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基于组织生态理论的产业集群演进动力研究 |
| 范文 | 王发明 蔡 宁 摘要：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是近几年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之一，但其演进动力的研究却仍是一个薄弱环节，这同我国大力发展产业集群的愿望是不相符的。文章以组织生态理论为基础，借助其中的系统演化思想，以生物群落的进化为背景，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产业集群演进的主要动力，总结出产业集群内模仿、规制、规范是集群演进的最重要动力， 关键词：产业集群；演进；组织生态学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硅谷、第三意大利等众多集聚形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卓越表现，产业集群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之一(Staber、Morrison，1999)。我国的产业集群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后也开始迅速发展，但由于所经历的时间还比较短，所以绝大多数产业集群还未发展成为像硅谷、第三意大利那样成熟的极具竞争力的经济实体，所以对于它们来说如何发展是首要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一下产业集群的演进动力。但在国际上因为许多产业集群已经比较成熟，所以现有的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获取和集群内知识扩散以及集群的特征、形成条件等方面，少量的涉及产业集群演进动力的研究也因为是基于个案的微观分析而限制了它们的普遍意义和实践价值。事实上，产业集群是一个有机的具有生命力的产业群落，本身有一个形成和演化的过程。由于产业集群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是由多个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企业在某一区域集聚，并辅之以相关的支持性机构和组织。这些企业、机构和组织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构成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它们之间具有类似于生物种群的行为特征。因而，我们引入生态学的概念。以组织生态理论为基础，借助其中的系统演化的思想，以生物群落的进化为背景，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了产业集群演进的主要动力。 二、现有产业集群演进动力研究述评 对于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因素一些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直接地或间接的研究，比如Porter(1990，1998)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因素有：历史文化、需求刺激、上游产业或其他相关产业存在、新企业的创立、辅助机构、企业战略与结构、竞争和机遇。Brenner(2001)认为促进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因素有：人力资本、技术溢出、合作、公共意见、政府政策和风险资本。而Saxenian(1996)通过对硅谷和128公路的对比研究则强调了分工、竞争和企业文化对产业集群成长的重要性。另外一些第三意大利的研究者则强调社会文化尤其是相互之间的信任对产业集群演进的重要性。少数学者还关注到了危机对产业集群演进的作用(Sabel，1992)。笔者通过文献阅读，从空间维度对这些先前的理论进行总结，总结出了社会、公司间和公司内三个层次12个主要的动力因素。社会层次的动力因素一共有六个。它们分别是产业传统、地理位置、信任文化、创业氛围、政府政策和机遇。产业传统是最为容易被关注到的动力因素，如果一个地区在历史上就在相关产业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显然在发展相关产业集群上先发优势就比较大。类似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会使企业更加自然地向某一特定区域集中。产业集群内的信任文化，也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信任的存在减少了集群中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进而很好地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作。使整个产业集群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分工，从而整个集群获得了协同优势。创业氛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素。许多学者认为创业者的不断涌现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因此如果一个地区有较强的创业文化，那么这个区域就比较容易形成产业集群。虽然大多数学者把产业集群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但在实践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案例表明政府政策对产业集群的成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台湾的新竹高技术园区、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集群。机遇也是在集群中实践经常关注到的，根据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它是促进一个系统不断进化所必须的。在这里本文要强调的是机遇不仅仅是正面的机遇，还包括负面的危机，许多产业集群能够成熟同负面的危机的促进是有很大关联的(Sabel，1992)。公司间的动力因素总得来说可以分为竞争和合作两大动力，其中合作包括合同合作(它和分工有很大关联，本文把合同合作统一到分工中)、信息交流和共同行动(Meyer Stamer，2001)。分工是产业集群获取协同优势的基础，信任关系的存在常使得这种合作变得很频繁。信息交流是研究产业集群中的创新的学者所最为关注的，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企业集群在信息交流方面的优势使产业集群比较有利于创新，进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共同行动是指集群内的企业共同去游说政府、制定质量标准、成立自我约束的行业协会等行动。