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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性质、商业信用融资与过度投资

范文

龚楚英

【摘要】文章考虑到商业信用的非同质性，按照类别、到期时间将其分类，分别考察其与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而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探讨了产权性质对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能够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和预收款相比，应付款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相比于一年以上的商业信用，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在约束过度投资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私有企业中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融资结构、健全市场信用等建议，以期为我国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产权性质；商业信用融资；过度投资

【中图分类号】 F27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14-0077-08

一、引言

合理的投资活动能拉动经济增长，提升企业价值，为股东带来更多回报；而非效率投资，特别是过度投资，却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偏离价值最大化这一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也会损害股东权益。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的投资活动呈现出比较活跃的局面，但同时，一些“投资过热”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例如，曾经家喻户晓的健力宝、巨人集团等企业，由于投资活动没有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盲目扩张，给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2015年被爆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天伦月饼，更是被发现跨界投资多达9亿元，最终拖垮了这一食品业巨头。学者们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过度投资现象[ 1 ]。降低过度投资、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成为企业投资决策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过度投资的制约机制，其中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得到了众多文献的支持，但也有相反观点。国内外的文献主要从负债整体、负债期限和负债类别等方面展开研究，探讨不同维度的负债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在以往文献中，学者们多将负债视为一个整体，但不同类型的债权人与企业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对企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也不同。在我国企业的负债结构中，债券融资的份额比较小，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而银行借款因与国有企业的同源性特征使其监督、治理效力受到质疑，因此，研究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的约束作用就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于银行借款，商业信用债权人具有监督和治理优势，在降低企业过度投资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2-3 ]；但也有学者认为商业信用对企业管理者的约束作用很小，无法抑制过度投资。基于此，本文通过最新的数据，实证分析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的关系，并考虑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引入产权性质因素，探讨其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以期为企业的投融资决策提供建议。本文探讨了商业信用融资在抑制过度投资方面的作用，如研究假设成立，则商业信用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这促使企业对商业信用债权人利益的重视，增强其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透明度，维持良好关系，保护债权人利益。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

商业信用的债权人主要是企业的供应商和购买方，他们与企业的关系一般都建立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这种长期合作关系使供应商等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所处的行业竞争状况都比较熟悉，特别地，作为合伙企业，商业信用债权人能有效洞悉债务企业的经营变化，及时了解其行业发展和风险，这些优势都是银行等其他债权人不能通过书面材料获取的。这种信息优势能够缓解债权人与债务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债权人的监督成本，抑制股东和经理人侵占债权人利益的动机。而且，供应商等通过与企业间的供销关系，可以对企业的存货乃至固定资产进行监控，这种监控会比对现金的监控更为有效[ 4 ]。虽然商业信用不用付息可能会降低它的流动性压力，但现金折扣的存在能弥补这一缺陷。供应商为了尽早收回货款，一般会提供现金折扣，放弃现金折扣的机会成本往往比较高。当企业面临较差的投资机会、投资报酬率低于放弃现金折扣的机会成本时，一般会选择享受现金折扣，提前还款，从而可以减少自由现金流，防止过度投资。相对于银行借款、债券等融资，商业信用缺乏抵押和担保的缺点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其约束作用，但商业信用债权人的天然优势——对原材料的强有力控制，能有效克服上述缺陷。由于商业信用的主要提供者是处于企业上游的供应商，他们可以利用自身掌握的原材料等资源制裁那些违约的合伙人，比如停止供货等，当自己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出现问题、合同终止时，供应商可以索回其所提供的原材料，这会对债务企业的股东和经理人形成一种有力的约束，最大范围减少经理人侵占自身利益的空间，这种约束作用甚至不亚于抵押和担保；而且，商业信用具有很大的再融资压力[ 5 ]，一旦企业背离债权人的利益，上下游企业将会停止向其提供商业信用，减少其对债权人利益的侵害。可见，商业信用具有的信息优势、监督优势、制约优势及其流动性压力、再融资压力等能有效约束经理人盲目扩张动机，降低股东—经理人的代理冲突，抑制过度投资行为。虽然商业信用也会带来股东—债权人代理冲突，但上述商业信用的监督和制约优势能有效防止股东和经理人对债权人利益的侵害，降低其过度投资动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商业信用具有明显的治理优势，总体上能够抑制企業的过度投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a：

