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二战前德国公民教育的现实反思 |
| 范文 | 摘 要 二战前，德国推行以“忠诚”“团结”为中心的公民爱国教育。其根本原因是背后的阶级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激烈斗争使资产阶级将“爱国”教育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然而在二战前却被法西斯势力所利用。这种公民教育由政府主导，以学校为主要媒介，并由教会、青年组织等机构组织共同推进，从而形成了一种中心明确、无孔不入的全面公民教育网络。 关键词 二战 德国公民教育 爱国教育 价值观 一、可索克与《德国公民教育》 德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德国自民族国家基本成型之后的发展道路，反复而曲折。从帝国的建立到自由体制的魏玛共和国，再到纳粹的独裁统治，之后又成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对的东、西德时期，最终两个德国又重新走向了统一。其公民教育也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每一个时期，德国都有相应的公民教育，如君主专制时期的“国民教育”，共和国时期的“公民政治与爱国主义训练”，纳粹时期的“极端种族主义与政治教化”。而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德国也正在实行多元和自由的“民主政治教育”。 在20世纪以来的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作为强有力的国家发展了各种公民团结，可以说“对公民团结的研究，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在各国中恐怕再也没有比现代的德国更丰富的了”。[1]当时的德国可以看到民主的、法西斯的、共产主义的各种公民教育系统并行，彼此竞争社会和政治制度中的优势。在《德国公民教育》成书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已经胜利了，德国正在被独裁整体所统治，可索克认为，这也是议会政体时代各方面势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可索克根据在德国居留两年半收集的资料，从社会和经济状况、阶级关系上分析了造成公民和反公民的一切心理成因，并介绍了教育人民忠诚的各种组织。 法西斯独裁政体的各种势力是如何造成的？在当时的德国，民众又为何会为法西斯势力所裹挟陷入战争的狂热中？这与当时以“忠诚”“团结”为中心的公民爱国教育有着直接联系。可索克指出，法西斯势力发展的特征是加紧注重对国家政府的忠诚，就是说，一切其他的忠诚都要迁就这种最高的中心忠诚。当这种忠诚为纳粹所利用时，德国民众就陷入了集体狂热之中，爱国教育最终演变成了种族主义与政治教化，这更需要进行民主的反思。 二、“爱国”教育的异化：阶级对立的意外结果 可索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公民教育施行的特点和方法最深层的、根本的原因来自背后的阶级关系。二战前的德国是一个阶級分化明显、等级森严的社会，公民教育和公民训练都是资产阶级反对专制统治的工具，即当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后，公民教育被资产阶级用以维护自身统治权力。 随着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资本主义的迅速推进，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然结果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不能享受资产社会的基本权利，没有经济地位，是一种虚有其名的公民。因此，他们拥护社会主义以破坏现有的资产阶级的整体，期望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一战后，共产党已经获得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选票，这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对国家的忠诚已经转移为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忠诚。 为抵抗社会主义的传播，帝国治下的资产阶级向半封建势力妥协，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自由主义和民治主义的政治理想，转而培养对德意志帝国的忠诚，而另一方面也在加强中下阶级分子的爱国心，他们对中下阶级做出了很多政治经济上的让步，借以抵消他们因各管环境而产生的不满，如提供保险和社会工作上的福利、赞助“劳工贵族”的发展，使他们拥护现有政府。 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内部，对现有国家和政府的忠诚依然未曾泯灭，仍在指导着他们的行动，这也明显地体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后随着资产阶级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濒临崩溃，公民教育进一步得到加强。从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爱国”教育，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运动，而是成了资产阶级政府面对自身统治危机的一种自救手段。“公民训练和国家的理想原是勃兴的资产阶级用以进攻一个正要溃败的封建制度的利器，现时却变成一个政府和社会在误差阶级的攻击之下，用来自卫的利器。”[1]二战前，德国的政治文化是集权政府和民主政府互相交替的独特模式，结构不稳定。公民权利虽然在法律上被明确规定，但是其政治能力对政府的影响微乎其微。有学者认为，二战前德国的公民教育可以称为强调义务论的公民教育观。[2]由于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和对立的阶级形势，可索克指出德国存在互相竞争的公民教育系统，民主的、法西斯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并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背景下，法西斯势力反而后来居上，顺势攫取了政权，利用“爱国”教育来宣传法西斯主义。 三、“公民”培养的路径：以学校为主体的“爱国”教育网 德意志帝国时期，威廉二世早在1890年的学校工作会议上就要求帝国教育必须以德国为出发点，以德语为基础，把学生培养成“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这种爱国心和忠君心的推行，并不注重养成对德意志政治生活的理解，反而保持了历来的愚民主义。而已经具有一定经济地位的资产阶级虽然与占有统治权力的贵族在政治、经济上互相妥协，但教育仍然掌握在贵族手中，他们不愿民众知道“公民”的理想和政府的工作。此时的学校阶级性明显，贵族阶级和社会中下阶级各有分工，其教育目标、科目也有所不同，但整体上都是教育学生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培养对现有政体的忠诚。 