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什么？做什么？ |
| 范文 | 李树林 最近，大报上发表了不少“智库”方面的文章，大都是叙述中国智库如何“特色”、“新型”、“重要”，许多观点都是重复的，也没有回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到底是什么、做什么的问题。 我国软科学研究工作者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研究所在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方面起步早、体会深、教训多，从管理智库成功经验来看，创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关键在创新，根本在实践，目的在于有效性。 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后今天重提智库建设重大议题 第一，当前中国理论界要热中有“冷”。回顾一下中国重大转折历史可知，理论界常常是热的而冷度不够。当前理论界要认真讨论智库与改革开放30年作用的问题、经济建设出现的问题与智库的关系、智库对经济社会发展预警机制等问题。 第二，智库成为一项国策，标志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进入一个崭新历史时期。智库是手段，实现建设一个具有“政治、经济、外交和管理”为优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是真正目的，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应当要进行三个高层设计，首先，确立政治在各项工作的主导统领作用。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当今政治品质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最稀缺的资源。对国家治理领导体制是一元化还是多元化？实现长期奋斗目标需要怎样负责到底的领导体制和机制，对此，需要智库提供最新研究成果。其次，政策上改变了经济增长一票否决制度带来的弊端，但经济决定一切的思想还存在，真正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到科技进步和内涵发展上来还要付出很大代价。再次，要改变弱化知识工作的现状。高教由于过渡扩招，带来教育质量下降；科研机构过渡市场化，导致科研能力不强。当前，中国知识界如何在知识创新方面下功夫，如何发现人才、解放人才、解放知识都是智库要研究解决的大问题。 第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关键是有作为，有用的、有效的。当前为什么重提智库问题呢？一是对现有智库作用不满意，有的领导不重视智库意见，听了些不起作用的所谓智库意见，解决不了“怎么办”问题。二是智库概念来自西方，但智库不能西方化，中国智库本质是“社会主义”，也是西方任何国家智库所不能替代的。三是当前中国智库主要集中“政治、经济、外交”等三种类型。在中国，管理智库建设潜力巨大，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发展管理智库应是一项大战略。 总之，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建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调动国家力量、开发民智、解决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问题，这是一场思想革命且是史无前例的。 30年办管理智库的经验及教训 （一）中国管理智库发展过程 中国管理智库是在改革开放中摸索出来的。我国开始引进国外思想库、智囊团思想是1986年，当时主要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开展软科学研究，由万里副总理提出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问题，这应当看作是中国智库兴起的重要标志。 中国管理智库源于1982年，是从大庆科技进步调研办公室发展起来的，现已有30多年历史。大致发展历程有三大阶段：第一，1982—1992年前的10年时间，主要是围绕经济建设如何依靠科技进步开展理论和政策研究，其中大庆科技进步调查研究6年，中国10大企业科技进步推动10大部委管理创新案例研究4年；第二，1992—2008年间的16年，主要围绕解决西方管理给科学和教育带来的水土不服问题，就推动中国管理本土化开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第三，2008—2015年的7年时间，主要围绕中国管理如何利用联合国南南合作多边舞台，把中国管理经验推向国际化，提升中国软实力的研究。目前，中国管理智库经过30年发展，已初步形成了集“研究机构、传媒、专家顾问”为一体的国际化新型智囊集团，能独立担当管理专家顾问，承担政策、战略所需的重大项目研究。 （二）中国管理智库的成果、影响及作用 中国管理智库在30年发展过程中，为推进管理兴企、兴教、强国方面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其中，“大庆科技进步调研、软着陆建议、管理本土化、中国南南合作”等四大成果在决策机关和社会产生较好的影响和作用。 1.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研究报告，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视。 我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转型以来，科技进步问题受到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管理智库研究工作者没有停留在宏观重要性问题的讨论上，而是选择了“大庆油田进行现场案例调研”，研究人员进行6年蹲点研究，从中提出了建议并制定了相应政策。 