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地方层面的“财政幻觉”指数测量及识别运用 |
| 范文 | 何加明 杨潇 【摘 要】 财政幻觉（Fiscal Illusion）是存在于世界各国的一种经济现象。文章将财政幻觉理论和我国实际相结合，对财政幻觉的表现形式和财政幻觉的影响因素从理论和现实角度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税制结构、通货膨胀率和地区发展水平是影响财政幻觉的重要因素。通过带协变量的财政幻觉模型测算出2007—2015年我国地方财政幻觉指数，结果发现，东、中部地区属于悲观幻觉区域，而西部地区属于乐观幻觉区域。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基于财政幻觉相关影响因素从税制结构调整、合理调控通货膨胀水平、促进地区均衡发展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财政幻觉; 财税体制; 地区差异; 结构方程模型; 稅制结构 【中图分类号】 F8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05-0037-06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系。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于财税方面热点问题的关注度也显著提升。从《预算法》颁布到个税免征额的讨论，从“微信红包税”开征的争议到思考特朗普减税对我国的影响，我国居民开始积极参与到财税问题的讨论中来。《望》杂志称我国的“税感时代”已经到来。但现实中我国财税体制中依然存在信息不透明、税制结构不健全等问题。 尽可能全面准确地衡量地方财政幻觉指数，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财政幻觉指数的测量可以分析从哪些角度着手优化和健全当代财税体制;二是构造指标的过程可以对各项因素指标进行重要性区分，量化各因素对于财政幻觉的影响程度;三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正确认识我国财政幻觉的内涵和发展变化趋势，准确测算地方财政幻觉指数，可以减轻财政幻觉的负面效应。 二、文献回顾 关于财政幻觉存在性的研究。意大利财政学家普尔维尼（1903）正式提出了财政幻觉理论，认为征税者总是会想尽办法制造乐观的财政幻觉，让纳税人感觉自身的税收负担比实际税负要轻。Buchanan[1]认为财政幻觉是可以进行分析和排列的感受，纳税人在财政民主观念下会判断自身的税负是否与所享受的公共产品价值相匹配。财政幻觉假说也引起不少国内学者的关注，他们对于财政幻觉在中国是否存在也展开了相关研究。刘金全等[2]赞同财政幻觉会导致纳税人低估自身缴纳的税收，他根据“赤字幻觉”和“预期幻觉”指标，利用1989—2003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果和理论一致，即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财政幻觉。巢雅琳等（2013）以上海市为例，沿用了文娟、沈映春的方法，建立时间序列模型，证明了上海地区存在一定的财政幻觉效应。金雪瑶（2017）从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和政府规模现状角度分析了财政幻觉的存在性，用实证方法给予了证明。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也普遍认同中国存在较为明显的财政幻觉效应。 关于财政幻觉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普遍赞同税制结构是财政幻觉的重要成因。Jean Robert（2000）运用实验经济学方法，设计了一个竞争时刻考察财政幻觉产生的原因及后果，证实了税制结构是财政幻觉产生的一个原因，间接税的税收负担被系统性低估。Raj Chetty et al.[3]的研究表明税收可见度对于纳税人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孙琳等[4]认为税制结构是财政幻觉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最终导致了政府规模的扩大。李春根等（2015）基于财政幻觉理论，利用个体微观层面数据，实证考察了税制结构和居民再分配需求的关系，结果显示二者之间显著相关，因此认为要减轻目前我国较严重的财政幻觉效应，应该从优化税制结构角度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关于财政幻觉指数测算研究。Paulo Reis? et al.[5]采用多因子分析方法（MPCA）计算得到了1960—2006年68个国家的财政幻觉指数。Roberto DellAnno[6]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1995—2008年间28个欧洲国家财政幻觉的主要观测指标、原因指标进行研究，认为财政幻觉的主要成因包括公民的受教育水平以及税收负担的大小。孙群力等（2016）对我国2006—2013年30个地区的财政幻觉进行了测量，选择MIMIC模型方法，运用AMOS软件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财政幻觉处在不断降低的过程中。 从国内外对财政幻觉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都关注到了各国存在的财政幻觉效应，但国内研究成果相较国外还有待丰富。特别在指数测量层面，已有的研究均把税制结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地区差异因素却较少考虑。此外，已有的理论研究提到财政幻觉包括乐观和悲观两种形式，但通过指数衡量地区幻觉特征差异的文献更是寥寥。本文将对财政幻觉的理论成因加以总结梳理，结合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测量我国地方财政幻觉指数，针对我国财政幻觉的表现形式结合指数加以区分。 三、财政幻觉效应的理论分析 （一）财政幻觉概念及分类 财政幻觉是存在于世界各国的一种经济现象，是在现行财税体制不完善和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等因素作用下，纳税人对自身税收负担和享受的公共产品价值间的认知偏差。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分析，财政幻觉可以分为乐观和悲观两种类型。乐观的财政幻觉表现为纳税人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价值高于自身的税收负担水平，而悲观的财政幻觉则表现为纳税人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价值低于自身的税收负担水平。