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浙江“海洋精神”在社会治理中的先导作用 |
| 范文 | 胡素清 摘要：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一场革命，首先需要理念的变革和创新。浙江在建构有浙江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也需要理念的创新，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文化，而其核心精神只能是海洋精神。海洋精神以“凭海而立、向海而兴”为价值取向，以进取、创新、开放、包容、务实、合作、自由、公平为基本特征，既是“浙江精神”的主体，也体现着时代发展的趋势，与浙江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相契合，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印证。充分认识并发挥海洋精神在社会治理中的先导作用，必将有效促进浙江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创新。 关键词：浙江 社会治理 治理文化 海洋精神 先导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 （一）社会治理及其特征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多发频发突发，不仅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更影响到民生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和谐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从以往的“社会管理”模式转向 “社会治理”方式。这一社会建设模式的变化，必然要求以新的、更具现代性的理念来指导。 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国家始终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依靠各级行政职能机构来实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发展公益事业等职能。这种模式是一种上下结构的控制与服从的关系，其主要弊端源于两方面：从管理者方面来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这种单一主体的管理必然会出现管理资源与管理水平不足的问题；从被管理一方来看，不仅难以激发其能动性，反而会因被置于管理方的对立面而造成消极被动甚至反抗。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方式，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城邦制时期。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治理”的理解依然有异，但对其有别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若干本质特征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对治理所给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总体来说，社会治理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它改变了原来管理与被管理的垂直架构，而代之以立体管理结构，既有垂直的，也有平行的，还有两者交叉的。其次，它具有主体多元性。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单一的国家及政府，而社会治理的主体不管是否以政府为主，都有非政府组织、机构和行为者参与其中。第三，它具有手段多样性。既然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体系中唯一的主体，那么政府依靠权力权威进行管理就不再是治理的唯一手段，甚至不是主要手段。各种非政府的组织、机构、行为者将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如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共同参与、协商及谈判等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第四，政府职能的转变。当政府不再是唯一主体时，政府原来承担的多种甚至是全方位的管理职能必然要进行调整，必须与其他治理主体建立起良好的协调关系。为此政府的行为需要具有更多透明性、有效性、责任性、回应性。总之，政府的作用范围与作用方式都要重新界定。 （二）社会治理需要理念创新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意味着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这是一种核心价值取向的变化。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将带来模式、机制、方法、手段等全面的改变。所以，社会治理不仅是社会公共事务处理方式上的一项制度创新，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且首先需要从思想革命开始，变革和创新原有的管理理念。 首先是“政府主体”理念的破除。社会治理相较于原来的社会管理来说，首先需要破除的理念就是“政府主体”的理念，真正确立起“人民做主”的信仰。在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非但不再是唯一的管理主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处于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及行为者平等协商的位置，仅作为一个“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次是“行政管理”理念的改变。当着政府不再是唯一管理方甚至只是参与者时，那么政府行政的使命也需要进行调整。政府部门除了作为国家行政机构要依法严格行政外，作为社会行政资源的占有方，还需要强化服务意识，充分利用和调动各种资源去解决非政府部门无力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三是“民主参与”理念的强化。社会治理模式与社会管理模式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可以说人人都是主体。这就需要强化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以个体或团体的形式、固定或不固定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治理体系中去。如果民众依然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信念，那么即便政府想转变职能也无法实现。第四是“治理方式”的理念创新。在多种力量民主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参与治理的各方力量特别是非政府的力量必然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加之不同地方历史基础不同、现实矛盾不同、发展诉求不同等，故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必然会形成体现区域特色的多样化、个性化局面，绝不可能是“一刀切”。 正是由于社会治理完全打破了传统社会管理的制度、方式和理念，给各地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同时也要求各地要在充分了解区域特点的基础上，打开思路，勇于创新，形成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进而形成自己的治理文化。 二、浙江社会治理要借助海洋精神形成独特的治理文化 浙江在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同样需要理念创新，发挥思想的先导作用。理念创新，可以从多方面发力，但首先需要形成一种社会治理的共识，形成治理文化的核心精神。 （一）浙江社会治理创新要有核心精神指导 理念的创新，并非毫无约束、不着边际，须有目的性、方向性。浙江在社会治理中首先要形成一种共识，特别是要确立社会治理的核心精神，作为治理创新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如果我们将社会治理聚焦于多元主体以多种手段协商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一显著特点，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什么法律、规则能将其面面倶到地予以规范，核心精神将不可或缺地、普遍地发挥指导作用。