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与公民权利的实现 |
| 范文 | 焦金锋+江红义 摘要：城市政治学是次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学，关注城市就是关注人类生活自身。特殊城市三沙市既具有一般城市的构成要素如人口、住房、街区，同时又赋予其宣示和维护我国南海权益的特殊功能定位。作为城市公共资源权威分配的城市权力，以在追求和确保城市发展和城市保护的城市权利来给予城市人口以人为关怀，最终获得城市发展力量。 关键词：城市政治 公共服务 公民权利 发展力量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1 城市权利的规范价值 公民身份是指一种由公民独立的个人与民族主权国家通过交互的权利和义务而联系在一起的关系[1]。亚里士多德曾认为公民的一般意义原来是指一切参加城邦政治生活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公民权利是现代公民身份的核心内容，包含市民权利、政治权利及社会权利。在汉语中，市民、国民、公民等都可表达公民身份。我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即在法律意义上建立起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然而，公民权与城市的联系可以到古典的城市文明如雅典城邦中找到根据。但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城市一般都由人口、住房、街区等构成，并是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甚至宗教活动中心。城市成为区域社会核心空间与文明中心。但由于历史因素，我国户籍管理成了城市人口管理的重要方式，不仅仅发挥着执行登记和管理人口的职能，而且与公民个体能否享受到一定的权利密切相关。[2]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户籍制度也成了成为现代城市市政的一个难题，同样三沙市也不例外。 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越南等国宣布对我国南沙海域岛礁有全部或部分主权，并且出台多项侵渔政策（例如：越南[3]）和扣留中国渔船事件等主权宣示活动。目前，擁有三沙市户籍且能在各岛礁长久居住人口不失为宣示和维护我国南海权益的依赖力量。成为三沙市民，直接参与维护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安全不仅是现代公民意识的体现，同时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公民个体与国家关系方面，市民行为能够增强公民的地方归属感和激发公民的爱国主义热情，自觉提高公民对国家领土主权的认知。在针对南海权益争端方面，市民的理性参与能够协同政府部门共同维护我国南海权益，对争端可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公民自身而言，市民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权益意识和权益维护的能力，从而有效提升我国维护和实现南海权益的能力。总之，成为三沙市民不仅是一种身份认同，同时“也是促使渔民在职业、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渔文化形成与价值观念等方面地转型发展需要”。[4]因此，成为三沙市民对于加强三沙市对各岛礁及居民的行政管控、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三沙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城市权利的治理体现 人口是构成城市的必要要素。根据城市发展史，城市发展一定伴随着人口的汇聚和激增，这与城市空间拓展、城市力量强化及个体的就业机会、自我发展密不可分，而自然增长、迁移增长和行政区划变动增长是城市人口来源[5]，其中，迁移人口即城市化人口成了新型城镇化人口的主体。[6]可见人口管理成为现代市政的重要职能。 而三沙市设立对规范人口管理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弥补了人口规范的市政职能。始于2011年，国家就已在西南中沙群岛上正式成立了公安局，来履行户籍管理职能。三沙设市后于2013年发放首批居民身份证和居住证，并出台了涉及流动人口的户籍迁入条件、非户籍人口居住证办理和相关优惠政策如《三沙市户籍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据官方数据，三沙市人口规范取得了明显成果：两年间政府共发放“三沙居民身份证”300多张；常住人口2500多人（不含驻市部队官兵）。但是迁入人口以市录用或调入干部及聘用人员为主、青年、非农业户口占主体，而作为推动三沙渔业经济发展的流动渔民落户人口数相对甚少，其中大多数来自海南省的琼海、陵水及万宁等市县，且以流动作业为主。 然而，渔民作为三沙市市政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群体，在加入三沙问题上首先会受经济因素包括加入三沙将不会享有原户籍的土地收入、渔产品生产固有的特性及作业环境极大增加了渔民的创收成本、渔民被非法扣押影响渔民收益等影响；其次是社会保障发展滞后，尚难以满足渔民入籍后在岛礁常住和生活的需要；再者是三沙目前可提供教育层次低、师资缺乏、学生数量有限等的教育问题。同时，就目前渔民状况而言，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参政议政能力不足，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的文化地位，渔民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所以，三沙要使广大城市迁移人口如渔民对入籍三沙做出积极落户行为，只有健全公共服务，才能弥补发展不足，使得城市权利获得更好保障。 