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在非洲的效应 |
| 范文 | 高逍慕 摘 要 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以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经济的范式”迅速在全球蔓延，然而非洲这块贫瘠的大陆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20世纪80年代初的结构调整计划，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对非洲进行改革，是非洲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一次尝试和实践。本文以非洲结构调整计划背景、内容以及措施为着力点，展开对该计划在非洲所产生的正反效应分析，认识到非洲国家应从本国实际出发，培育符合国家需求的民族产业，注重民生，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之路。 关键词 结构调整计划 经济全球化 非洲 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在美国人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被定义为“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1]在世界经济形成一个整体过程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最大的受益国，而以非洲为代表的落后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困难大于机会。 一、非洲结构调整计划 （一）非洲结构调整计划的由来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1973—1974年及1979—1980年期间内，对国际原油价格两次提价，严重冲击了靠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非洲国家，国内出现了极端收支不平等的现象。[2]随之又面临发展危机，不得不投靠发达国家转借外债。至1990年，非洲的公共债务达到了1500亿美元的惊人数字，而这一数字在1995年继续增加至2233亿美元，并且这个数字长期以来一直呈增加趋势。然而大量借款用于偿还旧债，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中。[3]私人债务人开始拒绝向非洲提供贷款。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以非洲接受其提出的对非改革计划为前提，开始为非洲提供贷款，即结构调整计划。通过该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控制了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 （二）结构调整计划的经济学原理 非洲结构调整计划蕴含了大量西方自由经济的思想。 1.新古典经济学原理。该原理提倡自由市场经济，认为政府的干预会产生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其市场自由配置的过程中，价格机制是分配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该经济体制是灵活有效的，其市场参与者能够在价格变化、市场信号改变时迅速做出反应。 2.贸易自由化理论。约翰·穆勒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就指出自由贸易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会产生间接的动态的影响。[4]这种间接的动态效应可以细分为以下7种效应：需求扩大效应、结构调整效应、部门联系效应、学习效应、竞争效应、规模效应、就业效应。 （三）非洲结构调整计划主要措施 1.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市场经济。首先，在农业生产方面，人为压低出口产品的收购价格，垄断了产品的收购和出口，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其次，在工业方面，限制外国相关产品的进口；再次，在经济构成成分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大国有企业的数量和经营范围，压制了私营经济的发展。 2.反对政府对贸易的控制，主张贸易自由化。非洲各个国家的政府垄断了进出口贸易，忽略了市场机制在贸易中的作用。在结构调整方案中相应提出以下改革措施：第一，使出口农产品的价格自由化；第二，反对政府对贸易的控制；第三，增大透明度，建立替代非关税壁垒的可信计划。 3.提倡国有企业私有化。对非的两大投资者均认为，政府将大部分国有支出用于对缺乏活力、体制僵硬、回报率低的国有企业的投资，因此极大地削减了对社会服务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支出。国有企业成为非洲国家政府财政的负担。在结构调整方案中，实施途径为：第一，鼓励私人资本购买国有企业资本。第二，国有企业私有化引入外资以享受技术外溢效应获得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提升资产竞争力；同时还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提高效率，形成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体制。 二、非洲结构调整计划的正面效应 （一）融入全球化世界经济浪潮中 1.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曾证明：在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资源在两国重新配置，两国的总财富会增加。非洲较之前的独自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得非洲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对本国的财富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富论》中就指出分工有三个好处：专业化提高了熟练程度；减少工作转化而节约劳动时间；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技术进步提供了可能。[5]经济全球化使非洲参与了全球性的分工，有利于非洲各国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3.有利于商品消费的多样化。非洲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其商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换，使得消费者可以从更多样的商品中进行选择，有利于商品消费的多样化。 （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带动贸易发展 非洲结构调整计划的措施纠正了非洲60年代“重工轻农”的政策。将近70%的非洲国家降低了改革之前的农业税税率，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贷款和支持，农产品的售价也有所提高。种种政策的改变使农业生产回暖，据资料显示，非洲国家的农业年均增长率由1981—1985年的0.6%上升到1986—1989的2.4%。良好的农业发展势头带动了非洲各国农产品的出口和国民经济的增长，随着1986—1992年农产品出口平均增长4.5%，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也由1980—1985年的1.3%提升到1986—1993年的1.8%。