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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大陆与台湾青年进行文化交流的探讨
范文 摘 要:本文通过两岸交流政策在交锋碰撞过程中所形成的沟通模式,并着重从结构/行动二元性来分析在此模式影响下泉州地区两岸青年交流的活动情况,提出了求同存异,构建一套完善的普世价值观念体系,达到共赢的目的。
关键词:台湾青年 传播模式 文化交流 人文价值
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中最具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因素,是民族认同、民族凝聚力的基础。钱穆在《文化学大义》一书中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因此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特别是加强台湾青年之间文化交流与合作,增强两岸青少年之间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已经成为两岸共识。
目前国内对如何加强与台湾青年文化交流的研究较少,可查询到的资料,大多只是停留在会议旅游、赛事活动、校际之间举办的各种夏令营或比赛总结。并未深入研究其交流形式和方法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大多作为本单位年终成绩上报,真正反思探讨如何有效性地与台湾青年文化交流的文章比较少。
本文运用传播学理论,通过分析两岸交流政策在交锋碰撞过程中所形成的沟通模式。在此模式影响下,分析泉州地区与台湾青年交流的情况,特别是通过中国闽台博物馆与台湾青年文化交流实践的回顾,来探讨如何更有效地开展与台湾青年进行文化交流。
一、研究方法、范围
本文采用传播学中跨符号传播模式。本文界定的青年为1981-1991年间出生,在台湾即是“七年级生”。本文同时采用人类学调查方法、档案研究、访谈法、参与观察法等研究方法。
二、两岸交流政策的结构模式及促使形成之因素
在过往研究中,大陆多侧重静态上的解释,认为只要具备了物质条件,交流问题迎刃而解。台湾方面,多侧重意识形态上的操作,如统独议题等。但根据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结构二元性(结构∕行动)”概念,两岸交流政策作为结构性的制度化力量,构成了两岸交流的客观条件。而面对着两岸交流的结构性政策,执行者的落实情况(行动)是否顺畅,也影响着结构性政策。即在传播互动的过程中,个体撷取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规则与资源,同时个体也经由社会传播实践的过程得以重组或改变社会结构。因此海峡两岸交流政策的困境在于,大陆的对台政策对台湾当局的影响及对台湾人民的影响有多大?台湾当局两岸交流政策对大陆地区是否有影响?大陆对台政策有关部门的执行力度有多大?台湾民众是否对台湾当局政策完全买单?这四个维度在传播结构模式建构中,在传播过程中构成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网络。
从两岸对文化交流的制度性结构政策的产生背景,来看两岸交流传播的组构模型。大陆《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大陆对台交流政策一直存在着原则性与灵活性兼顾的特点。原则性表现为一个中国原则是对台政策的基石。灵活性表现在如《反分裂国家法》第七条国家主张通过台湾海峡两岸平等的协商和谈判,实现和平统一。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结构性政策,影响着两岸交流的走向。
从台湾地区看,1987年随着蒋经国大陆政策的变化,戒严结束逐渐成为两岸关系改善的开端。李登辉执政时期的主要政策有:弱化一个中国原则、回避两岸政治谈判、和限制两岸民间交流。陈水扁执政期间是两岸关系最低谷的时期。马英九执政后,调整政策,开放了两岸“直接三通”,推动民间交流,与大陆进行了高层互访。这些政策的改变也是为了其在政治上的需要。
从两岸的政策结构模式看,大陆政策具有稳定性与连贯性,为两岸青年交流提供较好的平台。台湾地区随着其领导人或执政党改变而改变,造成了政策的不稳定性,也间接影响两岸青年的文化交流。
三、两岸交流政策结构与行动之间相互影响与牵制
两岸交流政策作为具有制度性的力量,必然衍生出的一套制约行动的思维。这种思维在实践行动过程中或成为动力或成为阻力。因此结构性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当中,常常出现非预期的结果。如台湾民进党从二〇〇〇年执政起,有意识进行文化台独,有意识地渐进式去中国化,加强对台湾青年进行教育。特别重视教育方面的“台独”扎根工作。通过强调台湾本土文化,切断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确立“以台湾为主体的历史、文化和教育观念”。台湾学者石之瑜认为台湾社会乱象,台湾青年犯罪率的上升,与台湾民进党长期去中国、去共识、去历史的文化运动,把台湾变成一个无父无母的族群有关。
因此,在这种结构性脉络中,对政策补充调整是必然的。胡锦涛发表对台政策的六点意见,其中提到了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在会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说,新形势下,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既有巨大需求和潜力,也显得更为重要。前台湾行政部门首长刘兆玄先生在北京访问清华大学时说:“大家在台面上看到的是经贸的交流,其实更底层的我们应该谈一下文化的交流,两岸之间的发展最大的公约数在文化,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加强两岸之间与生俱来的文化肚脐连接、认同,这是两岸有识之士的共识。那么这种结构性政策与方针对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传播产生了那些影响,我们试着以泉州地区青年文化交流(行动)为例来分析。
四、从结构∕行动二元性看泉州地区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情况
在传播的编码与译码过程中,结构与行动总是互动关系。结构决定了行动,行动对结构能动的反作用。因此两岸交流政策作为一种制度性的结构政策,必须具备完善的落实措施,指导着行动。同时必须看到行动者本身情况与结构性政策的融合与冲突。对此我们必须多方位地反省与分析。
与台湾仅一水之隔的泉州,是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两地“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优势。作为对台前沿地区泉州通过建立各种交流平台与台湾青年交流。如从2006年起,“晋江、金门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在晋江与金门两地轮流举办,至今办了四届。全市设立32个“泉台青少年交流基地”,其中包括具有代表性名胜古迹、品牌企业、教育基地。还有通过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方式,如通过校-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加强两岸青年的交流。