3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路径 城市权利是城市繁荣稳定的基础。[7]一个现代城市治理的城市机制性权利的实现便是实现个体权利与城市的契合。因此，三沙市通过城市权力提升公共服务体系来给予城市人口以人文关怀，从而增强城市发展力量。 3.1政治权利 公民政治权利是指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从而得以在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实现人的内在需要的权利。[8]三沙政府作为城市权力代表在立足于“服务型”定位的同时，也需要顾及城市迁移渔民人口的特殊身份。在民意建设上，通过举办听证会、民意调查等来以渔民为本履行政府职能；在咨询服务上，政府为渔民提供三沙建设、南海权益等方面的知识咨询服务和就南海争端问题的引导；在组织建设上，政府可鼓励和扶持渔业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强化渔民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实现渔民自我权益维护的组织权利；在公共政策上，政府推进和完善《三沙市户籍管理暂行规定》《三沙市流动人口居住证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等渔民移民和定居、归化入籍等政策文件，为保障渔民成员移居、入籍、定居等权利实现有章可循，同时，加强为防止不法分子甚至国际间谍等人员伪造身份入户三沙市，建议三沙市政府出台相应政策加强对三沙居民落户申请及落户后的监管。这样才能够有序地推进和完善三沙市的相关服务，促使渔民等人口成为“三沙人”。 3.2社会权利 公民社会权利中包括的促进能力的权利、机会权利以及再分配和补偿或保障的权利，即社会权利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两个维度。[9]（P97）以交通建设为例，以永兴岛为交通枢纽，建立船舶、港口、空运、道路等综合性交通网络，打造海南岛至永兴岛及其他各岛屿的民用交通体系，适应三沙市社会经济建设、岛屿间人口流动量和我国南海国防建设。渔业是个高风险行业。三沙尽快建立和完善就地医疗报销优惠政策，建立医疗紧急服務保障体系，来应对海域灾害和海上紧急救援，保障渔民的公民健康权。除此以外，面对教育问题，三沙政府可以与国家、省的纵向和横向相关单位协调好户籍与教育等公共政策，例如与省教育管理系统协同、实行寄宿制、与国内师范类院校签订师资培养输送协议等政策措施，同时，也要加强渔民精神文化建设，增进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感。所以三沙市政府通过城市权力从以人为本出发完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来充分保障城市权利，能够进而有效避免“社会权利的贫困[10]”。 3.3经济权利 经济权利的实现是公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核心。随着海洋变化及技术变革，渔民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处于转型阶段。根据调查发现，三沙渔民目前总体收入潜力不足，且增收渠道单一，同时，工作方式限于传统。因此，三沙应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发展三沙现代海洋渔业。在现代渔业产业发展方面，现代休闲渔业、滨海旅游区等现代化途径可以作为海洋经济发展出路。在产业科技方面，可借鉴冰岛等国际渔业和海洋强国，建立海洋渔业集管、研、产、学、销售综合一体化发展网络；同时，培育和深化产业链条，并依托海运物流等促生产业，增加渔民收入。在制度保障方面，政府部门依托《物权法》《渔业法》等法律，维护渔民的渔业养殖权和捕捞权等合法权利，同时，还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稳定的渔业风险保障机制等等。总之，经济发展现代化是强市富民的必然选择。 综述，人是城市发展的目的。三沙市通过城市权力积极完善和提升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包括软力量和硬力量，城市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进而，为城市迁移人口包括渔民群体提供公民权利保障，不断增强城市发展力量。 参考文献： [1] 安德鲁海伍德，吴勇译.政治学核心概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 陆益龙.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1）：149- 162. [3] 郑泽民，王国红.越南南海侵渔政策探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1）：41- 46. [4] 同春芬.海洋渔业转型渔渔民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 王桂新，黄祖宇.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及其对城市化的贡献：1991～2010[J].中国人口科学，2014（2）：2- 16. [6] 蔡莉，许美林.城市人口迁居理论综述[J].西北人口，2005（5）：26- 29. [7] 陈忠.城市权利：全球视野与中国问题—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4（1）：85- 106. [8] 李琦.公民政治权利研究[J].政治学研究，1997（3）：35- 40. [9] 巴特·范·斯廷博根，郭台辉，郭忠华.公民身份的条件[M].吉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 [10]洪朝辉.论中国城市社会权利的贫困[J].江苏社会科学，2003（2）：116-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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