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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饮冰室走出的航天科学家
范文 他出身名门，是我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幼子；他少年留学美国，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前程似锦，却放弃异国优厚的待遇，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回国效力，投身航天事业；他在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却从未失去洒脱旷达的赤子之心；他是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神舟飞船……背后都有他的身影。他就是新中国第一代“驯火人”——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大思想家的“老白鼻”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栋白色的意大利式建筑，这就是梁启超的故居——饮冰室，从1919—1929年，梁启超晚年的政治活动和写作著述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1924年8月24日，梁启超的夫人王桂荃在北京协和医院生下了一个8斤重的胖男孩——梁思礼，他是梁启超的第六个儿子，在家中排行老九。
梁启超对梁思礼格外宠爱，给他取了一个昵称“老白鼻”（英语Baby的谐音）。 为什么叫“老白鼻”呢？原来梁思礼的大姐梁思顺的二儿子“小Baby”都比他大两岁，所以梁启超叫梁思礼为“老Baby”，一是指他自己老来得子，二是指梁思礼排行小，北方人习惯管最小的儿子叫“老儿子”。梁启超生性幽默，就利用英文Baby的中文谐音，这样就成了“老白鼻”的爱称。
当时，梁启超的子女大多在国外留学，身边的“老白鼻”就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安慰。“老白鼻”生来聪慧、顽皮可人，为梁启超埋首学问之余带来了无尽的喜悦。两岁的梁思礼很会讨人喜欢，每次看见父亲要抽烟，就会立刻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和烟灰缸一同送到父亲跟前，惹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有两三天见不到“老白鼻”，心里就想得慌。平时，梁启超为了在写作时不受干扰，除了夫人和秘书以外，很少允许孩子们进入他的书斋“饮冰室”，但梁思礼却是例外，每次去饮冰室，都让他有一种受到奖励的得意之感。
当时的梁启超曾计划在60岁之后推掉一切社会活动，专心教导家中的梁思礼和他的哥哥姐姐，然而，梁启超还是“食言”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这一年，梁思礼还不满5岁。梁思礼后来回忆道：“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
立志“工业救国”的海外学子
1941年，梁思礼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在他的母亲王桂荃的朋友丁懋英医生的帮助下，梁思礼成功申请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母亲变卖了一些家中值钱的物件，东挪西凑了400美元给儿子做路费。
当年11月年梁思礼随三姐梁思懿登船赴美留学，母亲把买完船票余下的100多美元包好，揣进梁思礼的口袋，临行前她告诉儿子：“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今后一切要靠你自己了。记住祖国还在蒙难，学成了一定要回来报效国家。”
梁思礼到达美国仅半个月后，“珍珠港”事件爆发，中美之间的通道因太平洋战争被全部切断，他和家人也失去联系，当时只有17岁的梁思礼只能靠自己应对留美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学校提供给梁思礼的生活津贴不够其维持生活开销，梁思礼不得不四处打工赚钱，他平日在学校食堂当洗碗工，假期去罐头工厂流水线当工人、当水上救生员等。
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因该学院没有工科专业，而梁思礼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就转到普渡大学学习电机工程。1945年6月，他本科毕业，不久之后来到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系读研究生，1949年，梁思礼顺利拿到了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
八年的美国留学经历，梁思礼从一个少年成长为思想独立、成熟稳重的青年人，从中学刚毕业的孩童变成知识渊博的博士。博士毕业后，梁思礼完全可以留在美国的大企业或高校工作，享受优厚的物质生活，但当他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一直秉承“报效祖国”志愿的梁思礼义无反顾在1949年9月23日踏上了驶往中国大陆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那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离开时的感情，只有期望，没有留恋。”
在旅途中，梁思礼随身携带了一个无线电收音机，竟然在輪船上听到了新中国10月1日开国大典的新闻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知船上的同胞，学生们欣喜若狂。当听到国旗是五星红旗时，大家便找来一块白床单用红药水染红，自己动手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因不知道红旗上的五星如何摆列，他们就凭着想象，把一颗大五星放在红布中央，四颗小五星各放在红布的一角，当天晚上，这些即将投入祖国怀抱的海外学子，在太平洋上为新中国成立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会。
第一代“驯火人”
在新中国成立后，创建航天事业成为党和国家相当紧迫的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等强国已经进入了“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各大国竞相发展导弹和人造卫星，航天技术日新月异，已然成为各大国国力和科技力量比拼的重要战场。为了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就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国防，不仅要发展常规武器，更要发展导弹等尖端武器。
在此背景之下，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在举办成立大会的简陋食堂里，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是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风华正茂的梁思礼，从此全身心投入到导弹与火箭的“驯火”事业之中。
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厂房，从事研究工作的几百人中，大多是刚跨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当时除了钱学森外，其他技术人员都没见过导弹或火箭。他们就这样从零起步，开启了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发展导弹事业，主要还是依靠苏联的帮助。1957年苏联同意援助中国三个型号的导弹，之后又派了一批专家到中国，计划仿制苏联的“1059”地对地导弹。导弹仿制工作还没有开始进行多久，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方面撤走了专家，并带走了图纸，导弹仿制工作一下子就陷入搁浅境地。但这些挫折并没有吓倒梁思礼这些航天“驯火人”，没有材料和电子零件，他们就自己研制，最终用国产产品取代了苏联停止供应的材料。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400多个忙碌的身影，撑起了中国航天事业最初的稚嫩脊梁。 1960年11月5日，仿制“1059”导弹，即后来的“东风一号”首次进行了成功的试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中国制造的导弹。