中国管理智库从政策研究切入，不但符合国家科技进步国策，而且创新采取案例分析方法，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创新性、新颖性，也为我国智库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 理论创新是智库研究的关键和核心。没有新理论就不能认识大庆这个50万人的特大型企业，了解他们26年是怎样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建设的。说明这个大系统问题，传统狭义技术进步概念是解释不了的，我们使用了广义科技进步理论，制定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指标和评价标准，从行业和大环境角度提出未来发展战略问题。媒体宣传，成果共享是智库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大庆科技进步成果受到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科技报》等主流媒体的重视和报道。 为了宣传这项智库成果，1985年国家经委和大庆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了“全国区域与企业科技进步研讨会”，为科技进步振兴企业和地区发展提供了新的榜样和信息。 这项成果还成为1986年由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软科学研究座谈会”的交流成果，每位参会部长一人一本，研究成果还特别呈送中央主要领导。 这项成果出来后，国务院领导在中南海亲自听取研究情况汇报，这项研究成果加深了国务院领导对科技进步的认识，重新认识和评价了大庆经验，当时国务院秘书长、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对这项成果评价说：“仅仅把大庆成功归为‘革命加拼命是不确切的，还应归为‘科技加管理”，这既是对研究成果的肯定，也是对大庆的重新科学评价，体现了大庆经验的时代价值。大庆成果的评价，还进一步揭示了我国大型企业科技进步规律的再认识，为中央和国务院如何依靠科技进步搞好搞活大中型企业提供了政策咨询。 2.1992年7月23日，管理智库向朱镕基副总理提出“软着陆建议”，得到重视。 为了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管理智库于1992年向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提出《关于制定企业科技进步软着陆计划的报告》。8月24日，朱镕基亲自批示，认为这份报告很好，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由国家经贸办亲自复信。 “软着陆”一词中国最早来自于管理智库1992年研究报告。也正是“软着陆”提出时隔4年后，这个词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抑制通货膨胀、完善宏观经济体系，经济“软着陆”中得到广泛运用。可见，“软着陆”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一种理论的科学预测，并被实践所验证。 3.提出管理本土化理论：为振兴我国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献计献策。 中国改革开放如同创新一样，也会有成功和失败，都要付出代价。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认为中国新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可以从西方直接引进的，我们曾把西方案例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圣经来对待，后来我们慢慢地发现，照抄照搬西方现成案例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我们从1982年开始进行长达30年的管理案例实验，走出了一条管理本土化的中国道路。 管理不但不能照抄照搬，而且也不能全部引进，中国管理必须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和“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综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管理本土化过程，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管理科学。 中国与发达国家国情和发展时期不同，决定中国管理方式、方法和发展模式的不同，美国案例直接教学法不适合中国，中国需要“三个车间”理论，企业事实是第一车间，案例改制是第二车间，国际化是第三车间。 中国首次开展对高校案例研究，这是将美国管理进行中国化的又一次创新，也是案例在中国价值又一新的发现。案例教学自创立以来，一直被国内外局限于企业、公司和MBA教学，大学是教案例的，案例却远离高校管理，始终没有成为高校管理一种资源和财富，中国模式改变了这个现状，成为一个创新方向。 “中国本土化企业与高校管理案例库组建工程”已列入国家重点项目，现已完成100家企业大型案例和2000个案成果，形成了《中国企业管理科学案例库全集》（共三卷）中国本土化管理品牌。 管理本土化案例上课堂、上教材，2000年我们联合100所高校发表管理教育本土化宣言，有50所高校成为配套教材，有161家高校共享使用案例成果。 管理本土化成果得到国家经贸委高度重视，全国发文推广这一成果，著名管理学家成思危、教育家许嘉璐高度评价这项成果，为“高教智库”建设提供了新的研究成果。 4.把中国管理经验国际化，推动全球南南合作。 中国管理经验真正国际化，关键在于中国软实力的输出、中国经验介绍和推广。为了使中国管理经验国际化，我们多次赴国外参加国际管理大会，两次采访联合国高级官员，对中国管理智库建设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中国管理经验走向国际，我们注重处理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南南合作需要管理经验国际化才能提升。