共同行动可以增强企业对外界的影响力，另外还可以规范集群内的竞争。同合作紧密关联的是竞争。虽然大多数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并没有给与竞争多少关注，但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眼中它仍是经济实体成长的最根本动力。它从根本上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和经营效率，进而增强了区域经济竞争力。 综上所述，先前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基于个别产业集群的微观分析，由于每个产业集群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具有很大的区域特性(Rabellotti，1995)，因此总结出来的演进动力没有普适意义，对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义有限，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系统的方法来分析产业集群的演进动力因素，而不是基于个案的微观分析。由于产业集群与生物群落都是开放的动态系统，其间在结构功能、运行机理、演化发展等方面都存在着众多的相似性，因此可以借鉴生物群落的进化动力分析产业集群演进动力因素。 三、基于组织生态理论的产业集群演进理论研究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是指某一产业领域相互关联的企业及其支撑体系在一定区域内大量集聚。发展成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群落。而在生态学上与此对应的是种群，组织生态学在形成的早期集中研究的是种群(Population)问题。具体而言，种群是由在一个特定边界内的、具有共同形式的所有组织构成的集合，即存在于特定系统中的组织形式，或者说种群是指进行类似活动的一系列组织，它们在经营中利用资源的方式类似。其经营结果也类似。因此那些同处于一个种群中的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程度相同，同一种群内的组织为了类似的资源或相近的顾客展开竞争，由此影响着这些组织的活动方式及其结构。 组织生态学理论认为环境是主宰生物群落命运的绝对力量，因此生存在相同环境下而彼此条件类似的生物群落，在面临着相同的环境限制与压力时。自然会采取相似的生存手段，致使彼此的形式趋于相同。这种现象在企业组织中同样存在，一般学者将这种组织趋向与环境契合的过程称为“同形”(Isomorphism)，根据Buchko(1991)的看法。环境将组织推向同形的力量，主要可概分为“竞争”与 “制度”两大类。前者来源于环境中有限的资源诱发了激烈的竞争。各个组织为了争取相同的资源。会修正其习性(策略)，以求最有效地取得资源。经过激烈的竞争之后，具有生存特性的组织得以留存，反之则被淘汰，所以，生存的厂商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即企业的同质性。在此，“市场”扮演着自然淘汰机制的角色。但是，竞争力量并不能完全地解释所有的组织同形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来自制度环境中的压力，才是迫使组织同形的主因。依照DiMaggio和PoweH(1983)研究指出，来自制度环境的同形力量有三。即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强制同形(Coeercive Iso-morphism)、和规范同形(Normative Isomorphism)。也即环境将组织推向同形的力量是不同的，因此。基于组织生态理论的产业集群演进具体有如下动力： 1，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这种力量源自于组织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规避行为。当组织面对的环境呈现高度的变动率与不确定性时，经理人员不能确定什么是适当的策略。于是只好假定成功竞争者的策略，在此环境下至少是“有效的”，而决意加以抄袭，这种于生态学于称为“拟态行为”的举动，一方面规避了风险，一方面还能避免对手建立优势。由此可知，模仿同形未必是为了改善绩效而来，其实这更可能是一种对不确定性与无力感的回应而已，但是却在无意中促成了产业集群的形成。 在现有的文献中，基于历史事件所形成因果积累的“路径依赖”往往被认为是集群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Brown＆Menaughton，2002)。这种路径依赖的分析视角主要是针对配置在某个地区的先入者而言的。因为基本的经济均衡模型意味着企业的区位配置取决于资源、要素禀赋和运输成本等，但是，一个地区在多种经济活动中的投入回报率相同是可能的。在这种多重均衡都可能发生的条件下，该地区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模式?这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因此。初期企业在哪里投资设厂正像偶然出现的历史事件一样，这表明了历史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中的关键性作用，许多学者把“先人者”作为是主导企业概念，并用它来解释集群的出现，这成为从历史的路径角度解释集群起源的关键点。浙江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嘉善木业产业集群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了尝试创业、规模扩张、结构调整三个阶段，以及1996年和1999年两次发展高潮，生产规模由小转大，所有制结构由单一转为多元，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由小变大，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区域性的特色产业集群。1986年。台资企业——中兴木业落户嘉善，揭开了嘉善木业发展史的第一页，然而正是因为台资的介入。不仅使中兴木兴再创辉煌，而且还为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兴起播下了火种。中兴木业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带动和示范效应。在它的带动下，木业企业户从1家～10家，为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因此，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跟随者的行为中，模仿机制起着重要的作用。