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基于CSSCI的“十二五”时期国内图书馆学研究态势分析 |
| 范文 | 谭春辉 曾娟 摘 要 论文以“十二五”时期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14种图书馆学核心期刊所发表的14183篇图书馆学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信息计量学相关原理与方法，对“十二五”时期国内图书馆学研究态势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研究 知识图谱 分类号 G250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8.06.013 “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 是我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文化等领域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图书馆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信息、知识的转换、保存与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伴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其研究在“十二五”时期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展现出什么样的图景、迸发出什么样的亮点，既是广大图书馆学界同仁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推动图书馆学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需求。本文利用信息计量学相关原理与方法，借助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 III[1]，对“十二五”时期国内图书馆学期刊文献从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内容、关键论文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揭示图书馆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从而较为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十二五”时期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发展脉络。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下简称CSSCI），并以“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作为补充扩展，选取2011-2015年CSSCI 14种图书馆学核心期刊作为数据来源，主要有《中国图书馆学报》 《大学图书馆学报》 《图书情报工作》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图书情报知识》 《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学刊》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图书馆杂志》 《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论坛》 《图书与情报》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图书馆学研究》。其中，《图书情报工作》 《图书情报知识》 及《图书与情报》 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期刊，为规范研究主题，对两栖期刊论文进行如下处理：论文篇名或关键词包含图书馆等内容，则一律保留；篇名中包含情报学、档案等内容，则一律剔除；结合作者学科背景，对论文进行甄别选择。本文检索并统计了这14种期刊于2011-2015年CSSCI所刊载的论文（会议综述、书评、访谈录除外） 及引文数据，共获得14 183篇文献与182 209条引文数据。因CSSCI数据库更新的限制，本文将“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作为补充扩展。“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检索表达式为：被引文献来源=“2014-2015 CSSCI图书馆学核心期刊”；引证文献来源=“2014-2015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来源期刊”；论文发表时间=“2011-2015”；论文被引年份=“2016”，经过整理共获得8259条2016年引文数据。检索时间均为2016年7月2日。 2 “十二五”时期图书馆学核心研究机构分析 经统计，在“十二五”时期，共有3057家研究机构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添砖加瓦。根据论文署名，标明为二级机构的作为一个机构来统计，如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均作为独立的一个机构；但与二级机构在人员上基本重合的则归并，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归并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十二五”时期，发文量≥100篇的前10所机构，如表1所示。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各研究机构在“十二五”时期为图书馆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在CiteSpace III中，导入CSSCI期刊论文数据，利用路径搜索（Pathfinder） 算法，选择节点类型为机构（Institution），阈值确定为Top50，生成如图1所示的研究机构分析图谱。 通过表1和图1可知，“十二五”时期我国图书馆学主要研究机构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图书馆、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其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等机构突显率较高，发文量增长较快，具有突破性的影響力。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图书馆机构都积极参与图书馆学研究，为图书馆学发展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3 “十二五”时期图书馆学核心研究队伍分析 通过对所收集数据的统计，在“十二五”时期，有11 107位学者（此处统计时不考虑合著者的排序，但对同名同姓作者进行区分） 构成了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共同推动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 3.1 研究队伍中的领军人物 一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学科的领军人物。学科领军人物有多个维度来评判，但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是一个核心指标，表征了学术共同体的公认程度。通过对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基本上可以找出某一时期内某一学科的领军人物。高产作者，表明某一学者在某一时期内研究成果丰硕；高被引作者，表明某一学者在某一时期内的学术理论、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得到学术同仁的肯定，研究成果社会影响力大；学术团队的核心，表明某一学者在某一时期内注重学术团队的建设与交流，并在学术团队中成为中坚力量。如果一个作者既是高产作者，又是高被引作者，同时又是学术团队的核心，可以认为是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中的领军人物。 