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改革开放40 年与我的“传奇”命运（上） |
| 范文 | 蔡子谔 一 今年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第四十个年头了。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新时期，对于我个人乃至全国和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具有怎样重要的始料不及的，乃至“传奇”效果和深远意义，这不能不从半个多世纪以前说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我在当时石家庄市桥西区工读二中任教时，与其他3名青年教师一起，被打成“牛鬼神蛇”。其时22周岁。我们特别是我自己受到的惨绝人性的酷烈肉刑，便多达二十来种。这些酷刑带有极大的戏谑性、凶残性和侮辱性，大多是某些个所谓的“红卫兵小将”心血来潮，嗜血性起，便在我们这几个“牛鬼蛇神”的肉体上疯狂地发泄一番。这些被所谓“红卫兵”谑弄、吆喝着而起的种种名目，如“戴高帽”“抓红砖”“坐碎石”“拍屁股”“给吃喝”“头碰头”“角抵角”“听吆喝”“上高台”“耍猴”等等不一而足。 1966年底的一个深夜，我们四个“牛鬼神蛇”，在工读二中这个“庙小王八多”的“小庙”里贴了一张大字报后，乘当夜的火车逃到了北京，我们总算是侥幸地活下来了。 我被打成“牛鬼神蛇”的直接原因或者说十恶不赦的罪名是“辱骂红太阳”。这飞来的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灭顶之灾和弥天大罪，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缘由是在全体教师批判“三家村”特别是邓拓时，我在批判稿的后面写了所谓的一首诗。其中颔联是：“鼠目不识西风恶，狗嘴却道东林贤。”——我仿佛记得《燕山夜话》中有对资本主义“西方文明”的些微肯定和对明代东林党的赞许。当自己还在为这诗的对仗工稳而洋洋自得、孤芳自赏时，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即我在不久前通过另一“黑帮”女教师阴雨湘，用三本书换取她班一个学生的《燕山夜话》（合集本）的事被揭发出来。当时，我确实太喜爱这本书了，也太崇拜学问渊博的邓拓了。我所谓的批判，显然是在大势所趋的胁迫下，违背内心乃至昧着良心写下的。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与“辱骂红太阳”竟会牵扯在一起——在那个无法无天的疯狂年代，任何人只要以反对“革命”特别是“红太阳”的罪名，便可立刻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后来才知道，这个移花接木，石破天惊的天才“创造”，是一个叫“牛尾巴X”的在教师会上，为转移斗争方向，表现自己“革命”，不惜陷人于死地而“揭发”的。七月一天的下午三点，全体教师和部分红卫兵参加的“攻坚战”，便围着我们师生自己用钢筋水泥抹的兵乓球桌旁开始了。我暗下决心，这种“勿须有”的罪名，死也不能承认。在震天的口号声中，我被数名“小将”揪住头发，将额头角朝裸露着钢筋茬子的兵乓球桌角上狠撞，鲜血顿时汩汩地滴落下来。这便是前述的“角抵角”。会散后，未让我吃饭，便在高可一米的院中讲台上迭垒桌椅，让我站在离地两米半高的椅子上“忏悔”。趁我哭诉冤枉而不备时，他们便猛地将桌椅蹬翻，使我猝不及防地从上面摔了下来。一边拳打脚踢，一边恶狠狠地斥道：“不老实交待，就老让你‘上了高台下高台”就这样，整整折腾了一夜。天一放亮，便用长杆木抢押送我回家，向我的老父老母宣告了我的“罪名”，然后用麻繩捆了我的被窝卷，到工读二中接受“专政”——实则坠入了终日鞭笞棒喝，惨遭凌辱的“炼狱”。 “文革”十年，我三次被打成“黑帮”。除1966年“文革”初外，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是第二次，1970年“深挖严打”是第三次，可谓是“老运动员”了。而三次“解放”的名目亦颇有异：第一次是自我“造反”了，第二次是勉强“归队”了，第三次是被逐层“剥离”了，可见我不是“真蒜”，而是“装蒜”，到底是我自己要“装蒜”，还是别人折腾我“装蒜”，而在受尽折磨和凌辱之后又要假模假样、作张作致地“剥离”下来的呢？——这实在是包括我自己在内谁也说不清楚的，空前的荒诞至极的悲喜剧…… 二 话说回来，我和其他的3位青年教师被打成“黑帮”，也是有其内在原因即家庭或个人的政治原因的。如一濮姓教师，因他的亲舅舅，是原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首任部长陈沂，是部队中唯一被打成右派的少将。