即跟随者对先入者的模仿构成了集群产生的主要动力机制，集群生成是先人者与跟随者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模仿机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当环境不确定的时候，各个企业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有效的时候，通过模仿那些已经成功了的企业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因此。模仿被认为是行为主体基于有限理性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反应。 2，强制同形(Cocercive Isomorphism)。组织生态理论认为组织所依赖的客户、厂商或社会机构。特别是政府对组织有许多期待或规范，组织为了取得合法性(Legitima-cy)，并配合上、下游的要求，必须逐渐同形。例如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划行归市，就是把市场内所有摊位的三大类一万多个品种商品，划分为划分为服装、针织、小百货三大块。分门别类归口到13个交易区经营，在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内，共分服装、鞋袜、针棉内衣、线带、纽扣、箱包袋、小五金、工艺品、玩具、花、文体用品、日常用品、电子产品、音像产品、化妆品、电器等20余类，按行业申报登记，集中安排摊位就市。通过此举使商品系列化、多样化、专业化，既满足了客户和经营者的需求，又归范了市场。提高了管理效率。经商户需要以市场丰富的商品和合理的价格才能吸引更多的客户。要吸引更多的客户，就要降低客户的成本。正是通过系列化和多样化的范围经济，市场能为客户和经商户带来交通运输费用和信息费搜索用等方面的节省：范围经济越明显，专业化经营的规模就越有效，就会有更多商品种类的专业化方向分化出来，并在市场体系中集中，这样规模会越来越大，品种越来越丰富，对客户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促进了义乌小商品产业集群的繁荣与发展。 3，规范同形(Normative Isomorphism)，组织生态理论认为由于时下教育体系与专业知识的统一，使得各组织的管理人员或研究人员大都受过相同的训练，而具有类似的背景(此举有益于协调成本及转换成之降低)。由此，这些人员所做出的理性决策及策略选择也就大同小异。另外相同的一批管理人员，经由工作交流。用人与升迁、转职而散布于不同的组织当中。因此，也将相似的工作方式、价值观传递到不同的组织当中。因此也将相似的工作方式、价值观传递到不同企业中，在相同的压力下，这些企业自然会有相同的反应，而趋向同形。嵊州领带产业集群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嵊州的领带产业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一位嵊州籍港商回乡，与嵊州两家服装企业合资创办了浙江佳友领带有限公司，嵊州市第一家领带生产企业由此而生。开业的第一年(1985年)销售领带28.8万条，获利15.4万元，第二年再创利润31万元。佳友公司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中外合资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蓬勃兴起，一些嵊州籍港商和曾在深圳服装企业打工的嵊州人纷纷回到家乡，办起了一家又一家领带企业。特别是曾在佳友公司工作一部分员工也离职创办领带企业，如今在嵊州发展较大的企业和知名品牌的企业老总都曾经在佳友公司工作过，有人戏称佳友公司是嵊州领带的“黄埔军校”。佳友公司的成功。不仅使企业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懂管量、懂技术的专业人才，正是这些懂管理、懂技术的专业人才散布于不同的领带企业，才带动了嵊州产业集群的兴旺发达。目前，嵊州领带生产经营企业逾千家，加工、营销人员3万多人，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领带生产基地。 四、实证研究：以台湾自行车产业集群的演进为例 台湾自行车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台湾的中部以大肚山为中心，南倚彰化。北靠台中，形成一个上中下游紧密结合的自行车产业聚落。这个聚落是全世界最大的。外籍人士称之为“台湾自行车村”。台湾的自行车产业1950年代后崛起，历经装配生产、推动零组件的国产化、小厂纷立充 斥、扩大输出、产业转型、产业升级与外移、产业国际化等七个阶段。经过40多年努力，由于不断在设计、制造、管理、销售成本控制力求精进达到国际水准，至1990年代更执全球自行车业之牛耳，享有“自行车王国”之称。 但是最近几年来，台湾许多产业快速移向大陆，其中以自行车产业集群的迁移尤其明显，回顾台湾自行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将是产业集群演进动力因素分析的最好例证。自行车产业是属于精密装配的工业。每辆自行车需要一百二十余种主、次要零件进行组装。故自行车的生态系中有两大共生种群，任何一家成车厂均需结合多家零件厂，方能完成最终产品。在1958年-1969年间。因为台湾自行车需求量增加，许多小厂以低廉低质的产品模仿。使仿制车充斥市面，此为模仿同形的力量。 在1975年-1977年间，因为美国政府公布CPSC的自行车安全标准，从严要求品质，故台湾也拟定了地区标准，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品质分等。不合格厂商禁止出口等政策，结果，成车厂开始重视品质，对零件厂的要求提高，零件厂若不能达到标准，就转向日本进口，此为制度同形的力量结果。 1980年之后，成车产品不断在创新。车材朝向“轻量化”的特色发展。台湾两大自行车企业巨头巨大与美利达两家公司开发出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在其带领下，其他成车厂也开始进口或生产铬钼合金、铝合金或碳纤维的登山车、变速车及多功能车，同时。零件种群也在设计、结构改良上配合成长。1982年，台湾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将自行车成车业列为主要扶持行业之一，相关专家轮流驻厂，改进成车厂的生产技术并加强质量管理。使各成车厂在管理上一致成长。1984年，巨大、旭光、太平洋与四十家零件厂登录为中心与卫星工厂体系，接受政府指导。其他如美利达、功学社、正道等厂虽未登录。但也推动中卫体系，派员指导重要的配套厂。引入同样来自日本的中卫制度，使厂商间指导与评价体系的模式大同小异。此时是模仿、规范、依赖同形的力量。共同推进演进。 1990年过后。零件种群纷纷前往大陆深圳设厂。部分成车厂也跟随与之前往聚集。1992年，巨大在江苏昆山投资设立捷安特公司，又掀起台湾零件种群的第四次跨海热潮，其他成车厂也紧随跟进，进入江苏地区。依赖与模仿同形的力量，主导了迁徙、适应的演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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