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行政成本治理的系统反馈基模构建与分析 |
| 范文 | 吕华 【摘 要】 治理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问题是世界各国的重要行政目标。文章采用系统反馈基模分析法，构建了行政成本治理中的“成长上限”问题基模、“富者愈富”问题基模和“舍本逐末”问题基模，并根据解决不同问题基模的管理方式，指出了有效解决行政成本治理问题的办法，一是要强化制度的约束力，减缓控制行政成本期望与制度约束力乏力的矛盾；二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三是要促进财政支出规范化。 【关键词】 行政成本； 系统反馈基模； 成本治理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8-0017-03 一、问题的提出 成本是构成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对于政府而言，其行为活动也必然需要耗费各种资源和成本，即行政成本。因为只有在耗费资源与投入的基础上，政府才能维持自身的运转，才能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各种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活动。因而可以说，行政成本与政府相伴而生，它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在行动中消耗的资源或成本总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一直快速扩张。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78—2012年间，我国政府行政成本从52.9亿元增长至20 145.89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9.73%，人均行政成本负担从5.51元增长至1 487.88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7.9%，远高于同期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13.38%。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浪费了大量资金资源与其他社会资源，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它挑战的并非仅是政府的绩效或民众的容忍度，还包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凝聚力和和谐稳定等。放眼全球，不难发现行政成本问题不是某一个或部分国家面临的困境，而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和难点。行政成本的有效治理已然成为当前诸多国家的施政理念。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Holmes，1995），正是一种基于财政赤字危机、政府规模庞大、行政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旨在通过“建立企业家政府”（Osborne，2006）等途径控制行政成本和提高政府绩效的行政改革。行政成本问题近年在我国也受到空前的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严格绩效管理、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等；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难找到“降低行政成本”等相关主旨或大意。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治理行政成本问题成为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的重要方向。但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创新性不足，鲜有学者借鉴系统动力学的反馈基模分析法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二、行政成本治理的系统反馈基模构建 （一）系统反馈基模构建的理论基础 国际组织学习协会创始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资深教授彼得·圣吉在研习系统动力学理论的基础上，撰写了专著《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创建了系统反馈基模分析法。该方法主要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入手，通过分析系统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以“+”和“-”表示同向或反向关系），建立因果链条并形成正（负）反馈环（■和■分别表示正反馈环和负反馈环）、时间延迟等基本元件。通过构建系统反馈基模，他旨在寻求改善系统行为的满意途径而不是“最优解”。系统反馈基模构建与分析的主要步骤包括：第一，实地调研访谈分析，建立核心变量集合；第二，基于核心变量的相对增减性，建立因果链集合；第三，由不同因果链的相同顶点的链接力产生系统反馈基模；第四，针对模型反馈基模特点，提出解决问题的管理对策。 （二）行政成本治理的系统反馈基模构建 1.行政效率的“成长上限”问题 提升行政效率是行政改革的重要价值诉求，但现实中，行政成本的治理可能会面临行政效率“成长上限”的困境。通过线段复杂考虑各因素，可以构建行政效率的“成长上限”基模。其因果链为：行政效率→-转嫁给社会的成本→-公民满意度→+公民参与→+政府行为质量→+行政效率；行政效率→+公务员能力需求→+成本意识→+控制行政成本期望与制度约束力乏力的矛盾→+挫折感→-行政效率。 图1左边的正反馈环显示，行政效率越高，社会需要承担的成本就越低，公民满意度就上升，这就会推进公民参与和改进政府行为质量，进而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右边的反馈环描绘了行政效率的抑制效应，行政效率越高，对公务员的能力需求越高，公务员的成本意识就会增强，这会放大控制行政成本期望与现实中制度约束乏力的矛盾，进而让人产生挫折感，抑制行政效率的提高。 