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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管理大师成思危之答
范文
2015年7月12日，一代管理大师、本刊总顾问成思危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成思危辞世，又一次震惊中国管理界和知识界。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各大媒体纷纷刊文悼念，党和国家给予了成思危很高的评价——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这里我们深切缅怀成老，缅怀他爱国敬业、崇尚科学的精神和崇高的人格；珍重他留给我们的曾经影响过改革开放和人民经济生活并且还将长期影响下去的那些理论和著作；铭记包含成老独特哲学思想、管理思想和人文精神的至理名言，还有成老对《管理观察》杂志的谆谆教导，以及对管理访谈活动的大力支持……
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著名管理学家成思危用终生奋斗、知识报国给我们留下的人生答卷。
从成思危之答想到的
成思危之答，就是回答成思危是怎样运用知识改变中国经济社会决策，进而回答广大青年、知识工作者和领导管理者面对转型“怎么办”的问题。成思危之答与钱学森之问有着内在联系和密切承接关系。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感慨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后来成为了一个全社会的重大命题——“钱学森之问”。这个重大命题冲击了整个中国社会和知识界。这意味着我们学校还没有形成一套培养创造发现型人才的模式；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脱颖而出的良性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总之，当今的教育仅仅传授知识是不够的，还应创造出一种有利于人才辈出的好模式、好机制。
如果说钱学森之问是从宏观上提出问题的话，而成思危之答则是从成功个案上回答了钱老之问。可以讲，成思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许多杰出人才的品质，这些东西是当前许多人迫切需要的。
选择方向将决定一个青年人的命运，如果成思危不毅然决然地回到新中国，就没有他以后的一切；知识创新决定了他后半生的作为，如果成思危不改行学管理他只能是一个专家人才。只因有了化工与管理的融合，实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才使他成为一位中西兼容的跨学科国际人才。国内专家很多，为什么没有达到成思危的高度呢？除了他们创新能力不足外，根本原因是成思危是一个知识创新型的帅才，当今社会单从专业角度去解决复杂问题就显得不够了，而是帅才制胜。创新型人才并不是都能影响到国家高层决策的，成思危做到了，他利用人大、政协参政议政这个政治平台，把自己的想法、研究成果在最短时间内提供给国家高层领导，用于决策参考，从而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形成，推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总之，成思危之答，对当今青年前途的选择、科教知识界在当今社会怎样才能大有所为、及各级管理者该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等问题，都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回答。
方向决定青年的前途命运
爱国主义家庭教育是一个青年确定理想的营养基，成老对新中国的理想，决定了他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中的北平，父亲给他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独子，父亲成舍我是杰出的一代报人，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书香门第的成思危自幼便接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同时父亲的救国情怀和爱国行动更是耳濡目染地让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知识报国、科学救国的道路。
成老曾这样深情的回忆自己的父亲和青少年时期——记得我12岁生日那天，我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的纪念册到位于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社，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找他题词。他不假思索地提笔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我当时就猛然醒悟到，这四个字不仅是他对我的殷切期望，也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我父亲成舍我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生于南京，五岁开始跟祖父学读书和写字。由于当时家境贫寒又迁徙不定，他只能靠发奋自学，特别喜好作文。当他15岁时被正式聘为外勤记者，他只在“旅皖第四公学”读过一年半书，在章兆鸿老师（此人后来当上了国会议员）的指导下学习作文。此后他在记者、编辑和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中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因文笔犀利、才华出众而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王新命、叶楚沧等人的赏识。1918年父亲报考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时，因他既无学历又只会中文，无资格参加入学考试，经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的陈独秀批准，先当旁听生入学听课。他经半年苦读英文等科目后，通过考试获准转为正式生。此时他为了解决生活困难，经李大钊介绍进《北京益世报》当编辑，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
据父亲说，他于1921年从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靠着超常规的工作和节衣缩食，终于在3年后靠着他辛勤积累的200块大洋，办起了一张自己的报纸——《世界晚报》，一年后又办起了《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以后又陆续创办了南京的《民生报》（1927年）、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2年）、上海的《立报》（1935年）等，才三十多岁就已取得了他事业上的成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北平及上海等地的事业丧失殆尽。但他凭着惊人的毅力，1938年又在香港创办了《立报》，香港沦陷后不久他就在桂林创办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桂林失守后他又在重庆创办了《世界日报》。
父亲一生刚强正直，从不屈服于强权恶势。有一次父亲在报纸上义无反顾地揭露黑暗和腐败，得罪了时任院长的汪精卫，但汪精卫怀恨在心，终于借故将父亲逮捕并关押了40天，还责令《民生报》永远停刊。父亲被释放后汪精卫又派人对他说，只要他向汪写一封道歉信，汪就可以收回成命。父亲当场严词拒绝，并说：“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父亲一贯热爱祖国的历史与文化，当我四岁时就教我读唐诗，6岁时就给我讲“资治通鉴”中的故事。1944年到重庆后，曾先后暂时寄住在黄少谷和李中襄（母亲的姑父）家，父亲每天都教我背诵“资治通鉴”，还常给我作些讲解。使我从他身上感受到对中华民族的热爱。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前，父亲被人以身家性命作威胁，要他当“维持会”的委员。但父亲坚决不当汉奸，日军入城后，父亲抛弃一切财产，经天津、上海、南京、汉口而到香港。又办起了宣传抗日的《立报》，萨空了、沈雁冰（茅盾）、卜少夫等人都曾在《立报》做事。
成思危就是在这样的爱国家庭中一点点成长起来，在北平时，他已深受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在《家》这部著作中，觉慧毅然决然离开家，寻得了人生道路。在成思危看来，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就像是觉慧的真实写照。