[6] 三、非洲结构调整计划的负面效应 （一）利益不均，各为利益矛盾尖锐 1.经济全球化在非洲内部不同地区、部族、宗教、党派等引发尖锐利益矛盾。在非洲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区、部族、宗教、党派等均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往往矛盾重重，争执不休。例如尼日利亚的私有化难以在众多部族中达成一致意见，某一部族接受且认为有利的私有化政策而招致其他部族的反对。因此，在非洲国家内部因错综复杂的因素而往往导致非洲各利益集团利益分配不均。 2.经济全球化引发非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矛盾。如肯尼亚电信公司在私有化改革期间，因国际投标商出价太低，肯尼亚总统莫伊宣布，暂停拍卖肯尼亚电信公司，并指出，私有化也应该适可而止，过度的私有化则导致国有资产大幅度流失。面对肯尼亚的不合作，世界银行驻肯尼亚代表瓦克曼竟立即威胁说，莫伊总统的决定将影响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他指责道：“当我们向发达国家提出我们需要什么时，他们根本不听；他们只是命令我们做这做那。”[7]充分暴露了西方对肯尼亚实施新殖民主义的统治企图。 （二）非洲外债负担加剧 1.国际组织参与对非收入的瓜分。西方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美其名曰是为非洲提供贷款，帮助其发展经济，然而实际上在1984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的贷款净流量开始减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开始出现非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金倒流的现象。该现象表明，国际组织以对非洲提供贷款为名，进行对非洲的瓜分。这与两大国际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倡导的宗旨与目的相违背。 2.巨额外债阻碍非洲国家未来经济的发展前景。从1982年之后，西方国家提高了贷款的利率，使得非洲国家债务状况恶化。债务总额的激增导致偿债责任的压力不断扩大。在这一时期，很多经济体制收缩，生活水平也有了巨大的下降。20世纪80年代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80年代初。 3.欧美诸国对非援助中的政治意图日益明显增强。一直以来，国际组织利用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来达到对非洲政治的控制。西方大国野心的深入使得原本动荡的非洲政局变得更加充满变数，政权的不稳定严重影响其他更大国家的直接投资，阻碍了非洲经济的发展前景。 （三）主权危机 私有化与国家主权这个敏感问题也深深联系在一起，因为非洲的私有化不仅单凭国际金融机構直接推动，而且，许多大企业最终为外国公司或与外国公司有密切关系的本国公司占有，从而扩大了外国势力在本国经济中的份额。许多关系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廉价地落入跨国公司手中，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侵害，政府面临逐渐沦为跨国公司傀儡的危险。 （四）非洲对外依赖加深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仍因单一的殖民地经济结构而深深依赖着外部资金、人才、技术等的援助。随着80年代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在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实施，非洲对外依赖性更加严重。非洲国家接受官方发展援助的数量占全球官方发展援助的比重也不断攀高。据统计，非洲在20世纪60年代接受的外援年均30亿美元，至90年代初，已经达到180亿美元。[8]其中官方发展援助的数量1970年代为42.9亿美元，80年代为120.5亿美元，1985年为165.05亿美元，1991年为181.1亿美元。从以上数据可知，非洲依赖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势必阻碍非洲国内自主发展的道路。因此，该政策的实施严重打击了非洲民族工业的发展。 四、启示 首先，非洲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边缘地带，地位低下。在结构调整计划中，非洲国家忽略自身国情，被动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发达国家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与发言权。相反，非洲国家因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环境等因素制约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低下，在重要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组织中，非洲国家参与度低且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这种局面决定了非洲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只能按照西方意图办事，以满足西方利益为首要目标，基本丧失发展的主动权。其次，非洲经济发展现状尚不能负荷结构调整计划。当时的非洲仍以发展自然经济为主，广大民众仍处于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市场消费较少。因此，非洲的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由此也必然造成非洲市场发育的不健全。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水平和标准来要求非洲国家，并以此实施改革，这无疑是脱离现实的。这种做法严重伤害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 诺姆·乔姆斯基（美）.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 本杰明·威廉·姆卡帕.全球化与非洲[J].外交学院学报，2005 （1）：13-18. [3] 曹华.非洲经济与全球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4）：159-162. [4]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M].商务印书馆，1991. [5]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6] 卡洛斯·洛佩.结构调整计划能应付全球化吗？[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0（4）：95 -103. [7] 舒运国.失败的改革——20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评述[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8] 李必高，李少丹.非洲结构调整：失败的改革——读《失败的改革——20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评述》[J].西亚非洲，2005（1）：75-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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