不难想象，如果缺乏共同的价值追求、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所谓协商、协调、谈判、合作，就只能是一味地各述己思、各表己见，最终恐将导致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乱局。 这种核心精神，从内容上说，当然应该覆盖社会治理的主要方面，如价值取向、精神诉求、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理应充分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时代发展趋势，并适合浙江的社会存在状况。此外，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与精神动力，它还必须具有创新思维的特质。而要将这些丰富的内涵与要求体现出来，非海洋精神莫属。 （二）海洋精神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精神”一词，有多种含义，其基本释义，一是指人的意识、思维，与物质相对应；一是指宗旨、实质。“海洋精神”一词，虽然还未有确切的定义，但通常是被理解为海洋文明或海洋文化的实质、精髓。 海洋文明是以海洋为背景而生成的。浙江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与诸多岛屿的沿海省份，濒海是浙江最鲜明的区域地理特色，并成为浙江文明发展的重要背景。故此，在浙江人民千百年来的社会实践中所孕育、提炼、传承下来的“浙江精神”中，蕴含着鲜明而又丰富的海洋文化特质，海洋精神乃是浙江精神的主体。 与农业文明相比，海洋文明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由于海洋文明是在濒海条件下，依托海洋空间，通过航海、贸易等海上活动与外部世界交往，因而海洋文明与商业文明始终交媾，正如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写道的那样：“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益，从事商业。”这导致海洋文明既具商业活动之品格，又具有航海活动之气质。海洋精神，作为海洋文明的精髓，是海洋群体在依赖海洋而进行的各类活动特别是商业活动中形成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质。海洋精神的价值取向是凭海而立、向海而兴，把主体的命运与海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主体在海洋面前所体现出来的本质力量联系在一起。近代西方的海洋人文价值取向强烈地表现出冒险、殖民、征服、争霸海洋、控制海权的特征。美国军事学家马汉将其一言以蔽之：“所有帝国的兴衰，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是否控制了海洋”。在现代社会，人类视海洋为可持续性发展的宝贵财富和重要基地， “得海洋者得天下”已成为全球共识，海洋精神被进一步弘扬而更具世界性和影响力。当然， 21世纪海洋精神的价值取向显然比近代更为合理和进步，以人为本而反对强权、霸权，以发展为目标而崇尚和平、和谐。 海洋精神所内涵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进取、创新的品质。倚海谋生者，必须战胜大海、征服大海才能生存并得以发展，强烈的进取性是航海活动的普遍精神。而商业活动作为一种由利润推动的、以不断获益为目的的行为，既具有无限的扩展性，也充满着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进取、创新，是航海与商业的共性，成为海洋精神中的最基本的特征。 开放、包容的心态。海洋是开放的，没有边界，航船所到之处，皆可为家，所谓“四海为家”。海洋也是包容的，“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海洋人凭借舟楫流动，经风雨见世面，对各种文化能兼容并包、为我所用。同样，商业活动不像工、农业活动那样面对稳定的熟人社会，而是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基于市场的扩张而呈现无限的开放性，并以包容心态对待他人，以求“和气生财”。海洋商业活动的这种的流动性、扩张性、不稳定性，造就了海洋文化中强烈的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 务实、合作的理念。大海是凶险的，它随时都可能造成船毁人亡，航海、贸易本就是迫不得已、具有冒险性。这种风险与危机存在，必然导致务实理念，甚至是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也因为在海上谋生充满风险，使海洋群体不仅对个体自身的能力极为倚重，对同伴间的合作互助也尤为重视，形成“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把个人主义与互助精神的高度融合起来。 自由、公平的气质。商业活动是基于交易双方的自由意志而进行的，商业行为的基本原则是公平，背离这种自由意志与公平准则，商业活动便会成为“一锤子买卖”而无法持续进行。同样，在航海活动中的个体也大多摆脱了繁复的社会体制、社会关系的束缚而能享有更多的人身自由。此外，在大海的广阔无垠、惊涛骇浪面前，人类不仅是渺小的，也是非常平等的，个体无论贫富贵贱，其生死概率基本相等。 风险意识与冒险的心态。商业活动具有极大的风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形象地比喻为“惊险的跳跃”，商业风险可见一斑。航海更是“九死一生”，即便后来航海技术提高了，海上活动依然具有极高的风险。强烈的风险意识与冒险心态是海洋精神中鲜明的特色，与农耕文明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的稳妥保守的精神全然不同。 （三）海洋精神契合浙江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 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其客观依据显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所以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必须以经济结构为基础，社会治理文化的核心精神也应该适应这种经济基础并促进它的健康发展。所以浙江社会治理文化的核心精神不能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违，应该是既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能引导社会在改善民生、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走向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洋精神正契合浙江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 首先，海洋精神有助于推动浙江经济可持续发展。 浙江自古以来就因濒海而尽享海洋贸易之便利，海洋贸易一直是浙江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人凭借充满海洋特质的“浙江精神”的支撑与推动，在发展民营经济与外向型经济方面取得了骄人业绩，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处于全国的前列。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以海强省”成为浙江发展的自觉选择和必由之路。2011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显然离不开海洋意识的提升与海洋精神的引领。其次，海洋精神有助于促进共治、善治，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共治，显然是社会治理不同于以往社会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共治”尽管是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但这种“多主体”仍然可以分为两类：政府力量与非政府力量。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不仅要从“唯一管理者”的位置上走下来，而且要由行政管理职能向行政服务职能转变。而“海洋精神”首先是一种具有强烈务实性的商业精神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对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能够起到明确的导向作用——推动并服务于海洋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非政府力量来说，在社会治理时代，人人都是治理主体，都要增强民主、自治、互助、协商等理念，而这些理念与海洋精神中的独立、自由、公平、合作等特质是完全一致的。 