H1a：商业信用融资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

商业信用按其类别可以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其中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均来自上游供应商，作用机理相似，本文将其归为一类——应付款。应付款有固定的到期日，企业需要按期以现金支付，这会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而且会对企业形成一定的再融资压力，抑制过度投资；预收款到期则是以提供产品或劳务的方式来清偿的，不会产生现金流的支出，相对而言治理作用较弱。而且供应商提供的现金折扣会进一步提高应付款的流动性压力。应付款的债权人是企业的上游企业，控制着企业的原材料来源，对债务人具有较强的控制力；相比之下，预收款的债权人是企业的下游企业，对企业的约束力要逊色的多。采取预收款的方式交易一般表明买方的信用水平比较差或者卖方销售的商品比较紧俏等，此时属于卖方市场，债务企业处于强势地位，债权企业相对弱势，因而债权人的监督作用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和应付款相比，预收款会带来现金的流入，增加了经理人可实际操作的现金流，如果监管不到位，这部分资金可能会成为企业过度投资的资金来源。因此，本文认为，应付款能有效降低股东—经理人代理冲突，约束过度投资，而预收款在这方面的作用则相对较弱。黄珺等[ 2 ]发现在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中，应付款比预收款更能抑制过度投资。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b：

H1b：应付款和预收款在约束过度投资方面存在差异，应付款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

Parrino和Weisbach[ 6 ]发现，债务期限越长，股东—债权人的代理冲突越严重，经理人过度投资的可能性越大。相对于一年以上的商业信用，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偿还期限短，近期需要偿还的压力能有效约束经理人过度投资动机。为了保证即将到期的商业信用的偿还，防止企业信誉或合作关系受损，企业必须预留足够的资金，这就减少了经理人可操纵的自由现金流，防止其投资于低效率的项目。另外，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也会带来更大的再融资压力，这迫使经理人合理使用融资额。而且，由于需要经常偿还，这部分商业信用能给经理人造成持续性的压力，可以经常性地减少其操纵的资源，从而抑制经理人扩张规模的动机。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情况来看，一年以上商业信用中的长期应付账款可能会存在一部分是长期挂账而无需支付的，这部分商业信用已无债权人或债权人已放弃追偿，因而不具有监督约束作用。此外，公司的大股东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能力或避免亏损、被ST等会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7 ]，这部分资金一般是通过商业信用的方式提供并长期挂账，这些来自关联方的“伪”商业信用会弱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结构中以短期为主，长期性的商业信用比例较小，这也会影响到二者的治理作用。根据上文的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c：

H1c：相比于一年以上的商业信用，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

（二）产权性质、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

长期以来，我国私有企业一直面临着比较普遍的信贷歧视，私有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显著少于国有企业，因而对商业信用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融资来源更加重视。私有企业必须努力保持与供应商等的良好关系，维护企业声誉和信用，因此，股东和经理人背离债权人利益、滥用商业信用资源进行无效率投资的动机就相对较小。另外，国有企业有政府和银行的支持，比较容易获得融资资源，偿债风险较小，这弱化了商业信用债权人的监督动机和力度。相比较而言，私有企业融资途径较窄，而且成立的时间一般较短，规模相对于国有企业也比较小[ 8 ]，这种中小型企业较之国有企业面临更多的风险[ 9 ]，其在规模、资金实力和市场地位等方面都相对处于劣势，因而偿债风险也更大。供应商等为了自身资金的安全，会对这类存在融资限制的债务人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从而对其过度投资形成较强约束。此外，相对于国有企业，私有企业面临着较多的行业准入限制，获得的政府采购合同也明显少于国有企业，它们面临着比国有企业更大的竞争压力[ 10 ]，高市场竞争压力会促使企业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商业信用债权人监督企业的成本，因而能提高商业信用对于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国有企业拥有较多的资源，在供应商的选择上有更多的自由权，这使得国有企业的供应商可能因害怕失去重要客户而怠于行使其监督权，从而弱化了商业信用的治理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相对于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中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过度投资的衡量