2.行政成本的“富者愈富”问题 财政支出是政府对公共财政资源进行有计划地安排、分配和管理的行为，旨在服务于维持政府自身运转、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但是，在政府自利性（Buchanan，1988）的驱动下，行政成本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挤占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该“富者愈富”基模的因果链为：行政成本/公共服务支出→+行政成本→+行政基础→+行政服务→+行政成本/公共服务支出；行政成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服务支出→+公共服务质量与表现→+政绩效应→-行政成本/公共服务支出。 图2右边的反馈环表明，行政成本/公共服务支出越大，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成本的支出就更多，这就有利于改善行政基础，促进行政服务的提升，促使政府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支出；左边的反馈环显示，行政成本/公共服务支出越大，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社保、医疗、环保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资金就会减少，这就会导致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并降低可能的政绩效应，进而促使政府减少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 3.行政成本治理的“舍本逐末”问题 “舍本逐末”反映出政府治理行政成本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重“症状解”而轻“根本解”。通过线段复杂考虑各因素，可以构建行政成本治理的“舍本逐末”基模。其因果链为：行政成本→+控制三公经费→-行政成本；行政成本→+规范财政支出→-行政成本；行政成本→+控制三公经费→+社会支持→+对控制三公经费解决问题的期望值→-规范财政支出→-行政成本。 ■ 图3由两个负反馈环和一个正反馈环构成。上方的负反馈环描绘的是，行政成本越高，控制三公经费力度就会加大，进而会促进降低行政成本；下方的负反馈环表示，行政成本越高，规范财政支出就会加强，从而降低行政成本；右边的正反馈环表明，行政成本越高，控制三公经费力度就会加大，社会的支持就会增加，人们对控制三公经费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就会加大，而这种期望与“替代效应”会导致忽视规范财政支出，进而难以实现行政成本问题的根治。 三、解决行政成本治理问题的管理方针 根据彼得·圣吉提出的解决不同问题基模的管理方针或满意途径，可以启示我们提出有效解决行政成本治理问题的针对性方案或对策。 （一）强化制度的约束力，减缓控制行政成本期望与制度约束力乏力的矛盾 解决“成长上限”问题的管理方针，是应该致力于减弱或消除“限制”的障碍，而不要去努力推动“成长”反馈环。即，解决行政效率“成长上限”问题，应该努力消除右边抑制反馈环的影响。要通过化解控制行政成本期望与制度约束力乏力的矛盾，减少或缓解人们的挫折感，破解行政效率“成长上限”的困境与难题。第一，要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彻底清除其“官本位”思想及土壤，促进其树立“民本”思想和服务意识，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基础。同时要强化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成本意识，并使之呈现在实际行动中，对缺乏成本意识或不计成本的官员要实施严厉的惩戒，因为一个不具有成本意识的公务员意味着行政行为的责任缺失，一个缺乏成本意识的政府难以保障其财政支出的公正合理性。第二，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力。首先，加强预算的严肃性和刚性约束，避免预算编制过程粗糙、随意以及非制度安排的政治权力过多干预预算决策等预算“软化”现象；其次，强化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建设，将治理行政成本的效果纳入到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最后，完善行政成本监督机制，在推进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尤其要加强人大、审计的同体监督，以及媒体、公民的异体监督，但同时需要建立监督主体的人身保护制度。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支出 解决“富者愈富”问题需要着力于整体的均衡发展而非仅以“成绩”或表现作为依据来决定资源的分配，在某些状况下，可以消除或减弱两者使用同一有限资源的竞争关系。因此，解决行政成本的“富者愈富”问题，关键就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实现行政成本与公共服务支出的均衡发展。首先，必须加大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尽管政绩导向下的官员财政支出行为会趋避或减少滞后政绩效应的公共服务支出，但毫无疑问的是，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充足的公共服务支出是经济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保障基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度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有利于发挥财政的财富再分配功能，促进社会公平以及让更多的民众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以社会保障就业支出为例，2012年社保就业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9.99%，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亚洲的印度等国，凸显我国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其次，适度控制行政成本。