善治，按照俞可平教授的理论，是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是政府力量与非政府力量在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政府利益或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善治的实行，既要求政府改变唯我独尊的管理理念，认清社会公共事务向多元主体开放的趋势，确认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合作的新颖关系；也强调要建立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培育各类非政府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自觉性和能力。所以，善治的实行，必须在过程上让公民有“更多机会和权利参与政府公共政策活动”、在结果上 “有效保障公共政策对于公共性的维护，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就此而言，海洋精神中所具有的开放、包容、合作、进取、公正等理念，都与善治的要求完全相吻。 三、海洋精神对于社会治理的推进作用已被实践印证 海洋精神与浙江社会治理诉求的契合，不仅在逻辑上具有合理性，在实践中也已得到印证。无论是温州商人走向全国各地并影响当地社会治理体系，还是义乌汇聚全国乃至全球商户而变革当地社会治理体系；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还是当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先试先行”，浙江人都凭借“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这一充满海洋文化气息的浙江精神而在社会治理中勇于创新，建构着社会治理方面的“浙江模式”。 （一）温州民间商会积极介入当地社会治理 温州是浙江沿海地区，温州人身上既具有中华民族共同具有的“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更具有崇商敬业、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善于合作的海洋精神特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在走出温州、异地经商创业的过程中，开创了通过组建异地商会来代表温州商人群体的利益与诉求、公开介入当地社会公共治理的模式。这种异地商会“为了保证组织决策的民主性、代表性，不断完善和健全商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并且，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发展出了一套基于群体自愿遵守的制度规范和纠纷化解机制，使其成为行业规范和纠纷化解的重要一极。”这一模式显然充满着浓郁的海洋精神气息，既为自身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客观上也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社会治理的转型。 （二）义乌以“市场党建”助力政府与商户间的合作治理 义乌是一座建在市场上的“世界城”，这里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各国商户，数以亿计的商品从义乌运往世界各地。这是义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发展盛况，也使义乌的社会管理面临严峻挑战。义乌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政府与经商户间建构“合作治理”的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经商户群体还无法承担起政府合作治理伙伴的角色，义乌市场党组织通过“市场党建”工作，构建起“以市场党组织为核心，涵盖工、团、妇以及商会、行业协会、会展等市场配套组织的完善的覆盖体系”，形成了全国闻名的义乌市场党建模式，在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纽带作用，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抓手。 （三）浙江社会治理创新长期走在全国前列，贡献了许多原创性的有益经验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二十年间，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向社会建设提出和谐、稳定的更高要求。除了上面所提及的温州、义乌两地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之外，浙江其他地市同样屡有创新，使浙江的社会治理创新长期走在全国前列，并贡献了许多原创性的有益经验。 比如，上虞市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首建“政府服务超市”，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第一家规范意义上的行政服务中心；宁波市海曙区创立了“81890”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大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及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的提升；苍南县建立了“五站式”民情服务工作新模式，有效地化解了基层矛盾；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的后陈村更是创造性地成立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迈出了我国建立村级监督组织的第一步；湖州市建立起“三好六有”城乡社区警务模式，有力地维护了全市的社会和谐稳定；舟山市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形成了“党政主导、公众参与、社会协同、上下联动”的基层工作新格局；杭州市建设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和党政、院校、行业企业、媒体“四界联动”为特色的民主民生互动平台，共创共享“生活品质之城”；衢州市推行“建立民情档案、定期沟通民情、为民办事全程服务”的“三民工程”……所有这一切社会治理方面的大胆尝试与创新，可以说是20世纪60年代利用民间力量处理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的全国闻名的“枫桥经验”在浙江的新实践，其背后都是充满海洋特质的浙江精神的支撑。 尽管我们还不能说在社会治理方面浙江已形成成熟的“浙江模式”，但浙江所呈现出来的市场体系发育、政府治理创新、社会组织成长的良性互动格局，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勾画的政府、市场、社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高度契合的。浙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都离不开充满海洋特质的浙江精神的支撑，都离不开海洋精神的引领。未来，面向海洋世纪，面对全球化时代，浙江精神中的海洋特质将更加鲜明、海洋因子将更加活跃。我们坚信，在构建浙江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海洋精神必将起到独一无二的先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135. [2] 赵君尧.郑和下西洋与十五世纪前后中西海洋文化价值取向比较[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4（5）：27. [3] 王辛梓.善治理论视角下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性的流失及回归[J].群文天地，2012（3）：167. [4] 陈剩勇、马斌.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 ——温州异地商会的个案研究[J].社会科学2007（4）：59-60. [5] 周侃康.“红色引擎”助力市场持续繁荣发展[N].义乌商报，2014- 10- 25， （1）. [6] 创新社会治理 建设“两美”浙江[N].浙江日报，2014-7-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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