借鉴Richardson[ 11 ]、钟海燕等[ 12 ]的研究模型，本文建立以下模型来估计企业的过度投资：

Invi，t=？琢0 + ？琢1Qi，t-1 + ？琢2Levi，t-1 + ？琢3Cashi，t-1 + ？琢4Sizei，t-1+

？琢5Reti，t-1+？琢6Agei，t-1+？琢7Invi，t-1+∑Year+∑Ind+？着i，t （1）

模型中的下标i和t分别代表公司i和年度t，以下的模型同理。

成长机会的衡量一般有Tobin Q值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两种方法，股权分置改革后，Tobin Q值对于企业投资机会的衡量更加准确，本文使用Tobin Q值来衡量成长机会，并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营业收入增长率替代Tobin Q值来检验。

模型（1）衡量的是正常的投资水平，使用样本数据对模型（1）进行回归，能够求出期望投资水平Exinv。用实际投资水平减去期望投资水平，可得到非效率投资。当非效率投资大于0时，即为投资过度，用Overinv表示。

Overinvi，t=Invi，t-Exinvi，t（当Invi，t大于Exinvi，t时）

2.商业信用的衡量

根据商业信用的概念，并借鉴众多学者的研究，本文的商业信用包括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借鉴黄珺和黄妮[ 2 ]的做法，将商业信用按照类别分为应付款（包括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预收款（预收账款）。参照张新民、王珏和祝继高[ 13 ]的做法，将商业信用分为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和一年以上的商业信用。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是指应付票据以及一年以内的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一年以上的商业信用是指一年以上的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为了消除规模的影响，本文对上述解释变量均以总资产加以标准化。

控制变量方面，借鉴江伟[ 14 ]、刘广瑞等[ 15 ]的模型，本文控制了自由现金流、销售收入、产权性质和银行借款率。另外，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的影响。

（二）模型设计

上述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模型（1）大于0的回归残差Overinv，解釋变量分别为商业信用率Tcr、应付率Atcr和预收率Btcr、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率Stcr和一年以上的商业信用率Ltcr。由于企业的投资水平一般由期初融资结构所决定，本文对上述几个解释变量都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

各变量的定义和计量方法如表1所示。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16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其中，解释变量由于滞后一期，使用的是2010—2015年的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报，其中，商业信用期限的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的“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预收账款”。在初始样本的基础上，作了如下筛选：（1）删除金融类样本，因为金融类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与一般上市公司不同，其财务报表具有特殊性；（2）删除当年被ST、ST*或者PT的公司，因为这类公司的盈利能力可能存在问题；（3）删除实际控制人不详的样本；（4）删除上市年限不足两年的样本，因为本文的过度投资计量模型需要用到连续3年的数据，而且稳健性检验中使用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指标也需要满足连续3年有营业收入；（5）删除其他数据缺失的样本。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性变量进行了5%水平的缩尾处理。最终，模型（2）、模型（3）和模型（5）获得了3 622个观测值，模型（4）获得了1 950个观测值①。样本分布详见表2。

四、实证检验

（一）过度投资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3列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达到了39.29%，模型拟合度很好。各解释变量的VIF值都在2以下，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模型的解释力度很好。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来看，Tobin Q值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拥有的投资机会越多，新增投资水平就越高；现金持有量的符号显著为正，拥有较多内部现金的公司，投资支出会比较高；另外，资产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规模较大的公司会有较多的投资支出，可能是因为大公司拥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资源；股票回报率也与新增投资显著正相关，能为股东带来高回报的公司，更容易募集资金以支持投资。资产负债率与新增投资负相关，总体来看，负债融资约束了企业规模的扩张；另外，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一致，上市年限与新增投资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上市较早的公司更注重投资结构的优化，不再追求规模的盲目扩大，而新上市的公司为了扩大市场、争取客源，会努力提高规模，扩大投资支出。以上的回归结果与张会丽和陆正飞（2012）、钟海燕等[ 12 ]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通过模型（1），本文计算出了预期投资水平，即模型（1）的拟合值，并通过实际投资水平与预期投资水平之差计算出了非效率投资数据。表4列示了实际投资、预期投资和非效率投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过度投资的样本量为3 645，占全部样本的37.96%，这和张功富等（2009）、周伟贤（2010）等学者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从数量上看，投资不足的公司要多于过度投资的公司。从均值来看，过度投资为0.0476，高于投资不足的0.0291，中位数的分析也一致；另外，正残差组实际投资的平均水平为0.117，超过了预期投资均值0.069的69.57%，而负残差组实际投资的平均水平为0.0326，仅占预期投资水平均值0.0617的52.84%。所以，我国上市公司中过度投资的程度要大于投资不足。