一定的行政成本是良好政府绩效的前提，我们说要治理行政成本，并非否认行政成本之于政府、社会的重要性，而是在公共财政的巨大蛋糕中，行政成本的结构份额和增长速度过快，会挤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财政支出，造成腐败和不公。适度控制行政成本的目标，可以考虑通过设置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得超过10%，或者行政成本相对公共服务支出（或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不得大于1等具体措施来“倒逼”实现。 （三）促进财政支出规范化 “舍本逐末”采用的是“治标”方式来处理问题，在短期内能产生正面而立即的效果，但可能产生对症状解的依赖，使用根本解的能力可能会萎缩。解决“舍本逐末”问题的管理方针是“聚焦根本解”，通过“治本”的方式来化解矛盾。三公经费畸高是行政成本问题的重要症状表现，无论是李克强总理（2013）的“任期内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还是学者们“三公经费的制度漏洞与对策”，皆映衬出人们对治理行政成本“症状”的态度与决心，同时也就容易刺激人们对控制三公经费来实现降低行政成本的期望而陷入“舍本逐末”的困境。解决行政成本治理的“舍本逐末”问题，关键还要靠规范财政支出。一是要扩大财政信息公开内容。公共财政的“公共性”显示了其“民主财政”的本质，政府对资金的使用必须要围绕民众的根本利益而展开，财政支出无论用于经济建设还是改善民生，都要从政府财政实力和人民利益最大化出发，避免支出浪费与“私利化”等现象的出现。扩大财政信息公开内容，要求除涉密支出外的可以公开的政府财政支出应该明细化、责任化。以公共财政支出经济分类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为例，下设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员招待费等31款，不仅要公开这些费用的总体情况，还应该将这些费用具体化、责任化，让人们明白行政成本或资金的具体流向和责任人，实现“民本财政”。在这方面，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的财政信息公开实践是个成功样本。二是要通过加大惩罚财政支出乱象来促进财政支出规范化。加大惩罚力度是规范财政支出的有效手段，对于财政支出中的职务消费乱象等，应该坚持“违规必查”，避免“抓大放小”，否则，只会纵容更多的支出乱象，导致行政成本问题难以根治、财政支出陷入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 [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3] 罗文剑.行政成本过度增长与制度控制[J].江西社会科学，2013（4）：187-191. [4] 薛晓东，杨翠碧.降低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的路径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3）：57-60. [5] 姜秀敏，秦龙.制度建设：“三公消费”治理的路径选择——基于行政成本理论的视角[J].行政论坛，2013（3）：12-15. ■ 图3由两个负反馈环和一个正反馈环构成。上方的负反馈环描绘的是，行政成本越高，控制三公经费力度就会加大，进而会促进降低行政成本；下方的负反馈环表示，行政成本越高，规范财政支出就会加强，从而降低行政成本；右边的正反馈环表明，行政成本越高，控制三公经费力度就会加大，社会的支持就会增加，人们对控制三公经费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就会加大，而这种期望与“替代效应”会导致忽视规范财政支出，进而难以实现行政成本问题的根治。 三、解决行政成本治理问题的管理方针 根据彼得·圣吉提出的解决不同问题基模的管理方针或满意途径，可以启示我们提出有效解决行政成本治理问题的针对性方案或对策。 （一）强化制度的约束力，减缓控制行政成本期望与制度约束力乏力的矛盾 解决“成长上限”问题的管理方针，是应该致力于减弱或消除“限制”的障碍，而不要去努力推动“成长”反馈环。即，解决行政效率“成长上限”问题，应该努力消除右边抑制反馈环的影响。要通过化解控制行政成本期望与制度约束力乏力的矛盾，减少或缓解人们的挫折感，破解行政效率“成长上限”的困境与难题。第一，要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彻底清除其“官本位”思想及土壤，促进其树立“民本”思想和服务意识，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基础。同时要强化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成本意识，并使之呈现在实际行动中，对缺乏成本意识或不计成本的官员要实施严厉的惩戒，因为一个不具有成本意识的公务员意味着行政行为的责任缺失，一个缺乏成本意识的政府难以保障其财政支出的公正合理性。第二，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力。首先，加强预算的严肃性和刚性约束，避免预算编制过程粗糙、随意以及非制度安排的政治权力过多干预预算决策等预算“软化”现象；其次，强化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建设，将治理行政成本的效果纳入到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最后，完善行政成本监督机制，在推进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尤其要加强人大、审计的同体监督，以及媒体、公民的异体监督，但同时需要建立监督主体的人身保护制度。