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光福志》考 |
| 范文 | 余红玲 摘?要：徐傅编的《光福志》是光福镇史上第一部方志，其荟萃编纂之功不可没。《光福志》编纂后一直未能刊刻，以稿抄本形式流传，稿本自同治九年后鲜有人知。今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光福志》为徐傅最后编定之誊清稿本，内容首尾完具，版本意义重大。文章以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光福志》为研究对象，对其作者进行了考辨，叙述了其编纂流传过程，揭示了南京图书馆藏本的独特价值，并推测了南京图书馆藏本的批校者或为叶昌炽。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9）01-0138-03 关键词：《光福志》;稿本;南京图书馆;叶昌炽 传世的苏州光福镇旧志共有两部：一是徐傅编的《光福志》。一是王镛等在徐傅基础上辑补而成的《（光绪）光福志》（以下简称《王志》）。《王志》并未打破徐傅志书的结构，只是以《光福志补编》附于《光福志》后。因此，《光福志》在光福镇志书编纂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光福志》编成后，一直以稿抄本形式流传，未能付梓。《光福志》的謄清稿本仅由南京图书馆收藏，其版本意义不言自明。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该书进行专门的研究揭示，笔者不揣鄙陋，试对其作者、编纂过程、流传及内容等进行考证，以推测稿本校改的原因及校改者。 1?作者及生卒年考 目前，学术界一致认同《光福志》的编者是徐傅，然《朝议公自订年谱》曰：“（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六十岁。春间至邓尉探梅，遇徐君月坡（傅）作东道主，盘桓三日。徐君居光福，雅好文墨，宅有园亭诸胜境。府君为作东崦草堂诸诗，徐君撰有《光福志》，其中参考编次半出府君手。”[1]这则材料对徐傅编纂《光福志》一事提出了异议。陆模在《东崦草堂诗钞序》中云：“今春予以探梅至光福里，获与月坡徐君交。月坡家世忠孝，尝缕述其先世轶事，又搜辑《光福志》。……道光戊申孟秋，镇洋愚弟陆模拜序。”[2]道光戊申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是年春陆模确至光福镇赏梅。但这一年陆模与徐傅是初次见面，并且此时《光福志》已经编纂完成，故陆模曰：“卒成其尊人未竟之业。”陆模此序在徐傅《东崦草堂诗钞》之前，其中叙事必经二人亲自审定，对所叙内容当无疑议。陆衡燮在陆模过世后为增饰其父功业，将原本由徐傅一人编纂的《光福志》说成与陆模共订，则有诬徐傅及其父之名。 徐傅生平资料多阙，传世者以《光福志补编·人物》所载最详，曰：“徐傅，字月坡，光福人。博渉经史，久客楚湘，交诸名士。归筑园林自娱（即今之花园弄）。辑里中故实为《光福志》十二卷。子庆治，字调之，同治庚子举人。”[3]可惜这段材料没有时间节点，笔者无法推算徐傅的生卒年。但笔者根据《光福志》徐傅自序、《东崦草堂诗钞》陆模序、《朝议公自订年谱》等，稍能一窥其足迹。徐傅称《光福志》是自少壮起经三十余年编纂而成的，《礼记》云“三十曰壮”，可推测徐傅是三十岁左右开始编纂此志，再经三十年，至六十岁左右，此志编成，也就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傅大概六十四岁，而当时陆模是六十岁，这与陆模的《东崦草堂诗钞序》落款称“愚弟”相吻合。虽然书信中这样的落款并不一定能说明徐傅此时真的比陆模年纪大，但大体上是不会错的。如上述，徐傅生年约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据《朝议公自订年谱》陆模逝于道光三十年（1850），其子陆衡燮续编陆模六十岁以后行事，其年谱约付梓于咸丰初。但书中有记载不实处，徐傅大概未见到。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徐傅未见到《朝议公自订年谱》。二是《朝议公自订年谱》刊刻时徐傅已经过世。咸丰十年至十一年（1860—1861），王镛通过徐傅子徐调之看到《光福志》一书，未有一字叙及见到徐傅，则最晚至此时徐傅可能已经谢世。综上，徐傅卒年大致在咸丰初中期。 2?编纂过程与流传 《光福志》最晚至道光二十四年已编次完成，徐傅自序对此志的缘起、经过、成书时间及卷次门类等问题进行了翔实叙述，兹转录于下：向自郡邑志之外，虽震泽有编，具区有志，惟光福一镇之文献阙佚，余心窃耿耿。无如谫陋少文，早岁又饥驱奔走，有志未逮。自少壮以来，凡见碑铭、文集、图经、志乘以及谱传偶有及于光福者，搜罗节录。三十余年，稿凡数易。