（二）产权性质、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的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5列示了模型（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②，表6列示了模型（4）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③。由于模型（4）与模型（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几乎一致，为方便描述，用表5来展开分析。

从表5的全样本描述中可以看出，过度投资的最小值接近于0，最大值为0.281，可见不同公司中过度投资的程度有很大差异。商业信用的平均水平达到总资产的16.9%，说明样本公司中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比较高；其中，商业信用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高达0.793，不同企业对商业信用的利用存在很大差别。自由现金流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负，样本公司总体处于现金短缺状态。销售收入的最小值为0.385，与最大值63.11悬殊很大，而且标准差也比较大，表明不同公司的销售状况有巨大差异，这和各个公司的行业性质有关。产权性质的均值为0.425，样本公司以国有企业居多。

另外，从表5全样本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融资结构。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之和接近全部负债的3/4（73.95%），其中银行借款的比重最大（40.08%），商业信用次之（33.87%），其他负债之和仅占到1/4，这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以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为主，债券等其他负债融资比重较小；商业信用虽低于银行借款，但差距不大，可见商业信用在我国企业融资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从商业信用的结构来看，应付率的均值为0.124，占到全部商业信用均值0.169的73.37%，远高于预收率，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以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为主；一年以内商业信用的平均水平为0.143（表6），占到全部商业信用均值0.169的85.12%，我国企业的商业信用以一年以内为主。

2.多元回归分析

表7列示模型（2）、模型（3）、模型（4）和模型（5）的多元回归结果。四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在8%左右，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商业信用率的系数为-0.031，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商业信用融资能够有效约束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的假设H1a得到验证。与黄乾富和沈洪波[ 5 ]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源于市场行为的商业信用，在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模型（3）的回归结果中，不同类型的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有显著区别。应付率与过度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应付款有效约束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相比之下，预收率的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预收款没有起到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预收系数的绝对值为0.013，远小于应付率系数的绝对值0.041，表明应付款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敏感度更大。相对于预收款，应付款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压力和控制力，因而在抑制经理人过度投资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本文的假设H1b得到了验证。在模型（4）的回归结果中，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率与过度投资的相關系数为-0.035，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一年以上的商业信用率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可见一年以上的商业信用不能降低过度投资。相比于一年以上的商业信用，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压力和再融资压力，对于企业过度投资的约束作用更强，这与本文的假设H1c一致，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来实现的。在模型（5）中，引入了产权性质和商业信用率的交乘项，探讨产权性质对商业信用和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商业信用率依然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虽然显著程度有所降低；产权性质和商业信用率的交乘项与过度投资负相关，并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证实了本文的假设H2。相对于国有企业，商业信用对私有企业中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更强的约束作用。第6列和第7列按照产权性质分组进行了回归，在国有企业中，商业信用率虽与过度投资负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国有企业中的商业信用没有起到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在私有企业中，商业信用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假设H2，政府的“隐形保护”和银行的融资担保弱化了商业信用债权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作用，而在面临更大融资限制和破产风险的私有企业中，商业信用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三）稳健性检验

