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署理川督端方：有学有术无力回天 |
| 范文 | 黄华平 说到清朝最后十多年的新政，就不能不提到端方这个重要人物。端方出身于满洲贵族家庭，但却不似一般的满族纨绔子弟。1882年他通过科举正途考中举人，成为与大荣（荣庆）、小那（那桐）并称的“北京旗下三才子”之一。21岁起，端方在朝廷任员外郎和候补郎中，尽管这些都是职务较低的公务员，但总算是在天子脚下，福利待遇不薄，可谓是少年得志。 1895年他顺势而为，积极支持并参与康梁党人发起的维新变法。1898年3月由帝师翁同龢和军机大臣刚毅保荐，端方还第一次被光绪皇帝召见，出任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督办。不过，康梁的维新变法没搞多久，就被顽固派扼杀，许多维新派或杀、或革职。端方因拍慈禧太后的马屁，不仅没有获罪，反而官升一级，被外放到陕西做官。自此以后，他官运享通，直至成为疆臣之首。 但在1911年爆发的那场革命浪潮中，尽管清王朝的皇室亲贵，大多全身而退，他却未能幸免。他不仅是清亡之际清廷牺牲最高的官员之一，也是满人中最有能耐、并积极主张实行新政的官员。 在地方改革很给力 端方自被清廷外放为地方官以来，这官是越做越大。尤其是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慈禧等人逃到西安，恰逢端方任代理陕西巡抚，他通时变，学着张之洞等人在陕西也宣布实行“东南互保”，尽心尽力护驾，万般忠谨，深得慈禧老佛爷的欢喜。不久，端方升任湖北巡抚，开始主政一方。 端方很早就认识到现代教育的重要性，他在当地方大员的时候，开办了诸如江苏师范学堂、江苏高等实业学堂等许多新式的学校，派遣了一批青年学生出国留学。最让人敬佩的是，端方还派出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开中国最早女子公费留学的先例，这在盛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论调之下，无疑具有革命性。他不仅重视中小学和高等教育，也非常关注学前教育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创办了国内最早一家现代幼儿园（湖北幼稚园）和省立图书馆。 1905年秋，端方联合张之洞、袁世凯以及各省督抚一道联名，给慈禧和光绪上呈了一份言辞非常犀利的奏折，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的要求。不久，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废除，大大促进中国教育向近代转型，可以说这一成果的取得，端方贡献尤多。 端方在南方推行的地方新政，得到朝野人士普遍的赞同，一时名声大振。恰逢1905年小小的岛国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战胜了庞大的俄国，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许多进步人士要求清政仿行日本实行宪政。1905年迫于民意，清政府决定派五大臣到国外考察宪政制度，以作将来立宪之准备。 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进行得不顺利，本来定于1905年9月出发的行程，因革命党人“自杀炸弹”的袭击而不得不推迟，直到1905年12月才在镇国公载泽的带队下，约五十余人，分二批乘船出洋。 这次公费考察，前后历时八月有余，他们先后游历了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及美利坚等国。所到之处，国富民安、民主政治及经济制度让这些一向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人们眼花缭乱，眼界大开。回国后，五大臣向清政府递交出国考察总报告，建议实行宪政，并提出具体的措施。虽然慈禧对五大臣的报告点头称是，并表示考虑要进行立宪，但端方知道慈禧和光绪皇帝并没有真正下定决定，于是他决定趁热打铁，多次面见慈禧和光绪，陈述自己在途中所见所闻，并呈上他撰写的《列国政要》和《欧美政治要义》两文。 端方虽积极活动，但朝臣响应者寥寥。