尽管统治阶级不支持公民教育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仍然迫切地需要相应素质的合格公民，因此，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家开始了自己在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探索。乔治·凯兴斯坦纳也提出了“公民教育”理论，他认为，德意志国家是具有最高伦理价值的国家，是使“各个级的人们都心满意足”的国家，并将成为“地球上的天国”，个人绝对属于国家，国家的每个人都要作为一个“公民”而存在，他的政治信念、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都必须为这个“最高价值的国家服务”。[3]这种公民教育理念实际上输入的不是公民权利的概念，而是要塑造一个顺从、忠敬、有用的“臣民”。 一战中，德国学校就已经积极地扮演着宣传爱国主义的媒介，直接掌握在政府手中，学校用以维持学生和家长的爱国精神。不仅仅是在教学中增强了爱国主义，而且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军事活动，如为前线战士缝制衣服、收集服务、搜集金属皮革等。这些活动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養成了学生热爱国家、热衷政治参与的习惯。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虽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根据《魏玛宪法》，德国实行普及义务教育。“普及义务教育原则上由至少八学年的国民学校和与此相衔接的直至周岁的进修学校实施。国民学校和进修学校的教学和教学用品为免费提供。公立学校事业为有机地组成的整体。在所有儿童共同的基础学校之上设立中间学校和高级中学。”[4]在义务教育阶段，公民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学校均须按照德意志民族性的精神及民族和谐努力进行道德、公民意识、个人技能和职业技能方面的教育”，[5]政府注重培养青少年对本朝的和文化上的忠诚，有意识地培养国家情感。为了体现民主思想，宪法还特别规定，公立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避免伤害不同见解者的感情。“自从大战以来，教科书既不能说是很坚强地赞成共和，又不是很明显地反对君主政体。注重点在国家的团结，国家的自由，以及德意志民族在文化上的成绩。”[1]因此，在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公民教育中，青年人很少与共和政体产生直接的联系和感情，难以培育对魏玛共和国的忠诚，反而获得的是过分的民族自豪感，但这也为日后法西斯上台和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在学校之外，德国人生而就是教会的一分子，“教会的各种组织，势力普及到各方面的活动，居然变成政府的一个很大——或者可以说是最大——的辅助”。[1]教会到处和政府合作，使德国人对政治上、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责任获得了统一。青年也是发扬公民对国家忠诚最重要的团体之一，德国存在着各种青年组织和青年团体。二战前，组织成法西斯或国家主义团体的青年成为中上级社会青年中最活跃的分子，并成为资产阶级青年运动的中心点。还有报纸、无线电、电影等大众传媒，也多带有爱国情感，用作政治宣传。 在这种中心明确、无孔不入的“爱国”教育网下，德国青年被政府政治目的明确地塑造成了忠于国家、带有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的、非理性的“公民”，这也为后来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四、现实反思：二战前德国公民的“脑中之轮” 麦克斯·施蒂纳认为，如果不是个人拥有思想，而是思想拥有了个人，那么这一思想就成了人的“脑中之轮”。二战前德国这种宣扬忠诚的公民教育就成了左右德国人大脑的一个轨迹，能够切实影响一个人的行为选择、驱使一个人向某个方向前进。正如乔尔·斯普林格的观点，通过学校控制思想是国家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如果一个人按照被灌输的思想行动，生成了“脑中之轮”，那么这个人也就失去了心灵的自由。专制政府利用教育系统来规整知识、培植情感，以此来赢取民众对他们的彻底忠诚，使国家能够为测定个人价值设立标准。[6]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公民教育不能只服务于政治权威，更包括价值观教育、道德教育、品格教育、职业教育等丰富的内容，应当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才能有裨于国家和社会共同体更长远地发展。公民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公民的品格，影响着公民的行为取向，因此应当由各种组织机构形成合力，为公民的培养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塑造正面的价值导向，使公民在面对社会问题和现象时能够作出合理的判断。 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既需要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应是民众内心认可、支持和追求的观念或取向。所以，应当以尊重人的主体性为基础，在实行公民教育的过程中关注人的情感认同和发展需要，让公民教育能够切实地塑造更高素质的人类，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同时，也要加强核心价值观的引导，让公民形成自觉的价值认同，帮助他们塑造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凝聚力量。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刘书含（1995—），女，内蒙古赤峰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参考文献 [1] 可索克.德国公民教育研究[M].金澍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330，326，197. [2] 秦树理.国外公民教育概览[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41. [3] 唐克军.比较公民教育[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105. [4] 瞿葆奎.教育学文集——联邦德国教育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6. [5] 德国宪法[A].联邦德国教育改革[M].李其龙，孙祖复，选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1. [6] 乔尔·斯普林格（美）.脑中之轮：教育哲学导论[M].贾晨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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