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支出 解决“富者愈富”问题需要着力于整体的均衡发展而非仅以“成绩”或表现作为依据来决定资源的分配，在某些状况下，可以消除或减弱两者使用同一有限资源的竞争关系。因此，解决行政成本的“富者愈富”问题，关键就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实现行政成本与公共服务支出的均衡发展。首先，必须加大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尽管政绩导向下的官员财政支出行为会趋避或减少滞后政绩效应的公共服务支出，但毫无疑问的是，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充足的公共服务支出是经济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保障基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度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有利于发挥财政的财富再分配功能，促进社会公平以及让更多的民众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以社会保障就业支出为例，2012年社保就业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9.99%，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亚洲的印度等国，凸显我国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其次，适度控制行政成本。一定的行政成本是良好政府绩效的前提，我们说要治理行政成本，并非否认行政成本之于政府、社会的重要性，而是在公共财政的巨大蛋糕中，行政成本的结构份额和增长速度过快，会挤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财政支出，造成腐败和不公。适度控制行政成本的目标，可以考虑通过设置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得超过10%，或者行政成本相对公共服务支出（或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不得大于1等具体措施来“倒逼”实现。 （三）促进财政支出规范化 “舍本逐末”采用的是“治标”方式来处理问题，在短期内能产生正面而立即的效果，但可能产生对症状解的依赖，使用根本解的能力可能会萎缩。解决“舍本逐末”问题的管理方针是“聚焦根本解”，通过“治本”的方式来化解矛盾。三公经费畸高是行政成本问题的重要症状表现，无论是李克强总理（2013）的“任期内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还是学者们“三公经费的制度漏洞与对策”，皆映衬出人们对治理行政成本“症状”的态度与决心，同时也就容易刺激人们对控制三公经费来实现降低行政成本的期望而陷入“舍本逐末”的困境。解决行政成本治理的“舍本逐末”问题，关键还要靠规范财政支出。一是要扩大财政信息公开内容。公共财政的“公共性”显示了其“民主财政”的本质，政府对资金的使用必须要围绕民众的根本利益而展开，财政支出无论用于经济建设还是改善民生，都要从政府财政实力和人民利益最大化出发，避免支出浪费与“私利化”等现象的出现。扩大财政信息公开内容，要求除涉密支出外的可以公开的政府财政支出应该明细化、责任化。以公共财政支出经济分类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为例，下设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员招待费等31款，不仅要公开这些费用的总体情况，还应该将这些费用具体化、责任化，让人们明白行政成本或资金的具体流向和责任人，实现“民本财政”。在这方面，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的财政信息公开实践是个成功样本。二是要通过加大惩罚财政支出乱象来促进财政支出规范化。加大惩罚力度是规范财政支出的有效手段，对于财政支出中的职务消费乱象等，应该坚持“违规必查”，避免“抓大放小”，否则，只会纵容更多的支出乱象，导致行政成本问题难以根治、财政支出陷入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 [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3] 罗文剑.行政成本过度增长与制度控制[J].江西社会科学，2013（4）：187-191. [4] 薛晓东，杨翠碧.降低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的路径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3）：57-60. [5] 姜秀敏，秦龙.制度建设：“三公消费”治理的路径选择——基于行政成本理论的视角[J].行政论坛，2013（3）：12-15. ■ 图3由两个负反馈环和一个正反馈环构成。上方的负反馈环描绘的是，行政成本越高，控制三公经费力度就会加大，进而会促进降低行政成本；下方的负反馈环表示，行政成本越高，规范财政支出就会加强，从而降低行政成本；右边的正反馈环表明，行政成本越高，控制三公经费力度就会加大，社会的支持就会增加，人们对控制三公经费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就会加大，而这种期望与“替代效应”会导致忽视规范财政支出，进而难以实现行政成本问题的根治。 三、解决行政成本治理问题的管理方针 根据彼得·圣吉提出的解决不同问题基模的管理方针或满意途径，可以启示我们提出有效解决行政成本治理问题的针对性方案或对策。 （一）强化制度的约束力，减缓控制行政成本期望与制度约束力乏力的矛盾 解决“成长上限”问题的管理方针，是应该致力于减弱或消除“限制”的障碍，而不要去努力推动“成长”反馈环。即，解决行政效率“成长上限”问题，应该努力消除右边抑制反馈环的影响。要通过化解控制行政成本期望与制度约束力乏力的矛盾，减少或缓解人们的挫折感，破解行政效率“成长上限”的困境与难题。第一，要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彻底清除其“官本位”思想及土壤，促进其树立“民本”思想和服务意识，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基础。