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贸易增加值视角下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研究评述 |
| 范文 | 席艳玲++白艳娟 摘要：随着产品内分工以及贸易的蓬勃兴起，基于传统总量贸易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局限日趋明显，增加值贸易视角的研究开始兴起，在核算体系及数据库等方面均日渐完善。文章在回顾全球价值链理论脉络及前沿动态基础上，梳理了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的完善过程，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融入路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融合三个角度总结了新近的研究，最后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研究展望。 关键词：贸易增加值；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价值链融合 随着产品内分工及贸易的发展，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全球生产经营活动被逐步纳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服务网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国际组织开始关注到价值链环节的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的测算问题，其中旨在将传统的贸易统计引向一个更加合理的贸易统计上来的贸易增加值测算理论与方法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中的热点。中国也是全球价值链的积极参与者及新核算体系的推动者，自2011年起，商务部牵头组织开展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及相关议题的系统研究，并于2014年底发布《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2016年10月，商务部政研室和研究院共同推出《中国推进全球价值链合作的研究与行动》，11月底，商务部会同其他6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鉴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及提升分工地位对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本文从贸易增加值视角对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及评述，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推进提供基础性研究。 一、 全球价值链理论脉络及前沿动态 价值链理论的研究源于波特1985年的开创性研究，他首先提出了价值链、价值体系等概念，分析了企业的价值链构成，并提出了基本的价值链结构模式（Porter，1985）。同年，宾西法尼亚大学的科洛特（Kogut，1985）在《設计全球战略：比较与竞争的增值链》一书中，使用价值增加链（Value-added Chain）概念来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两位先驱人物之后，Gereffi（1994）在研究美国零售商如何塑造海外生产网络时，将价值链分析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相结合，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并将其分为购买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Gereffi（1999）进一步提出了分析全球产业的商品链分析框架。 进入21世纪之后，以Humphrey、Schmitz和Gereffi为代表的学者对全球商品链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Humphrey 和Schmitz（2000、2002a）探讨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和产业升级问题；Humphrey（2001）和Gereffi等人（2005）进一步阐述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问题；Humphrey和Schmitz（2002b）、Humphrey（2004）则进一步阐述了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这些研究初步构建了GVC理论体系。另外以Ernst（1999、2002）、Ernst和Kim（2002）和以Henderson和Coe 等人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大学学派及其合作者（Coe & Yeung，2001；Henderson et al.，2002；Coe et al.，2004）则采用全球生产网络的概念和研究框架。事实上，两者是紧密关联的两个概念，部分学者将全球生产网络看作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形式（吴建新、刘德学，2007；白津夫、刘中伟，2014）。 近年来，对全球价值链的拓展性研究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展开，其中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价值链治理、价值链升级、价值链融合等方面，实证研究则主要围绕最新兴起贸易增加值核算而展开，具体包括测度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分工地位以及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融合等，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国内价值链及两者的融合成为新的前沿和趋势。 二、 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及数据库的完善 1. 较早的核算方法。受数据的限制，较早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具体案例来研究全球价值链，也有一些研究采用中间产品国际贸易统计方法和加工贸易海关数据的统计方法。然而，随着国际分工体系日趋细化，产品内分工生产工序或生产环节的分工越来越盛行，这两种方法在覆盖面的广度和研究的精细度方面的缺陷日益明显，而基于一国（地区）和全球投入产出表的测度方法则弥补了这两种方法的不足，逐步成为近年来研究全球价值链的主流方法。 在贸易增加值核算体系成熟之前，测度价值链最常用的指标是Hummels等人（简称HIY，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VS）指数，他们将VS定义为出口品生产中所使用的进口中间投入，并首次给出了VS的一般度量方法以及VS占总出口比重的度量方法；此外，他们还界定了另一种方式的垂直专业化VS1，即一国生产的出口品中被其他国家作为中间投入用于生产和出口的部分，但并未给出VS1的计算公式。HIY（2001）的研究方法暗含了两大假设：第一，不存在一个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并将其加工成半成品后又出口到国外的情况，这一假设在产品内分工形态下并不成立；第二，进口的中间投入会均等地用于生产内销的最终产品和用于出口的最终产品，但在加工贸易存在的情况下该假定不再成立。显然，这两大假设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很难实现，因此之后关于测度核算方法的研究则主要是解决这两大假设的内在缺陷。 2. 贸易增加值核算体系的完善。尽管HIY（2001）的研究存在缺陷，但其使得基于增加值对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成为可能，这一开创性成果被后来的学者不断扩充和发展，大体上沿着如下两条线路展开： （1）定义新的指标表示垂直专业化。在HIY（2001）研究的基础上，Daudin等（2011）给出了一个新的垂直专业化指标VS1*，即一个国家进口的最终产品中所包括的国内增加值部分，从而拓展了垂直专业化的内涵。