋赐书图记》云：“吾乡冯己苍昆仲，闻寒山赵氏藏有宋椠本《玉台新咏》，未肯假人。尝于冬月挈其友舣舟支硎山下，于朔风飞雪中，挟纸笔，袖炊饼数枚入山，径造其庐。乃许出书传录，堕指呵冻，穷四昼夜之力，抄副本以归。”毛晋，原名凤苞，字子晋，虞山人，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雇用了很多书手，专事抄书，“晋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抄。于是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以资鉴赏，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明代抄书人有史可考者还有谢肇淛、何大成、包柽芳、朱谋土韦、何乔新、文徵明、朱存理、阎起山、王履吉、陆师道、黄居中等。明人抄书不像宋人那样以常见书为主，而是精心挑选不易得到的所谓秘本、珍本、异本来抄写，且在书法上非常讲究。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说：“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很多宋元以前的书籍凭借明代影抄本得以保留原貌[5]。 8清代 清代民间私人抄书成风，如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昆山人，著名思想家，一生抄书很多。他在《抄书自序》中说：“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坨，秀水人，官至翰林院检讨，著名学者和藏书家，抄书很多，计有《周易图说》《内外服制通释》《太平治迹统类前集》《崇文总目》《国史考异》《方泉集》《牟氏陵阳集》《圣宋文选》《吴都文粹》《山中白云词》等。他曾设计窃抄过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最后竟发展到为抄书而丢官。吴翊凤，字伊仲，吴县人，著名藏书家，抄秘籍数百种，最后竟因疲劳过度导致一目失明。蒋衡，字湘帆，曾用12年时间抄写《十三经》，计80余万言，“以碑洞石经为式，购善本校正，用东洋纸，界乌丝栏书之”。梁同书，字元颖，钱塘人，曾用5年时间手抄《文选》16册，全书无一字草率者。倪模，字迂村，望江人，抄有《宣靖备史》《鄂国金陀粹编》《孙子》《刘宾客文集》《骑省集》《小畜集》，并在《宣靖备史》抄本之后附一书目，列书34种，欲待购求原本抄录。陈敬璋，字汝霖，海宁人，喜抄书，可日抄万字。钱熙祚，字雪枝，松江金山人，为编刻《守山阁丛书》，借抄文澜阁《四库全书》432卷。刘履芬，字彦清，江山人，喜藏书，“其不能得者，辄手自抄录，日课数十纸”。瞿世瑛，字良玉，钱塘人，以抄书为日课，且喜收藏抄本，有名人抄本792种，批校本475种，影宋元抄本30种。蒋汝藻，号乐庵，南浔人，手抄宋本100多卷。赵魏，字晋斋，仁和人，因家贫，曾抄秘书数千卷，换米度日。曹言纯，字种水，秀水人，坚持抄书长达30年。由于宋本毕竟有限，清代抄书也多以善本为底本，只好通过抄写特别是影抄来弥补这个缺憾[6]。 9余论 在印本书时代，抄书行为成为文化传播和书籍保存的主要工具，至唐初进入雕版印刷术时期，抄书行为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渐次衰微，但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转化为爱好与兴趣，例如书法艺术。同时，许多的手抄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例如珍本、善本，为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18. [2]（东晋）王嘉.拾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1：78. [3]徐栩.论中国古代“抄书人”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7）：103-106. [4]吴永贵.中国出版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32-174. [5]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23. [6]张煜明.中国出版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35. （编校：马怀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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