同时要强化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成本意识，并使之呈现在实际行动中，对缺乏成本意识或不计成本的官员要实施严厉的惩戒，因为一个不具有成本意识的公务员意味着行政行为的责任缺失，一个缺乏成本意识的政府难以保障其财政支出的公正合理性。第二，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力。首先，加强预算的严肃性和刚性约束，避免预算编制过程粗糙、随意以及非制度安排的政治权力过多干预预算决策等预算“软化”现象；其次，强化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建设，将治理行政成本的效果纳入到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最后，完善行政成本监督机制，在推进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尤其要加强人大、审计的同体监督，以及媒体、公民的异体监督，但同时需要建立监督主体的人身保护制度。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支出 解决“富者愈富”问题需要着力于整体的均衡发展而非仅以“成绩”或表现作为依据来决定资源的分配，在某些状况下，可以消除或减弱两者使用同一有限资源的竞争关系。因此，解决行政成本的“富者愈富”问题，关键就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实现行政成本与公共服务支出的均衡发展。首先，必须加大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尽管政绩导向下的官员财政支出行为会趋避或减少滞后政绩效应的公共服务支出，但毫无疑问的是，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充足的公共服务支出是经济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保障基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度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有利于发挥财政的财富再分配功能，促进社会公平以及让更多的民众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以社会保障就业支出为例，2012年社保就业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9.99%，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亚洲的印度等国，凸显我国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其次，适度控制行政成本。一定的行政成本是良好政府绩效的前提，我们说要治理行政成本，并非否认行政成本之于政府、社会的重要性，而是在公共财政的巨大蛋糕中，行政成本的结构份额和增长速度过快，会挤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财政支出，造成腐败和不公。适度控制行政成本的目标，可以考虑通过设置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得超过10%，或者行政成本相对公共服务支出（或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不得大于1等具体措施来“倒逼”实现。 （三）促进财政支出规范化 “舍本逐末”采用的是“治标”方式来处理问题，在短期内能产生正面而立即的效果，但可能产生对症状解的依赖，使用根本解的能力可能会萎缩。解决“舍本逐末”问题的管理方针是“聚焦根本解”，通过“治本”的方式来化解矛盾。三公经费畸高是行政成本问题的重要症状表现，无论是李克强总理（2013）的“任期内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还是学者们“三公经费的制度漏洞与对策”，皆映衬出人们对治理行政成本“症状”的态度与决心，同时也就容易刺激人们对控制三公经费来实现降低行政成本的期望而陷入“舍本逐末”的困境。解决行政成本治理的“舍本逐末”问题，关键还要靠规范财政支出。一是要扩大财政信息公开内容。公共财政的“公共性”显示了其“民主财政”的本质，政府对资金的使用必须要围绕民众的根本利益而展开，财政支出无论用于经济建设还是改善民生，都要从政府财政实力和人民利益最大化出发，避免支出浪费与“私利化”等现象的出现。扩大财政信息公开内容，要求除涉密支出外的可以公开的政府财政支出应该明细化、责任化。以公共财政支出经济分类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为例，下设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员招待费等31款，不仅要公开这些费用的总体情况，还应该将这些费用具体化、责任化，让人们明白行政成本或资金的具体流向和责任人，实现“民本财政”。在这方面，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的财政信息公开实践是个成功样本。二是要通过加大惩罚财政支出乱象来促进财政支出规范化。加大惩罚力度是规范财政支出的有效手段，对于财政支出中的职务消费乱象等，应该坚持“违规必查”，避免“抓大放小”，否则，只会纵容更多的支出乱象，导致行政成本问题难以根治、财政支出陷入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 [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3] 罗文剑.行政成本过度增长与制度控制[J].江西社会科学，2013（4）：187-191. [4] 薛晓东，杨翠碧.降低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的路径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3）：57-60. [5] 姜秀敏，秦龙.制度建设：“三公消费”治理的路径选择——基于行政成本理论的视角[J].行政论坛，2013（3）：12-15.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