下面我们着重以泉州地区的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对台湾青年交流为例,来分析与台湾青年交流的各种情况。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是一座反映祖国大陆(福建)与宝岛台湾历史关系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在《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加快推进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提升闽台缘博物馆的交流功能。在福建省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建设两岸文化交流重要基地,深度挖掘闽台缘博物馆的两岸文化交流功能。而在这过程,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以期做好两岸青年文化交流。同时,博物馆本质上,是透过有形物质的展示,记录并保存地方与民众的记忆。参观博物馆往往也唤起许多属于个人、社区及国家的记忆。博物馆透过机构的力量,选择性地为整个社会及民众保存记忆,有学者指出博物馆与民族国家之集体记忆是紧紧扣连的[1]。因此,该馆在青年文化交流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首先,通过台湾青年参观或交流后的留言,来看大陆结构性政策对台湾青年的感受:如2006年7月11日,87名台湾青年参观该馆,已经大学毕业的台湾青年曹鸣杰说:“文化、民俗、宗教,一切都如此相同,参观了博物馆后,他更加体会到了闽南和台湾是如此亲近”[2]。结构性政策所体现与台湾青年的交流感受,整个社会脉络方向是一致的。而在此之前,我们看到因台湾当局两岸政策的封闭性,导致了交流的停滞。如2001年,石狮市文化系统举办一个两岸青年篮球赛,台湾青年以为大陆经济水平还停留在70年代的水平,带来蚊香、蚊帐等等日常生活用品。后来来到石狮市,才体会到大陆经济的实际水平。随着活动开展,后面几届才没有发生这类的事。因此,结构与行动良性互动,才是真正的文化交流。
其次,在分析这些活动交流与平台建设背后,有几点情况值得注意:第一,随着两岸关系发展,两岸青年文化交流(行动)由原来的戒备到现在的放开,体现了整个政治政策环境(结构)完善与发展。同时很多台湾青年把大陆作为将来发展的平台,甚至在大陆定居。如2005后,随着两岸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台湾青年本来只是到大陆看看,现在慢慢地开始西进就业。因此,大陆政策(结构)也做了适当的调整,如台湾青年也可以到大陆体制内单位工作。同时,随着交流的深入,现在台湾青年原来那种优越感不复存在,现在逐渐把大陆青年看成合作与竞争的对象。第二,我们必须反思有关部门对台交流的一些情况。即行动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如有些县市级官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没有考虑到台湾青年的感受,台湾青年一来,大陆就对其进行宣教式教育。必须看到统一是长期的任务,不是用一两次活动就能解决的,必须要做多于说。建立信任机制,使交流长期进行下去。第三,大陆地区开展两岸青年交流过程中,基本上由官方主导。当然这跟有关单位缺乏资金和政策支持也有关系。我们看到政策主导下,审批程序的繁琐,也阻碍了地方的积极性。必须在机制上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因为两岸青年交流是长期又是公益的事业,同时这也是在落实国务院《海西若干意见》提出赋予对台先行先试政策。
五、如何针对台湾青年特点,构建一套完善普世价值观念体系
一个交流机制的建设必须与实际活动过程相吻合,这个过程必须考虑到行动者实际情况,也必然经历一番调整和重组的过程,就是结构与行动的良性互动与发展。从制度化政策(结构)中衍生一套有效的价值体系指导行动。在两岸青年的交流中,政策因其侧重点不同导致了对人事物侧重点的不同,使得政策的贯彻难以执行。因此,本文提出在现有的情况下,两岸必须求同存异。大力推行两岸共同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华文化。突出以人为本,考虑到人的人文价值。通过不断地实践,建立一个完善的两岸青年交流的平台。
我们先分析一下台湾青年(七年级生)的特点:这些人现在大多刚走入社会,从他们懂事开始,台湾就已经脱离了威权时代,他们并不知道上辈人的统独意识何来,也具备相当的国际意识和个体意识。爱德华·萨依德在《文化与抵抗》中写道:“我对个体意识的价值相当看中。他是人类成就的根部。理解如果无法先发生在个体的层次,就不可能发生在集体的层次”[3]。
综上所述,面对着各种非预期的结构化后果,特别是台湾的交流政策的不稳定性。使得结构与行动之间产生各种融合与摩擦,形成了相互促成或相互牵制的力量。大陆政策对台湾当局的政策及台湾民众行动的影响,同时台湾当局的政策也对大陆的政策及民众也有一定影响。在这四种力量的博弈中,我们必须求同存异,民进党必须去除那些陈旧的意识形态。共同倡导两岸共同的普世价值观的中华文化。使得使两岸处在共赢的状态,从而共同造福两岸。因此在与台湾青年交流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其次,既然以人为主体,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应该侧重提升人性的文化价值,提倡两岸共同中华文化普世价值观。即在强调政治与经济时,同时要更注重两岸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再次,要淡化意识形态。民进党把政治意识型态强加在两岸文化交流,用爱不爱台湾来扣帽子。这导致了交流障碍。而将来社会是一个多元的价值体系,必须去除一些僵硬的思维。求同存异,用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观与台湾青年进行交流。最后,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两岸共赢的事业。大量的时间花在内耗上,势必影响两岸人民共同的福祉。只有深深耕耘播种,才能在将来开花结果。◆

本文系泉州市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规划课题项目,项目批准号:2010C—ZC09。
参考文献:
[1]陈佳利,创伤、博物馆与集体记忆之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J],2007年第66期:105-143.
[2]吴月芳.87名台湾青年参观闽台缘博物馆.海峡都市报社,2006年7月10日.
[3]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文化与抵抗[M].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2007,1-2.
作者简介:
陈甜甜(1981.8-),女,汉族,祖籍安徽,文博管理员,主要研究为闽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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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16 4:2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