在梁思礼的回忆中，“东风一号”的成功被简单带过，“东风二号”的失败却历历在目。1962年3月21日，这天风特别大。导弹出现了抖动。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最后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因为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落地后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梁思礼立即跳上吉普车奔向爆炸地点，望着燃烧的火焰和导弹残片，心痛万分。事后查明，爆炸原因是导弹发射产生横向弹动振动和发动机管道起火。
梁思礼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在这次试验前，他与快分娩的妻子赵菁告别时说：“若生男取名‘凯，若生女取名‘旋。”他盼望着凯旋而归，试验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给女儿起名“旋”，坚定自己从事的航天事业一定会“凯旋”的信心。
随后的两年时间，梁思礼是在无数次的试验中度过的。在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后，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呼啸腾空，命中目标，发射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发射成功的刹那，全场沸腾，掌声雷动，每个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东风破晓兴伟业
1965年起，梁思礼参与了“两弹结合”热试验的研制工作，1964年，我国相继研制成功了中近程导弹和原子弹，但两者如果不能结合起来就称不上是导弹核武器，无法构成有效的威慑力。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决定进行“两弹结合”热试验。1966年10月27日，在酒泉发射基地发射基地上，导弹与装有原子弹的实战弹头完成对接。在倒计时前半小时，梁思礼等參试人员对火箭进行了起飞前最后的性能检查和操作，随即撤离现场。到了发射时刻，导弹载着原子弹拔地而起，直上云天，随后开始转弯，飞向预定目标，最后精确地在目标上空实现核爆炸，“两弹结合”热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样，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武器的国家。
文革中梁思礼在身处逆境和各种干扰下坚持进行远程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20世纪60年代，洲际导弹凭借其超远程的核打击能力成为大国军事政治博弈中最有分量的筹码。1965年3月，中央专委决定研制洲际导弹，并将其命名为“东风五号”，梁思礼出任“东风五号”副总设计师。
为了制订既满足精度要求，又具有发展潜力的制导方案，运载火箭研究院专门组织了“东风五号”制导系统的方案讨论会，经过反复权衡，梁思礼最后决定在“东风五号”上采用这种新的制导技术——平台；计算机制导技术。
由于洲际导弹采用的新技术较多，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研制周期被拖得很长，梁思礼连续数十天昼夜加班苦干，和技术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夜以继日的连轴转，使他的肾结石病发作，不得不住进医院。1971年9月10日，洲际导弹的首次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虽然由于计算机软件的原因，发动机提前关机，导弹打远了，但整个技术方案被证明是可行的。
洲际导弹在十年动乱期间几经折腾，从1977年以后才步入正轨。1980年，我国宣布要向太平洋公海发射洲际导弹，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公开显示国防实力和航天技术实力。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梁思礼领衔的控制系统技术团队事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整，“东风五号”发射场传来了连绵不绝的轰鸣声，东风五号拔地而起，直上云霄。30分钟后，“东风五号”导弹横跨南北半球，穿越六个时区，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天而降，向着预定海域飞去，飞行8000米后准确命中目标框。
梁思礼在兴奋的人群中遇到了聂荣臻元帅，两人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两双颤抖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东风五号”全程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第一代洲际导弹，也标志着中国战略导弹达到了新的水平。
梁思礼在航天事业的辛勤工作，使他在宇航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985年，他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基金奖”。1997年9月，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
老将伏骥，志在千里
到了21世纪，耄耋之年的梁思礼除了继续为航天事业当顾问外，又举起了“传薪”大旗。每年航天系统新员工入职之际，梁思礼都会来给航天事业的新鲜血液授课，他还经常为新上任的型号总设计师、总指挥和干部培训班作报告。梁思礼还格外注重向社会大众宣扬航天精神与文化，从2006—2012年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在六年时间里，他以《中国航天精神和素质教育》为题，先后为北京多所高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讲课。直接听众3400多人，网络视听众57000多人。
梁思礼以其朴实的性格、缜密的思维、强烈的事业心、果敢的决断力和勇于担当的敬业精神，像磁铁一般吸引着周围的人们，凡是和他共事的人都会把他当作良师益友。
2016年4月14日10时52分，梁思礼院士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91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17日发唁电，对梁思礼院士逝世深表哀悼，向梁思礼同志的亲属表示慰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唁电中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礼同志毅然归国，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鞠躬尽瘁，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严谨作风令人敬仰。
有媒体评价他说：梁思礼和所有的中国“驯火人”一样，站在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戈壁滩上被漫天风沙遮蔽着的群像背影，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们的名字，被一笔一笔刻在历史坐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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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15 11:1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