Johnson和Guillermo（2012）给出了增加值出口（VAX）的正式定义，即在一国生产而最终在别国被消化吸收的增加值。 （2）放松两大假定形成全新统计核算体系。另一条线路是保持与HIY的原始概念的一致性，并将其推广到全球贸易体系下，也就是以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HIY（2001）中的两大假定予以修正或放松。Koopman等（2008）将加工出口与国内最终使用、一般出口的投入产出系数区分开，从而放松了第二个假定；Wang等（2009）放松了第一个假设，建立了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的多国家核算框架，解释了多国生产链上的增加值如何被分解为各个参与国的净贡献。Koopman等（2010）则尝试同时放松HIY（2001）的两个假设，具体可以参见潘文卿、李根强（2014）的总结。 （3）对上述两条线路的综合。在上述两个线路发展基础上，Koopman等（2014）将一国的总出口分解为具有不同经济含义的四部分：被外国吸收的增加值、返回国内的增加值、国外增加值、纯重复计算的中间贸易品部分，并进一步根据出口品价值最终去向将其细分至九个部分（简称KWW分解法）。并进一步指出，VAX、VS、VS1、VS1*等指标不过是分解后的某些成分的线性组合，由此将它们纳入到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之中。王直等人则进一步扩展了KWW分解法，将其扩展到部门层面、双边层面以及部门/双边层面，并将各层面的国际贸易流根据贸易品的价值来源、最终吸收地和吸收渠道分解为16种不同路径，建立了从官方贸易统计到贸易增加值统计的一套完整核算法则（Wang et al.，2013；王直等，2015），成为目前测算贸易增加值的核心方法。 3. 相关数据库的建立与完善。理论进展的同时，一些机构不断建立和完善全球和不同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库，为深入研究增加值贸易提供了越来越坚实的数据基础，对真实再现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全球贸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常用的多国投入产出数据库有OECD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欧盟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美国普渡大学的GTAP数據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合作开发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NCTAD-Eora GVC Database）、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建立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IOT）以及OECD和WTO联合发布的附加值贸易数据（TiVA），谭人友（2016）对前5个数据库有具体的综述。 三、 基于增加值贸易的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 1.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融入路径。国内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测度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其变化情况，从而为中国的外贸政策和产业政策提供数据支持，在此方面学者们依据新的贸易统计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利用TiVA（廖泽芳，2013；周升起，2014；刘重力，2014）、WIOD数据库（樊茂清等，2014；闫云凤，2015）等数据并采用贸易增加值或GVC地位指数等指标来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分析，并得出了以下结论：（1）目前中国制造业在GVC中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呈“L”型演变特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地位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这与中国的要素禀赋、工业化发展进程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有关；（2）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发展轨迹（王岚，2014），且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逐年增加，中国的生产活动正在逐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樊茂清等，2014），中国与世界的关联程度趋于上升，中国已通过产出供给与投入需求两个渠道非常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大中，2015）。 除了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体地位，也有学者针对中国某些具体的区域或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研究，如张庆等（2013）、马风涛等（2014）、赵登峰等（2014）以及范子杰等（2016）刻画了1995年～2011年中国制造业GVC上游延伸的地域特征和变化机制，发现中国制造业GVC的全球化程度日趋提升，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张禹等（2016）在Costinot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产业竞争力指标，对我国33个行业1995年～2011年之间的产业竞争力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我国的竞争力优势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部门。王玉燕等（201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工业行业嵌入GVC程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且高技术产业嵌入程度远高于传统产业。这些研究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攀升的空间和方向提供了参考依据。 2. 关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升级的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因此关于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升级的研究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全球价值链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机理分析。Grossman（1993）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价值链分工中的学习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实现产业升级，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最初理论依据。唐海燕、张会清（2009）认为这种推动作用主要来源于高层次分工合作的贡献，且作用发挥要以人力资本、服务质量以及制度环境等支持性条件的满足为前提。国内学者还从产权经济学视角（王海杰，2013）、异质性企业模型（孙军，2010）等角度来分析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尽管多数研究认为全球价值链有助于一国或地区的产业升级，但也有研究对此持不一致甚至否定态度，如马红旗等（2012）认为我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与其全球价值链升级呈倒“U”型关系。 （2）借助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和突破“低端锁定”的途径。