高产作者可直接以在“十二五”时期发表的论文数来衡量，高被引作者，除了以作者在“十二五”时期所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来衡量外，还以H5指数（借鉴谷歌学术的评价指标，指学者近五年内发表的研究成果被引用情况，即作者过去5 年中所发表文章的H指数） 和I10指数（借鉴谷歌学术的评价指标，指学者在“十二五”时期发表论文被引用10次以上的篇数） 来衡量[1]。学术团队的核心，以作者在合作网络与共被引网络中是否处于核心节点来衡量。根据所收集的数据，在“十二五”时期国内图书馆学的高产作者与高被引作者情况如表2所示。 对表2所列四项数据求交集，“四高”（高产、高总被引、高H5、高I10） 作者有张晓林、邱均平、柯平；“三高”作者有初景利、顾立平、李国新、秦鸿、王世伟、范并思、刘炜、杨鹤林；两高作者有肖希明、刘华、张甲、黄国彬、司莉、王子舟、于良芝、王知津、秦鸿、张甲、熊伟、吴建中。需要说明的是，王世伟在“十二五”时期的发文量为24篇、位居第25名，顾立平在“十二五”时期的发文量为23篇、位居第27名，这两位作者可以纳入“四高”作者群体；黄国彬、王知津、熊伟三位作者在“十二五”时期发表论文的总被引数排名进入前30名，这三位作者也可以纳入“三高”作者群体。为了合理界定学术团队的核心，根据所收集的数据，利用CiteSpace III制作了作者知识图谱及被引作者知识图谱，分别如图2、图3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肖希明、黄国彬、郑建明、邓仲华、高波、许鑫、刘兹恒等作者突显率较高，发文量增长较快。同时，图2显示出几个比较大的作者聚类群，如形成了分别以张晓林、柯平、邱均平、顾立平、刘伟、肖希明、黄国彬等为中心的作者群，这表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在“十二五”时期已形成一定的合作网络，形成了相应的研究团队。 作者被引突显率反映了被引频次增长快慢，高突显率表明其被引频次增长越快。据统计，被引突显率较高的作者有陈传夫、肖希明、王知津、傅荣贤、张树华等学者。从图3可以看出，基于共被引关系，张晓林、柯平、王世伟、肖希明、程焕文、邱均平、范并思、初景利、李国华、刘兹恒、陈传夫、马费成、王余光、司莉等成为各自细分学术圈的关键人物。结合表2与图2、图3，“十二五”时期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中的领军人物主要有张晓林、邱均平、柯平、顾立平、王世伟、黄国彬、肖希明、初景利、李国新、秦鸿、范并思、刘炜、熊伟等学者。 3.2 研究队伍中的青年学术骨干 随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到图书馆事业建设之中，并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崭露头角，表现出强大的研究热情与创新意愿，是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中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中将申报“青年项目”的项目申请人和课题组成员的年龄限制在35周岁以内。借鉴这一规定，如果作者是在1980年（含） 之后出生，且属于“双高”作者，则可视为研究队伍中的学术骨干。 对所收集到14 183篇文献的作者进行统计，1980年（含）之后出生的作者共有4863位。在这4863位青年作者中，高产青年作者与高被引青年作者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四高”青年作者只有闫慧；“三高”青年作者有何琳、叶兰、李丹、唐义、张兴旺、明均仁、万文娟、李金波、傅天珍；“两高”青年作者有冯佳、赵宇翔、谢守美、宗乾进、刘春丽、罗博、马瑞敏、甘春梅。其中，谢守美和宗乾进两位年轻学者的H5指数在表2中可以排在并列第7位，马瑞敏的I10指数在表2中可以排在并列第9位。这些青年作者，可以看成是为“十二五”时期国内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中涌现出来的青年学术骨干。这些青年学术骨干，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他们在加强与领军人物的合作与交流的同时，也在逐渐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学术团队。假以时日，这些青年学术骨干将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 “十二五”时期图书馆学主要研究内容分析 4.1 研究重点分布 高频关键词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科研究重点，本文根据高频关键词来确定“十二五”时期图书馆学的研究重点。对CSSCI期刊论文关键词进行整理排序，将专指性不强的“图书馆”排除后，列出排在前20位的高频关键词如表4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高频词，探测学科领域研究重点，在CiteSpace III导入数据，其他设置参数不变，节点类型选为关键词（Keyword），运行程序，生成图4所示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从表4和图4可以看出，国内众多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将研究重心扩展到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阅读推广、图书馆服务、学科服务、学科馆员、图书馆联盟、移动图书馆等研究领域。这表明“十二五”时期我国图书馆学学科与时俱进、立足实践，形成了瞄准前沿、学以致用的研究特色。根据高频关键词做的聚类，可以发现，“十二五”时期，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领域。 （1） 各类图书馆。通过分析，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各类图书馆是“十二五”时期图书馆学的重点研究领域。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等研究领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图书馆学研究主要是基于各类图书馆而展开的。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传统形态图书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兴技术理念、国外案例经验、服务创新、图书馆权利义务等领域，如：傅天珍等人分析高校图书馆在MOOC环境下的定位，倡导高校图书馆参与MOOC教学服务[2]；范军针对我国的公共图书馆老年读者服务方面的局限性问题，探究国外公共图书馆老年读者服务的经验[3]。而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等新兴形态图书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建设现状、新兴技术方法、发展对策等领域，如：苏新宁提出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建设要有大数据思维，未来数字图书馆要跳出传统资源建设的框架，树立全方位服务的理念，提供全资源服务，拓展服务方式和传播形式，數字图书馆馆员应该立志成为数据分析家[4]。 （2） 图书馆服务。图书馆作为社会公益性服务机构，为用户提供服务始终是其重要使命。作为以图书馆为核心的学科，图书馆学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图书馆服务领域。信息服务、阅读推广、学科服务、知识服务、读者服务等研究都体现了对于图书馆服务的不断探索。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图书馆依托丰富资源，融合新兴技术理念，不断拓展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务模式、服务群体。“十二五”时期，图书馆服务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些方面展开。服务内容方面，关于信息服务、学科服务、知识服务、文化服务的相关研究不断兴起；服务形式方面，有关移动服务、上门服务等形式逐渐引发探讨；服务模式方面，个性化服务、嵌入式服务等模式受到关注；服务群体方面，儿童、老年、农民等群体不断引发思考；服务评价方面，评价模型、评价指标、评价体系等研究推动了图书馆评价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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