如果纳税人都可以分辨出自身税负与享受的公共产品价值之间的关系，则不存在财政幻觉效应[7]。 （二）财政幻觉效应的表现 财政幻觉效应一般表现为政府支出规模肆意扩张。当政府开始增加社会公共服务支出规模，纳税人在享受公共支出带来的福利时往往忽略了自身净福利的增加。由于未意识到为额外的公共支出埋单的还是自身缴纳的税收，因而纳税人通过公共决策支持政府支出规模进一步扩张[8]。在政府支出扩张无法通过增税或者举债的方式完成时，政府本级预算就出现了收支差额。 此外，财政幻觉效应还表现为财政透明度低下。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可能会发生不一致的情况，二者的利益并不统一。纳税人在受到财政幻觉效应影响时很难识别出公共支出的价值，因此要求政府公开相关信息，但政府作为理性的代理人在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作用和相关机制影响下无法满足代理人对于预算公开的需求，即使公开了相关信息纳税人也会由于财政幻觉效应无法识别数据背后的含义。 （三）财政幻觉的成因分析 1.税制结构 （1）间接税比重。较直接税而言，纳税人更难以察觉到真实的税收负担。在间接税刚开始征收时，居民个人能够较为敏感地觉察到商品价格提升导致自身税负增加。但是，当一种间接税已经征收了一段时间之后，纳税人便不容易觉察到其存在，此时财政幻觉效应则更加明显。 （2）税制复杂程度。税制越复杂，税收负担就越难判断，纳税人就越不易感觉到政府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成本。比如在单一税制下，纳税人很容易感受到自身的税收负担情况。而如果在复合税制下，纳税人则不容易辨识出自己缴纳的每一种税的税负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缴纳了相应税收。税制结构复杂性直接关系到纳税人对于自身税负的理解程度，甚至产生财政幻觉效应。 （3）税收负担。税收负担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负担，税收负担水平越高，居民越难察觉自身税负和公共产品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否匹配，财政幻觉效应更加强烈[9]。比如在我国税收负担较重的地区，对于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在征税任务未发生明显降低的背景下，为了税收收入的稳定性会在一定程度忽视改进不合理的财税制度。 2.通货膨胀 由于通货膨胀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纳税人并不会立即意识到物价上升导致税收负担增加，在地方政府支出并未随物价上升而同步提高的条件下，纳税人对税收负担和地方政府支出感受的偏离度也随之提高，导致各地财政幻觉水平存在差异[10]。比如税源丰富较高的经济发达区域，当物价上涨而政府支出难以提高的情况下，纳税人很难意识到自己缴纳的税收增加而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并未增加[8]。他们甚至会认为自己付出的税收代价是值得的，进一步要求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3.地区发展水平差异 （1）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各地区经济水平差异较大，整体呈现出东部地区经济水平发展程度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纳税人对于自身税负和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等感知度更高，从而财政幻觉效应会相对较低。 （2）受教育水平。各地区受教育水平受制于各地师资力量，重视程度的差异影响，导致真正能够理解财税问题并有意愿参与到财政税收领域讨论的居民规模也有所不同。 （3）财政支出分权程度。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了解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因此财政支出分权会激励地方政府扩大公共产品支出规模。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则会越降低财政幻觉效应。 （4）自雇就业水平。自雇就业水平较高的区域，对于税收的感知度会更深，不易产生财政幻觉。但是在我国，自雇就业人员多数以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为主，相对而言可能对于财税问题的关注度有所欠缺。因此自雇就业水平是否真的能够影响财政幻觉，有待于实证的进一步检验。 四、财政幻觉效应的实证分析 承前所述，已经了解到财政幻觉的存在表现以及幻觉效应的背后原因。接下来本文将结合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定性定量研究财政幻觉效应的成因有哪些，并定量测算我国地方财政幻觉指数。 （一）模型结构及潜变量估算 带协变量的CFA结构方程模型由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两部分构成。建立该模型的步骤有模型设定、平稳性及协整检验，模型识别与参数估计、模型拟合效果评价与稳健性检验。 SEM通常由结构方程和测量方程两部分组成： 公式1为测量方程，y1，y2，…，yn为内生显变量，即为包含财政幻觉信息的观测变量;公式2为结构方程，x1、x2，…，xn为外生显变量，即导致财政幻觉产生的原因变量。 公式1、公式2可以表示为以下形式： （二）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本文利用31个省份2007—2015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上述各变量对财政幻觉的影响，并分析潜变量财政幻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财政透明度和本级预算收支差额占GDP的比例。见表1。 （三）模型处理及分析思路 为识别带协变量的CFA结构方程模型，必须要将潜变量固定一个指标变量的载荷系数，使之成为限定参数。目前学界普遍采用的是选择某一个观察变量设定为固定参数1或者将潜变量的方差设定为1，因此本文将潜变量财政幻觉的指标变量财政透明度倒数FT载荷系数设定为1。 最后，对估计方法的选择，本文选择识别结构方程模型较为稳健的极大似然估计法（ML）对初始模型进行拟合，根据拟合结果标准化数据以及理论设定分析模型是否正确。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的指标变量（除财政支出分权和自雇就业水平外）系数及方向符合理论预期。 此外，模型拟合检验综合使用了绝对拟合度检验（χ^2/df）和近似拟合检验（RMSEA、TLI、CFI），模型拟合度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实证回归结果，剔除不显著变量，最终得到财政幻觉效应模型如图1。 （五）财政幻觉指数测算 本部分将结合上小节回归的结果进行财政幻觉指数构建。首先，使用结构方程估计财政幻觉指数，选取结果显著的六个原因变量（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间接税比重、税收负担水平、受教育程度、经济发展程度、自雇就业率）并根据系数得到财政幻觉表达式： 五、财政幻觉指数识别与应用 （一）乐观与悲观幻觉 財政幻觉指数是在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基础上得出关于2007—2015年我国各省份真实的财政幻觉情况。前文已经从理论角度对于乐观和悲观财政幻觉做了区分，但目前依然缺乏指数上的衡量标准。 本文认为，判断一个地区财政幻觉效应究竟属于悲观幻觉还是乐观幻觉，可以结合当年全国财政幻觉指数来进行比较。通过各地区当年与全国财政幻觉指数平均水平比较，高于当年全国均值，可以视为处在乐观财政幻觉效应中，低于当年全国均值，则可以视为处在悲观财政幻觉效应中，即财政幻觉每年动态的标准为当年全国财政幻觉指数均值。此外，为方便设定统一的财政幻觉值，本文采用2007—2015年各省的均值作为判定财政幻觉效应属于悲观还是乐观的标准。具体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2007—2015年间我国各地区的财政幻觉平均数为40.73，东部地区平均值为29.83，中部地区平均值为34.76，西部地区平均值为54.72，西部地区财政幻觉水平较高，中部地区财政幻觉水平次之，东部地区财政幻觉最低。 从图2可以看出，东部和中部地区属于悲观财政幻觉区域，西部地区属于乐观财政幻觉区域，其中东部地区相较于中部地区悲观的财政幻觉程度更深。即表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财政幻觉水平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较低，纳税人认为自身付出的税收代价高于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而西部地区的财政幻觉相对于全国水平来看较高，说明纳税人认为自身付出的税收代价低于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 （二）财政幻觉指数整体评价 从折线图可以看出，财政幻觉指数整体呈现降低的趋势，三个区域变化趋势一致，这与Wittman（1995）和Robert Dell' Anno（2012）的结论一致。长期来看，财政幻觉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表明随着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提升，我国财政幻觉效应逐步削弱，表明现阶段的财税体制改革和地区协调发展是有成效的。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将财政幻觉理论和我国实际相结合，针对财政幻觉的表现形式和财政幻觉的影响因素从理论和现实角度进行了较为完整的阐述。此外，本文以财政幻觉作为结构方程模型的潜变量，选取“财政透明度指数”和“本级预算收支差额占GDP比例”作为测量变量，根据相关文献和理论选取了8个原因变量，最终得到财政幻觉指数测算模型，其中税制结构复杂性、间接税不可觉察性、税收负担、通货膨胀率、经济发展程度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财政幻觉的重要因素。从财政幻觉指数结构来看，东中西部呈现分化较为明显的特征，整体随着时间呈现逐步下降特征，这个趋势表现和以往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根据“财政幻觉”相关影响因素及实证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财税体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地方直接税的占比。在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下往往纳税人和承担税负者是同一人，这种纳税感受会直接传达给最终的纳税人。这种传导机制可以刺激纳税人的民主意识，更加关注政府对于自己缴纳税款的使用情况，对于财政民主和财政透明有促进作用。因此，提高地方直接税的占比有助于削弱乐观财政幻觉，比如对于资源、环保、遗产等直接税种开展试点征收工作，通过健全地方税系，确保地方拥有主体直接税种[11]。二是简化税制。从提升财政民主化程度，弱化财政幻觉的角度考虑，应当选择将多种复杂的税整合为几种税，特别是将税负集中在有助于唤醒纳税人财政民主观念的价外税和直接税上，比如所得税、增值税等，减少价内税的数量。 2.控制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是财政幻觉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还需要做好财政支出管控，合理控制赤字规模，维持通货膨胀率稳定，以减轻财政幻觉效应。一方面，重点监督财政资金的监督方向，做好财政资金在重要制度领域的合理配置工作，确保有限的资金能够合理适当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虽有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大发展，特别是对国防、教育、科技领域的投入是保证我国长治久安、伟大复兴的基础。 3.促进地区均衡发展。本文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人均GDP）和财政幻觉负相关。因此需要从均衡发展角度着手，推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均衡各地区的管理水平，加强各层级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努力推进各地区发展，特别是要加大对中西部中老少边穷地区的帮扶力度。实证结果显示，受教育水平越低，越容易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对教育的投入，对教师的待遇和支助等，都应该有更完善的制度保障。还需要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扶持和财政支出，多建造一些设备齐全技术领先的高等院校，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12]。 【参考文献】 [1] BUCHANAN J M，WAGNER R E.Democracy in deficit：the political legacy of lord keynes[M].Academic Press，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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