甲辰冬夜，篝灯发箧中录，裒集十二卷，厘为二十门，名之曰《光福志》。第余家贫，素无藏书，购假亦难多得，惟就闻见所及者录之，以继先君子未竟之志，并为好古贤哲之士作嚆矢之一助焉[4]。 乡镇志不同于府县志，是可以私人著述的。徐傅曰：“国家自一统志而析为省、为府、为州县志，皆司土采辑。由县析而为一乡、一镇、一山、一水，则人自得著。”因此，乡镇志“或备或阙”，以至于只有乡绅热心此事方才有乡镇志编成。光福镇作为吴中大邑也向来无志，故徐傅之父徐增有编纂光福镇志的想法，徐傅所谓“光福向无志，文献无征，先君子尝有是志而未成书为憾”。且徐增已经搜罗了一些相关资料，然志未成而身先死，张祥河《序》言：“徐君之父尝有志于此，编摩略有就绪，赍志旋殁。”于是，徐傅“仰承先志，卒溃于成”，张祥河称赞他编志“文献有征，其继志述事亦足称已”。徐傅用了三十余年时间搜罗、抄录、编次，期间数易其稿，方才定稿誊清。稿本完成后一直未付剞劂，同治九年（1870）徐调之中举后，王镛曾建议他刊刻《光福志》，但调之因“绌于财”未能成之。未几，调之捐馆，稿本下落自此不明，直至民国间，人亦不知其是否存于天壤之间。 但据《王志》记载，《光福志》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以下几种抄本：①王镛抄本，共两部。咸丰十年至十一年间，王氏避乱于光福，认识徐调之，得次第誊抄。光绪初年，经许退闲介绍，王氏将抄本借给潘霨，后潘氏久借不归。光绪二十一年（1895），申仲葵得到许氏抄本，请王氏分抄。王氏又从仲葵抄本录副一部。②许氏抄本，详上（疑此许氏即许退闲）。③申仲葵抄本，详上。④申子珮抄本。申璜，字子珮，光福镇人，“好古冥搜，欲求是书而编辑之”[5]。申璜曾向东海（按：东海不知何人，从王镛序称己藏《光福志》为副本，而称东海书为原书推测，东海或为申仲葵）索要原书，东海不予，后知王镛藏有副本，遂借抄之。在此抄本基础上，申氏刊刻了经王镛补编的《光福志》。 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苏州圖书馆均藏有《光福志》的抄本，惜笔者未得一一获见原书，尚不能判断这些抄本与《王志》所述各抄本间的关系。民国十八年（1929），苏城毛上珍铅印出版《王志》。但《王志》经王镛和申仲葵辑补，不少地方已经与徐傅志书的原貌有相当差异。 3?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光福志》的独特价值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光福志》十二卷首一卷，（以下简称“南图本”），卷心下有“东崦草堂”四字，且只避“宁”字，不避“淳”字，知其为道光间徐氏故物。南图本卷前有卓秉恬、张祥河、邹鸣鹤及徐傅序，邹鸣鹤序的落款时间最晚，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因此南图本应是徐傅最后编定之誊清稿本（通篇除后人校改外无涂抹）。南图本的存在让后世学者得以一窥徐傅《光福志》的原貌，同时也能纠正《王志》的一些错误。如：序文作者“张祥河”，《清史稿》卷四二一有传，《王志》误作“张祥和”，南图本不误;又《王志》卷一《桥梁》“虎山桥”条小注：“□于成化丁酉，距今百于岁矣。”（“□”代表此字不详，原文如此）南图本“成化”前无“□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与南图本同，可知《王志》此处衍出“□于”。然而，南图本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作为一个稿本可正版本流传中的一些错误，还在于南图本上的浮签和批校对稿本本身的错误及志书出版的相关问题都有详细说明，这是其他抄本无法比拟的。 3.1?浮签 《光福志》一直没有得以付梓，但从南图本浮签的记载看，至少曾经有人对它的出版进行了规划。同时，其中的文字说明与现代的编辑按语类似，对学者了解清代出版业从稿本到刻本的程序有一定的价值。这些浮签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3.1.1?提出分册及装帧意见。《光福志·总目》后一浮签云：“装六本似太厚，若添方外、节孝及绘图，篇页又不少。付梓时可将卷数匀配，装作八本，为两套，更整齐。卷内诗文门本有应移处，否则卷九、十、十一三卷太厚。” 3.1.2?对稿本门类设置提出意见。《光福志·总目》后一浮签云：“查志中高僧法侣著名者不少，必须搜访几人，方外一门，志中亦宜备也。” 3.1.3?排版的格式要求。卷一第十一叶“付梓时写副本，可将凡诗文另一者，则另一行起”，卷三第七叶“光福水源分泄六字另书一行”，卷五第二叶“付梓时‘又定为考课之法一段接上写”。 3.1.4?内容顺序的调整。卷二第十七叶“此记宜录入卷十二《杂记》中”，卷三第六叶“王穉登诗共四首，全录于卷十，付梓时此处删去”，卷三第七叶“阅王亻與记，西华塘为光福水利要河，宜另标立将王记录于后”。 