主要的枢臣荣庆、铁良、鹿传霖及徐世昌等人，不是大声反对，就是玩起沉默，仅有袁世凯表示支持。值此关键时刻，端方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外臣身上，他致电各地总督，得到地方七个总督的支持，加之地方立宪派的声援，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仿行宪政，尽管还没有明确说什么时候实行宪政，但已开启了中国预备立宪的时代。作为推进仿行宪政的第一步，端方认为首先要改革官制，于是他向清廷呈递一份言辞恳切的《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主张取消军机处，并入内阁，设立内阁总理大臣总揽全局，并按照西方国家现行中央制席设立部制。同时，端方为协调中央机构满汉官员的关系，提出废除满汉官员的名额限制，主张满汉平等。端方的官制改革，无疑会使许多人失业下岗，一时间在京城引起不小震动，各处人员四处打听，以免早作万全之策。 历史上的改革总是会遇到极大的阻力，端方在体制内的改良活动也引起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在惊慌之后，又迅速联合起来共同抵制改革。1908年8月清政府宣布要实行预备立宪，但主张以9年为期，在形势逼人的情形之下，他们开始玩起拖延战术。不久，端方在反对派的排挤之下，离京再度外放，官升一级，出任两江总督。 落马照相门事件 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先后死去，年轻的醇亲王载沣当上了摄政王，主持军国大事。初上任，载沣便以“足疾”为由罢黜袁世凯的权力，大肆推行亲王典兵。端方也因其在满人中超高的人气，1909年被载沣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隶就相当今天的北京，同样是总督，直隶总督向来居疆臣之首，是入阁拜相最后的台阶，与中枢仅一步之遥。本来志向远大的端方，打算好好施展一下才华，但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登场之时，也是收场之时，一次意外，让他从云端直落坠地。 1909年10月，清政府筹办慈禧太后梓宫移陵等相关事宜，载沣以端方有这方面的经验，遂命端方为移陵大臣，负责此事。虽是闲差，但端方也没有怠慢，从头到尾办得顺顺利利，也没有遇到麻烦。但移陵完成后，端方却从京城得到消息，有人以他在移陵过程中照相为名给他安了“大不敬”罪名。弹劾端方的不是别人，正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 对于李国杰的弹劾，端方显得非常平静，在他看来如此小暇不至于会有什么严重的处分，更不可能被革职，就在他被革职的前一天，他还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示自己不会被革职。然而，事情并非如他所料的那样，第二天从京师传来的谕旨将他从一品大员一撸到底，变成庶民，俨然如袁氏第二。 当然，仅凭李国杰的一纸弹劾，问题还恐怕不至于如此严重，摄政王载沣与端方之间存在的矛盾亦有莫大关系。端方在做地方督抚之时，做事一直很高调，经常会向领导提意见，载沣做了摄政王之后，端方凭着第一疆臣的地位频频向载沣上奏折，为中枢出谋划策，并奉劝载沣多任用有新思想的人才，并一口气推荐了十多名人选。端方的过分积极，恰恰在别人眼里被看作是指手画脚，越俎代疱，免不了使摄政王心生不快，将端方的奏折留中不发。可是这个端方，却仍不罢休，干脆跑到京师当面向载沣指陈政事，搞得载沣好生尴尬。因此，在载沣接到李国杰的弹劾奏折后，他很以为然，打算杀杀端方的威风，准备给他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 载沣给端方的革职留任处分尚未下发，就被随之而来弹劾端方的奏折所淹没，那些曾经反对改革或是与端方有过节的官员仿佛找到报仇雪恨的借口，纷纷活动起来，营造声势，掀起一次集体弹劾端方的行动。在短短的几天里，包括陆军部尚书铁良、御史胡思敬和江春霖等在内的官员纷纷给载沣上书弹劾端方，尤以铁良最为积极，他不仅自己上书，还多方联系，发动反对派联合围剿。