多年来南南合作仅仅局限于经济、技术方面合作，这种单项输出和培训，缺少造血功能，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管理经验国际共享上做文章。 第二，为发达国家研究中国经验提供资料。中国模式不同西方现成的模式，研究中国管理经验，对于发达国家借鉴和全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联合国官员重视“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国大战略激活联合国多边舞台，通过对联合国高级官员南南合作办公室主任周一平访谈，进一步确定了中国在全球南南合作的示范作用，管理智库提出的“甘肃南南合作大省”和“澳门产业化转型问题”得到联合国官员的首肯和支持，这些预示全世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同样重视和需要中国管理经验。 （三）中国办智库经验和教训 怎么办智库没有现成的灵丹妙药，中国管理智库经验形成是曲折，艰难奋进的30年，有经验，有体会，更有失败的教训，研究失败教训对当前智库建设具有更直接借鉴作用，失败是成功之母，谁忘记失败，谁就背叛成功。 一个成功的智库靠什么才能成功呢？我们认为，一个成功的智库大都具备“国策（政策）对路、理论创新、成果转化、领导重视、社会影响”等五个共同品质，也可说是智库成功的五条基本原则。 第一，国策（政策）对路。智库研究主要为领导提供研究咨询，解决“怎么办”问题。不同于“管理学科、专业知识”，也不同“一般课题研究”。每个时期提出的国策和政策，都是从国家重大难题提出来的，怎样转化为实效，就需要有“怎么办”的良策。对于智库机构，谁对国策认识高、领会透、能力强，谁可能就会最先出来大成果，最先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管理智库30年在“科技进步、管理本土化、南南合作”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国策大问题，也是“对路”研究。 第二，理论创新。一个正确的决策成果来源于创新理论的支撑，没有理论就不能去梳理、提炼、整理杂乱无章的材料，形成概念和规律性认识。比如，对软科学概念的认识，传统理念把智库定位为领导决策的科学。实质上，软科学还能为企业、高校解决问题，这种对软科学的定义不但为这种理论植深于新的沃土，而对丰富现代智库内涵也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体制和组织形式决定智库研究效果，管理智库研究认为，创新不应受现有体制机制的限制。管理智库认为：公司制智库体制是美国特点，但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停留原来的“政研室、研究中心、知名高校”现有体制中，创造力也会受到束缚和局限。因此智库应从业务中心向任务中心转移，“政研企相结合下的课题组制度”是中国管理智库一种成功的实践，也是符合中国国情最有效和成功的体制，我们应加大推广。 智库成果生命力在于预测，正是这个提前量才为决策者有所思考，有所布道，有所准备。 从管理智库效果统计来看，大部分智库成果从提出到实施或社会形成主流，大都超前3～5年左右，例如：软着陆提出超前4年，高校智库提法提前4年。 理论创新不但要总结好的，还要借鉴“失败”的原因。知识创造需要“公平、公正”的良好环境；当前智库建设，应排出非创新因素对智库建设的干扰，反对在智库上搞成分论，反对以大欺小，反对“学霸”“权霸”占大头。研究失败还能找到为什么不能创新的原因，研究失败还能激励人们追求奋斗向上的一种创新精神。 第三，成果转化。智库成果转化是多元的，不仅有媒体一种，还有自办转化方式等。智库成果宣传转化要改变过度依赖媒体心理。当前不少有影响的大媒体多属“嫌贫爱富”，他们不愿意发表“小智库”、“小人物”不出名的文章，不少记者都是按任务行事，真正深入发现成果和发现人才还做得不够。 号召智库成果靠自力更生转化，找出自身的特点，扩大转化点和面，由小胜积大胜，由时间换空间。采取优势转化、联盟转化、基层转化、实效转化、研讨转化、实验转化等创新转化方法。 任何一种依赖别人的宣传，其效果都是有限的，而我们自己的转化宣传是大量的，每月每时的，自办转化具有长期性、积累性和增值性潜在效果。 第四，领导重视。一个智库研究报告，能否受到政府机构和领导重视，是衡量智库作用大小的重要指标。中国管理智库之所以能从小到大，影响日益扩大，重要原因是成果受到中央、部委、地方政府、企业和高校的重视、多数建议被批复或采纳。 第五，社会影响。影响大小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取决于成果大小；第二种取决于智库内部结构优化，中国管理智库是一家集“研究机构、媒体、专家顾问”于一体的国际化集团，它的交叉和综合作用优势明显。因此管理智库成为国内比较有影响的智囊团，《管理观察》杂志被中宣部改革办列为改革经验重点调研单位，还被获准采访全国“两会”，管理智库目前已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建立了合作发展关系。 中国管理智库未来10年展望 中国管理智库未来奋斗的目标是：“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资政新锐、为民强国”。为此，我们确定了今后的三个发展方向。 第一，深入研究习总书记“治国理政”理论体系。总结和研究习总书记管理思想，研究制定应对新常态对策，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服务。 第二，向世界各国介绍和宣传中国管理经验。总结中国南南合作经验带动全球南南合作升级，为发达国家提供研究中国问题的案例和资料，配合“一带一路”大战略，扩大中国管理经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三，引进联合国智囊团，建立国际7人团。邀请中国在联合国7位高级官员组成国际智库7人团，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为依托，为中国高层决策提供研究报告和顾问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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