3.1.5?对稿本的问题提出意见。卷二第十九叶“‘盘桓句上应加‘耀卒二字”，卷十一《艺文·邓尉山光福讲寺舍利塔记》“此从《全唐文》抄出，内阙字照府志填”，卷十一第三十一叶“似脱一字”。 3.2?朱笔校改 南图本上的朱笔校改注重的是稿本文字上的脱讹衍倒，与浮签相为表里，或许是同一时期“一校”“二校”的区别。 3.2.1?补脱。卷一第二十九叶“长旗岭”，稿本原脱“岭”字，朱笔补之;卷五第十八叶“家有白鹿岩、梅溪、鹿苑台”，“溪”字原脱，补之。 3.2.2?正讹。此类情况最多，如《引用书目》第五叶“清闲阁集”，朱笔先在原稿墨字上改为“清秘阁集”，后又于天头将“秘”字改为“閟”字，这也似乎可以印证此本经过不止一次的校对。 3.2.3?删衍。卷五第九叶“昼作而夜休者”，朱笔抹去“者”字。 3.2.4?乙倒。卷五第二十五叶稿本作“蚕眠”，朱笔用符号乙正。 3.2.5?综合校改。卷一第十五叶，“其间时睹缥碧流金，□争煜惊”，“争”上脱一字，且“□争煜惊”本身又令人费解，朱笔校改为“争奇献胜”。 除上述五种主要情况外，朱笔还将文中的避讳字一一改出。如：稿本“弘”字原来的避讳方式是缺末笔，朱笔将之统改为“宏”;又朱笔校改或在同治间，故原稿本不避“淳”字，朱笔统改为“湻”。 4?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光福志》的朱笔校改者推测 南图本上的浮签和朱笔校改均无落款，后人无法知道校改者是谁，但通过一些碎片信息，笔者试对朱笔校改者进行推测，以期抛砖引玉，对无名批校者之考证有一定的启发。 徐傅稿本自徐调之过世后就罕见于世，同治前流传的抄本，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只有王镛于咸丰时从稿本过录之本，该本后来被潘霨借去未归。但奇怪的是，叶昌炽于同治十三年（1874）奉冯桂芬命编纂《（同治）苏州府志》（以下简称《苏州府志》）时却校过《光福志》。《缘督庐日记·甲戌日记》十一月十二日：“校《光福志》，徐傅。”[6]同时，《苏州府志》卷一三九《艺文四》载：“徐傅《光福志》十二卷，卓秉恬、张祥河序。”[7]卷四十《寺观》：“又彭珑《穹窿山无量殿古断碑记》云，宋徽宗朝建皆在天禧之后，兹从《光福志》。”[8]由上可知，当时徐傅《光福志》确实在苏州方志局中。那么方志局中的书是某一个抄本，还是秘而未见的稿本《光福志》，笔者更倾向于是稿本，即今南图本。首先，同治之前的《光福志》抄本流传不广，且修《苏州府志》时潘霨在福建、湖北等地为官，方志局似乎无缘得借潘氏藏抄本。其次，今传世抄本并未著录有批校的本子，且大多形成于光绪之后。徐傅稿本不见于世的时间恰好与《苏州府志》的修志时间相吻合，《苏州府志》修于同治八年（1869）至十三年（1874）间，王镛最后一次提到《光福志》稿本是在同治九年（1870）。再次，苏州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藏抄本中“张祥河”均误作“张祥和”，可见抄本在早期流传中此名已误，但《苏州府志》却不误。最后，笔者比对了《光福志》朱笔字迹与《缘督庐日记》的字迹，二者是较为接近的：一是文字书写时的倾斜度。二是几个比较有特征的笔画，如“勹”这个结构的撇多数不超过下一笔，捺的最后有收笔等。 5?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推测南图本朱笔批改者当为叶昌炽。当修《苏州府志》之际，方志局征求各地方志，徐傅稿本或在此时经后人上交方志局，故后来乡里无一人得见稿本。叶昌炽为编《苏州府志》对稿本进行了校改，校改后原本有刊刻计划，又有浮签为之说明，所以朱墨批校间没有冲突。但《苏州府志》在编纂后由于种种原因至光绪八年（1882）方才刊出，《光福志》就更没有机会刊刻了，其稿本则久秘于方志局。 参考文献： [1] 陆模，编.陆衡燮，陈廷爔，补编.朝议公自订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288. [2] 徐傅.东崦草堂诗钞[M].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 [3][5] 徐傅，编.王镛，补辑.光福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90，89. [4] 徐傅.光福志[M].南京图书馆藏稿本. [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92. [7][8] 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588，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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