濮某则常口讲指划，炫示于众，便有了“替右派翻案”之嫌。其余两位青年女教师，也都有一点各自的缘由。至于我呢，自然主要是缘于我的错划的地主出身了。 家庭的磨难就暂付阙如，不作赘述了。这里着重来说说我自己的困窘遭际和不幸命运罢。 1961年春，由于父亲退休，我到大姐工作的河北省石家庄第六中学来读高二。1962年高中毕业考大学，平心而论，在考试学科中，我的外语和数学，可谓平平，但语文知识（包括文言文）、作文和历史等应该说还是较为出类拔萃的——作文题目的《谈不怕鬼》，由于我考前读过何其芳受毛泽东主席之命而主编的《论不怕鬼》。故能撷取生动事例自不必说，且似能针对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局势，说出一点其中隐含其内的“反修”意义来。据说得了90分——在校预测时我作文便考了54分——是文科班唯一的最高分数，因60分即为满分，也与90分相侔——被老师用作范文向下届考生讲解。然而，终于名落孙山了。 1962至1963年在家经过了一年的苦读，外语的课文，语文课本的古文及大半本《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特别是韩愈的《原道》等18篇古文）大体都能背诵。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我报考了天津音乐学院的声乐系。考前曾在市文化馆，有幸得到来石演出的中央民族歌舞剧院男高音歌唱家张树楠老师的指导。他高度赞扬我的声乐天赋：“音色清越华美。极富抒情性，音乐感和悟性也非常好。”还鼓励地说：“我深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便会成为同行。”然而，音乐学院也落榜了。在离开设在保定河北文化学校这一“考点”时，负责招生的天津音乐学院教授、扬琴专家郑保衡老师走到我跟前，捎捎举了一下手，示意我停留一下，当我狐疑而好奇地望着他时，他颇带惜别之情地小声说：“你不是因为专业条件的缘故，……不要放弃努力，将来会成才的。”说完便匆匆走了。他的话说得虽然含蓄，但意思是明白不过的。那便是就我“落榜”而言的。同年，我经过一年的刻苦努力，自以为满有把握的普通高考也落榜了。1964年我第三次参加普通高考，等待我的仍是令我沮丧不已、悲愤莫名的“落榜”！ 在“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浩大声威和极“左”氛围中，我对我“非专业条件‘落榜的缘故”，似乎已得到了不言而喻的答案。然而，言之凿凿的明确答案，乃是在2008年3月3日夜晚的广东卫视节目里，中山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张磊先生的讲话中得到证实的。他讲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有一个内参类的材料上指出：‘现在工农兵家庭出身的录取新生，已下降到49%，而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已占到18%——即占到录取大学生近五分之一的比例。这是招生、录取工作特别是政审工作中阶级斗争的一个尖锐而严重的表现。今后的政审工作一定要牢牢地把握阶级斗争新动向，牢牢地树立阶级斗争的观念。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是大非问题。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高考招生做为‘封资修的一套扔进了垃圾堆里去了。” 在张磊教授的讲话中所透露的在上世纪解放后至六十年代初，“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考入高等院校的百分比大抵是确实的。因从我家里来看，除了大姐毕业于解放前的产科学校（大专）外，从二姐、哥哥依次到五姐，皆分别于解放后考入武汉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在沈阳）、大连理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北京大学。由此可见，摆在剥削阶级子女面前的，靠自己奋发努力才能看到希望之光的艰辛之途尚且幸存。上世纪50年代，我母亲还常在外人夸她的孩子有出息时说：“还不是托解放了的福，不然他们哪里会这样成器？”然而，这样的艰辛之途，到了我毕业高考时便被完全堵死了。谁叫你是“地主的狗嵬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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