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少年时代的成思危，对国民党的统治甚为反感。1948年底，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成思危就读于左派学校，受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1951年，年仅16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抱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回到广州。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报国之旅。
交叉科学和知识创新使他大有作为
成思危与其他学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创新。成思危是化工硬科学起家，管理软科学发家，成思危的知识创新不但体现在交叉科学优势上，还体现在他有一套驾驭这些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拥有辩证唯物主义观。
1951年，16岁的成思危满怀革命理想，只身一人，手提一个皮箱返回了大陆。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还曾在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中工作了一年，上了“最好的社会大学”。由于良好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
毕业时，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满怀抱负地投入到“向科学进军”的祖国建设高潮中。正当成思危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戴着“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帽子的成思危，被下放当了锅炉工，后因周恩来总理评价他父亲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20多年的“帽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思危做了他人生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去美国读书，当时已在化工界小有名气的他，却改行学了工商管理。放弃化工，当年在朋友们看来，成思危这是另起炉灶从零开始，并非明智之举。然而，成思危认定了的事，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1981年，46岁的成思危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由于是从化工专业转学管理，最初，别人一小时能读四五十页书，成思危则只能在字典的帮助下读二三页书，难度很大。但在短短不到三年时间里，成思危愣是凭着一股韧劲儿，发表了十来篇学术论文，赢得了奖学金。当他把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给他从台湾赶来已80多岁高龄的老父亲看时，成绩单上是三个A和一个A+。“我那一生都不肯轻易表达情感的老父亲也夸我：没想到你近50岁的人了，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让他回台湾继承家业的愿望，而是选择回国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成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说，“虽然我没在湖南生活过，但可能还是继承了湖南人的内在性格：一旦看准了的问题，九头牛也拉不转。就像我父亲一样，敢于屡败屡战。幸运的是，我这些选择都对了，但当时看来，都冒着风险。”成思危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在经济领域著述颇多，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他的一些言论一经发表便引起股市震动，因此也招致了不少批评的声音。但时间证明，他说的那些可能有些人并不爱听的话是真话、实话。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这就是大家的风范和良知，这就是一个爱国爱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
中国最早的MBA最领先的智库
成思危是学者型的国家领导人，在他的身上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他即是国家领导人，又是智库研究者。
他开创性地运用复杂性学科的方法研究我国改革发展问题，在金融改革、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管理科学、绿色发展、社保体系、自由贸易区、创新创业、智慧城市等方面有诸多建树。
（一）推动中国管理本土化理论建设
成思危是我国最早的MBA，他对西方管理的评价从来不盲目顺从，而是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反对将西方的管理照搬照抄，鼓励人们从我国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去创新管理，他对总结中国企业经验，开展案例研究，推动中国管理本土化十分热心，并有多处高论。成思危对管理教育也十分重视，他多次号召大学教授深入企业中去总结出好的案例来，提高教育质量。他还亲自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亲自指导博士生。
成思危从国家的战略高度评价管理科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确立管理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提出“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的著名论点，对我国管理界产生重大影响。
成思危任国家领导人期间从管理学角度不遗余力地为国家治理献计献策，同时他还十分关心我国的智库机制建设，他曾多次在相关活动上发表讲话对我国智库的素质、责任、良心和勇气进行理论分析和高标准界定。他的这些讲话和文章初步奠定了我国智库机制建设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现在，很多人只要一听到成思危的名字，马上就会联想到风险投资。成思危是我国研究风险投资最早的学者，被公认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1998年3月，民建中央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一号提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掀开了中国风险投资大发展的序幕。对于有些媒体冠以“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称谓，成思危表示，“我已经两次公开声明辞谢媒体给我的这顶桂冠。”他说，我愿意做中国风险投资的一个积极的倡导者和促进者，但我不希望给我过高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这样的桂冠。成思危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在经济领域著述颇多，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他的一些言论一经发表便引起股市震动，因此也招致了不少批评的声音。但时间证明，他说的那些可能有些人并不爱听的话是真话、实话。
（三）首提中国自贸区理论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新一轮改革开放“试验田”，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2001年8月，成思危首次提出，我国保税区向自贸区发展转型战略。
自由贸易区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地域、国度和历史时期形成了为数众多、称谓各异、形式多样的模式。如何把自由贸易区在中国本地化，使其具有中国特色。2001年8月，由成思危牵头组织课题组对上海、深圳、青岛等保税区进行调研，形成了中国特色自由贸易区调研报告，其目标模式概括为四句话：一是境内关外、适当放开；二是物流主导、综合配套；三是区港结合、协调发展；四是统一规划、属地管理，这个报告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动”成思危先生显然属于后者。
中国管理学巨星成思危先生走了，但他丰富的学说、高尚的品格却会与世长存，成思危先生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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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15 1:1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