1.使用成长性代替投资机会

本文在计算过度投资时，使用了Tobin Q值来衡量成长机会，考虑到我国股市中存在一定的非流通股，没有市价，可能会对Tobin Q值的准确性产生一定影响，所以黄珺和黄妮[ 2 ]、李强和纪佳君等（2014）、白俊和连立帅（2014）等学者在使用Richardson（2006）模型计算非效率投资时，均使用了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衡量企业成长性。借鉴这些学者的做法，本文使用营业收入增长率代替Tobin Q值，代入模型（1）中，重新计算出过度投资水平，并将新的过度投资值分别代入模型（2）、模型（3）、模型（4）和模型（5）中，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稳健性检验中，商业信用率与过度投资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应付率与过度投资在1%水平上负相关，预收率与過度投资没有显著关系；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率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一年以上的商业信用率与过度投资依然没有显著关系；商业信用率和产权性质的交乘项与过度投资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按产权性质分组的回归结果也与主回归的结果一致。可见，本文主回归结果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2.用总投资与维持投资之差衡量新增投资

按照Richardson（2006）的定义，公司的新增投资等于总投资支出与维持性投资之差，而总投资等于资本性支出、收购支出、研发费用之和减去处置和出售资产收回的现金，维持性投资一般用折旧和摊销来表示。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结论，借鉴孔东民、冯曦（2012）的研究，本文对新增投资重新定义如下：

新增投资Inv=（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当期固定资产折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摊销之和）/期初总资产④。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显示：本文四个假设的结果基本没有变化。一年以上商业信用率的系数虽然是负相关而不再为正，但依然不显著，这不影响本文假设H1c的结论。另外，在分组回归中，国有企业中商业信用率与过度投资虽然也负相关，但显著性水平和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私有企业，而且产权性质与商业信用率交乘项的系数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假设H2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3.使用改进的Richardson模型

Richardson模型没有考虑经营活动现金流，一些学者认为不够全面⑤。刘广瑞等在Richardson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经营现金流因素，发现模型的解释力度更强。为了进一步论证本文的研究结论，借鉴刘广瑞等（2014）的做法，本文使用改进的Richardson模型重新计量过度投资：

模型中，CF代表经营现金流，等于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总资产，考虑到其他变量均使用了滞后一期，为保持口径一致，经营现金流也使用了滞后一期的数据⑥，其他变量的定义不变。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显示：使用改进的Richardson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主回归的结论基本一致，本文主回归的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五、总结

本文使用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最新数据，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Richardson模型计算出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实证分析了商业信用、商业信用类别、商业信用期限与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产权性质对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其一，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表明商业信用融资能有效约束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其二，不同类别的商业信用在抑制过度投资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应付款能有效制约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而预收款则无法发挥这一治理作用。其三，到期时间不同的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别，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能有效制约过度投资行为，而一年以上的商业信用则没有这样的功能。一年以内的商业信用到期日短的特征给经理人带来了很大的流动性压力和再融资压力，这能有效地制约其盲目扩张的动机。其四，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的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表现出了巨大差异，私有企业中的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

根据上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合理选择融资方式，完善融资结构。企业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保证其用于合理经营中，防止被经理人侵占。鉴于一年以上的商业信用缺乏应有的监督作用，企业应减少其比例，对于那些并非不需支付的长期挂账的应付款，股东应督促经理人尽早偿还，防止这部分资金被经理人滥用，损害股东价值。

第二，完善偿债机制，保护商业信用债权人的利益。拖欠货款、延长商业信用期限，给了经理人过度投资的机会，因此，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偿债机制，及时清偿债务，防止债务人的资源被挪用，造成过度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说，重视商业信用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能为其赢得良好的声誉，可以吸引优秀的供应商，而优秀的供应商能提供更高效率的监督，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

第三，加强信用市场建设，促进商业信用更加健康、广泛地运用。目前，深交所建立的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即是一个提升市场诚信水平的重要举措。未来可以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诚信披露水平，包括企业往年的还款记录、供应商对其的评价、拖欠货款情况等，对于那些恶意拖欠货款的企业应加以警告。另外，也可以借鉴债券市场上信用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定期向社会披露企业对供应商责任的履行情况。

第四，完善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完善商业信用债权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1）加强与供应商的信息交流，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透明度，降低债权人的监督成本；（2）可以引入供应商参与监督招标的措施，提高招标的透明度和公正性，选择更加优秀的供应商，提高供应商的监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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