铁良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他一直唾涎直隶总督的位子，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肥缺，没有想到端方的突然杀出打碎了他的美梦，心中不免会生羡慕与妒忌。而善于拍慈禧老佛爷马屁的端方，却从来不愿意向其他人示好，更没有察觉铁良的不快，不仅如此，在端方上任直督后，还不断上书参奏陆军部改革不力，步伐太慢，搞得时任陆军部尚书的铁良很没有面子，从而对端方的不满与日骤增。于是，铁良趁着端方身陷照相门之际，大造文章，企图拉他下马。 可谓是墙倒众人推，在众多反对派的参劾下，本来就不待见端方的摄政王也无意坚持先前的革职留任，而是直接革职。对于载沣而言，不仅给反对派一个顺水人情，笼络他们效忠自己，同时不失为继罢黜袁世凯之后，另一招杀鸡给猴看的把戏，只不过这次他出的是昏招。铁良也没有因端方的革职得以出任直隶总督，不久他也被排挤出京，做了远离京师的江宁将军。至此，清王朝的主要几名得力干将纷纷被赶出京城，清王朝可谓是屏障尽撤，只等着风卷残云了。 一瞬间从高高在上的朝廷要员变成一介平民，放在谁身上这滋味想必都不好受，端方也不例外，只得终日会客访友，钦酒消愁。不过这些都并不是他所最爱的，他最有热情的还是他一直津津乐道的一项业余爱好。 在清末官场上，曾任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有一评语，叫“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端方本来能与袁世凯、张之洞之流放在一起评论，可见端方已不是泛泛之辈，更何况还是惟一的“有学有术”之人，尽管有拨高之嫌，但端方一生酷爱金石书画，倒确实不是噱头。他搜集的青铜器、玺印和石刻等都是具有较高价值的文物，他曾经还收藏过毛公鼎，不光是收藏这些玩艺，他还潜心研究，在京赋闲期间与幕僚合作，编写了《匋斋吉金录》、《匋斋吉金续录》、《匋斋藏石记》、《匋斋藏砖记》和《匋斋藏印》五书，是晚清文物与收藏方面的杰出代表作。 尽管端方试图用金石字画来打发寂寞的时光，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晚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有学有术的端方何能置身事外，不为主子分忧呢？恰如与袁世凯一般，虽被开缺，但他是静观天下，待时而动。端方与袁世凯的不同就在于，端方要保大清，而袁则要保自己。只不过，在台上的只是几个白痴的皇族在孤独唱戏，台下则是四方频频的发难，黑云压城城欲摧。 一年半后，处于危难之际的清王朝，先于袁世凯之前，让端方复出，以侍郎衔出任督办铁路大臣，前往两湖地区救火，这一次端方丢掉的不再是官职，而是他兄弟二人的性命。 改良主义者的末路 1911年5月份刚刚建立才一天的皇族内阁，在阁员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主使下，颁布干路国有法令，要把原来交给民间的铁路收归国家。清廷在铁路上面朝三暮四的政策，激起两湖、广东和四川四省人民的强烈反对。主政的摄政王载沣和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对干路国有也表示坚定的支持，同时内阁初成，收回铁路是第一要务，不能因为有人反对就罢手，岂不使朝廷威信全无！但对老百姓的诉求又不能不有所考虑，无奈之下的载沣想到了二年前被革职的端方，端老四不仅为官经验丰富，而且在两湖地区做巡抚多年，对湖北、湖南等地区较为熟悉，派他去必定有所斩获。1911年5月18日，端方接到清廷给他的复职任命，让他以侍郎衔出任粤汉川汉督办铁路大臣。 尽管端方一直渴望重新复出，但对于铁路国有政策却有所顾虑，于是他给载沣上折，认为实行铁路国有的时机尚未成熟，希望中枢暂缓推行，并要求载沣给他一些时间，以计划周密方案。做事一向犹豫不决的载沣，这时却显得信心十足，对端方的建议根本没有听进去，不断派人催促端方立即南下，不得已端方简单收拾行装，带着他的五弟端锦启程赴任。 路过河南彰德之时，他还专门去拜访了在此隐居的“隐士”袁世凯，袁世凯除对端方的复出表示祝贺外，也不乏旁观者的清醒。袁世凯曾致信端方，告诫他不要急于求功，要稳扎稳打，切不可操之过急。 到达武汉后，端方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加之两湖的人脉关系，遂渐渐平息老百姓的不满，没有酿成巨患。