孙军等（2010）强调要重视知识要素参与中间投入品市场的生产过程；崔焕金（2012）认为GVC驱动型产业转移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有效途径；刘维林（2012）提出要通过产品架构与功能架构的双重嵌入来突破本土制造业GVC的低端锁定并实现产业链攀升，并认为本土企业的GVC攀升可以采取更加多样化、迂回式的策略，避免直接造成与链主企业的正面竞争而遭受打压；徐宁等（2014）则认为选择加入国内价值链（NVC）是代工企业突破跨国买家封锁，实现链条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有研究阐述了多个路径，如刘川（2015）认为制造业可通过原有价值链深度嵌入、价值链上下游嵌入以及新价值链嵌入三种方式推动国内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 （3）具体行业的产业升级。除了对中国整体产业升级的研究外，也有部分学者以全球价值链为背景针对具体行业的产业升级进行了研究，如张艳辉（2010）、曹文梁（2012）、阮南燕等（2010）、宋迎春（2010）、许树辉（2011）分别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电影产业、物流产业、汽车零部件产业等具體行业的产业升级路径及策略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为我国具体行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及实现价值链攀升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选择。 3. 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融合。在多数研究关注中国如何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要积极构建区域价值链（魏龙，2016）和国内价值链（张少军，2013；刘仕国，2015）。李根强、潘文卿（2016）通过拓展Koopman等（2014）和Wang等（2013）的模型，尝试将国内价值链和国外价值链整合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下。苏庆义（2016）构建了一国内部地区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框架并进行了中国省级出口增加值的分解，弥补了现有文献缺乏对国家内部地区出口价值进行分解的缺失。 对于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融合，现有研究尚未取得一致性结论。柴斌锋等（2011）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提出了一个分析高技术产业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相互关联的新框架，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国内价值链的高级化会明显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但张少军（2013）的研究却表明，中国目前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即二者并未实现较好的融合。黎峰（2016）则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区域增加值分解，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广度、深度和匹配度等指标，发现各部门国内价值链匹配度渐趋合理，但仍存在很大程度的资源配置扭曲。 四、 综合评述和展望 纵观已有文献可知，贸易增加值视角下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已成为热门领域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应用进展，国内学者也对该背景下我国国内价值链的分工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综合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1）目前对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多是静态维度，Yeung和Coe（2015a）和Coe和Yeung（2015b）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从理论上将其动态化，但有待持续完善和实证检验。（2）目前价值链研究主要停留在贸易增加值的测算阶段，缺少对这些测算结果的深入分析以及对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3）受数据获取的限制，目前关于国内价值链的研究多为理论分析，少数实证研究也主要以截面数据为主，缺少时间维度上的对比分析；同时对一国内部价值链的研究则仅停留在区域层面，尚未对区域内不同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融入程度及分工地位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当前世界范围内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孔庆峰，2016）以及一个国家内部地区间价值链分工日趋完善双重背景下，上述几方面将是今后贸易增加值视角下全球价值链及国内价值链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1] Koopman R， Powers W， Wang Z， et al.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2010. [2] Koopman R， Wang Z， Wei S J.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1042）：459-494. [3] 程大中.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基于跨国投入—产出分析[J].经济研究，2015，（9）：4-16. [4] 孔庆峰.TPP中的发展中国家——对其加入动机和潜在利弊的考察[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118-129. [5] 李根强，潘文卿.国内价值链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6，（7）：10-22. [6] 潘文卿，李根强.垂直专业化、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核算[J].经济学报，2014，（4）：188-207. [7] 苏庆义.中国省级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其应用[J].经济研究，2016，（1）：84-98. [8] 谭人友.全球价值链的经验研究评述：基于数据来源的视角[J].现代管理科学，2016，（12）：37-39. [9] 王直，魏尚进，祝坤福.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J].中国社会科学，2015，（9）：108-127. [10] 张禹，严兵.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估——基于比较优势与全球价值链的测算[J].国际贸易问题，2016，（10）：38-49.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9批面上项目（项目号：2016M591147）；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6YJC048）。 作者简介：席艳玲（1984-），女，汉族，河南省三门峡市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与区域产业政策；白艳娟（1982-），女，汉族，河南省安阳市人，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与投资。 收稿日期：2017-0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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