但独于四川的民情与两湖地区大不相同，且民人与铁路休戚相关，而端方在川地又没有什么人脉关系，遇事则完全依赖四川总督。前任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处事过软，甚至还响应民意，上书奏请朝廷收回干路国有的政策，被载沣免职，边务大臣赵尔丰被任命为署理川督。 清廷对四川保路运动的严厉镇压使端方左右为难，也不敢贸然前往成都，湖广总督瑞澄生怕端方久居武昌会危及其总督的职位，于是多次催促端方前往四川，并同意拨给两标湖北新军同往。此时，新任署理川督赵尔丰一意孤行，大肆屠杀请愿民众和保路同志会成员，并逮捕蒲殿俊、罗纶等主要首领，酿成“成都血案”，群情激情，民众的请愿迅速演化成革命。在这关键时刻，端方被清廷任命为署理川督，代替赵尔丰，要他带领约一千余人的湖北新军入川，端方自知此行前途未卜，遂不急于行军，而是选择水陆先到重庆，企图拖延时日以观时变。 大约在是年的10月底，端方一行千余人行至离成都不远的资州，听闻武昌发生兵变，同时也得知许多省份宣布脱离清政府，重庆已被革命党人所占据，而成都也在保路同志军的包围之中，进退无路的端方，只得暂留资州，静观其变。然而，端方等来的不是前进的方向，而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屠刀，11月27日一队随行的兵士发生哗变，冲进端方的寓所，将端方乱刀砍死，斩下他的头颅，他的五弟端锦也一同被害。关于端方之死，目前流行版本有好几种，有的说是排满风潮下的必然结果，也有说是当时端方打算率军入陕西赴京，投奔亲家袁世凯，还有的说与士兵索饷未果有关。 在今天看来，无论哪一种说法更靠谱，已无多大意义，但一个事实是在当时的语境之下，杀死满人，而且还是两个高级别的官员，当时端方为署理川督，为一品大员，而其弟则为知府，无疑是革命党人的大功一件，或是举义反正的“投名状”，都理所当然的被视为“正义之举”。端方被杀后，举义的士兵将端方两兄弟的首级用盒子装着送到武昌，作为举义的明证，以捞取“革命英雄”的资本。 紧接着更为无耻的行为也接二连三发生，首先是湖北军政府的黎元洪为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将端方两兄弟的头颅从洪山禅寺取出，送到上海博物馆进行公开展览。其次是展览完毕后，黎元洪派人将端方两兄弟的首级送回北京的端府，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派去的人竟趁端家人伤心之际，纵火将端府付之一炬。 由是可见，打着革命名义的所谓“正义之举”也并非都是扫荡污秽，有时候也是藏污纳垢。端方，一个积极推行宪政，进行革新的改良主义者，在毫无理性的革命理论下无辜被残害，而清王室的那些昏聩、低能的宗亲贵族却大多平安着陆，不禁让人感叹不已。无怪乎端方死后，有许多人为其鸣冤，抱不平。 《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在听闻端方被杀后，愤愤不满，在一封信中称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的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国外媒体《字林西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等也纷纷报道端方的死讯，无不为端方之死感到惋惜与不值。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民国元年写了一首悼亡端方的诗，名叫《蜀道难》：“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蜀江委蛇几千折，峰峦十二烟云间。中有千愁与万冤，南山北山啼杜鹃。借问谁化此？幽愤古莫比。云是江南开府魂，非复当年蜀天子。开府河朔生名门，文章政事颇绝伦。早岁才名揭曼硕，中年书札赵王孙。簪笔翩翩趋郎署，绣衣一着飞腾去。十年持节遍西南，万里皇华光道路。幕府山头幕府开，黄金台畔起金台。主人朱毕多时誉，宾客孙洪尽上才。奉使山林绝驰道，幸缘薄谴归田早。宝华庵中足百城，更将何地堪娱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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