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路径选择研究 |
| 范文 | 王思博++王得坤 摘要：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延续与进步的必然逻辑，当前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着生态环境超载、资源枯竭、人力资本流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等诸多挑战。因此，探究适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路径意义重大。文章首先，总结、镜鉴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历程，理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与逻辑。其次，分别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生态环境资源、人力资本积累三个层面阐述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面临的问题与障碍。最终提出“一转变、二推进、三完善”的战略路径。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战略路径；内在逻辑 2003年7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在中共第十七次人民代表大会，将科学发展观加入党章。科学发展观强调，我国未来社会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自然、人的全面协调发展。近年，中国经济增长疲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数据整理计算，经济增长已从2007年14.1%下降至2016年6.7%，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三期叠加”复杂局面，下行压力较大，经济增长呈现“L”特征，依靠三驾马车拉动的传统社会发展模式亟需转变、人才流失严重，据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待遇过低人才流失，导致中国社工在岗人数缺口70万。加之近年，空气质量超标，雾霾污染频发，以京津冀为例，据环保部大气管理司司长刘炳江透漏，京津冀区域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仅为56.8%，衡水、保定、石家庄等地达标天数比例不足50%，2016年11月～12月期间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为135微克/立方米，仅12月份发生5次大范围空气污染事件；生态环境空间过度挤压，草原超载，中国约20%的脊椎动物和10%的高等植物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探索适合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路径任务迫切且意义重大。 一、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历程 从约公元前239，先儒们就提出社会可持续发展逻辑的论述，例如，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曾提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無兽”。至近年，习近平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绿色执政思想。任何社会的延续与发展必须具备可持续发的内在逻辑，任何有悖于可持续发展文明，不论何等灿烂，必将如玛雅文明、古巴比伦文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现代社会，人类在探索社会可持发展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迅速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随之环境运动开始兴起。20世纪70年代环境科学的兴起，为可持续发展逻辑奠定了科学基础。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首次将环境问题纳入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政治的事务议程中，并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至今世界环境日已经40余载，环境日的主题从1974年的只有一个地球，到2017年的人与自然的联系，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不断深入。2000年189个国家联合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确立以1990年为基础以2015年为时限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随之“里约+5”、“里约+10”再次重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逻辑，呼吁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一致通过2030议程，制定出包含17个领域、169个具体目标、231个观察指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至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人类可持续发展实践历程共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70年代，二战结束，工业发展迅猛，导致环境问题严峻，社会可持续发展实践表现出重环境、轻经济增长的逻辑特征；第二阶段，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贫困问题、经济发展并重，社会可持续发展实践表现出兼顾环境与发展的逻辑特征。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2015年，千年目标（MDGs）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表现出经济、社会、环境三维一体的逻辑特征。第四阶段，2015未来15年间，2030议程（SDGs）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表现出以人为中心、国际合作、和平、繁荣、全球环境安全五维一体的逻辑特征。 可持续发展的不断探索过程，丰富完善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可持续发展关系整个人社会未来的兴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实践历程的探索对未来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基于最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我国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探索社会我国可持新发展的战略路径。 二、 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本文借鉴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实践历程经验，总结可持新发展的内在逻辑，梳理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三个维度的问题，即经济增长方式、生态资源环境、人力资本积累。 1. 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缺乏可持续发展逻辑。粗放型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低效率投入、利用，而实现的经济增长模式。然而，资本投入导致生产要素边际效率降低，且产业资本投入易受利率影响，因此，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呈现高耗能、高成本、低产出的特点。近年，我国房价高涨、制造业发展低迷，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过度依赖，科技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带动能力不足，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可持续发展逻辑。据中国青年网2017年4月3日报道，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在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基础上设立雄安新区，当晚有大量民众连夜从山西、山东、北京、天津等地驱车赶往雄县购房、购地，4月2日晚雄县大、小宾馆均无闲置房间，雄县这平日无人问津的县城，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雄安新区的重要性及意义必然超过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道路中的一个重大创新。然而，民众对待国家兴衰之大计，并未表现出投身双创事业的激情，而是连夜驱车炒房、炒地。据搜狐财经报道，2016年9月27日天和防务转让北京三处房产，盘活公司存量资产，预计产生收益1 000万元。*ST宁通B公司转让北京两处房产，预计收益1 200万元，尽管无法弥补亏损，但是避免了公司破产，上市公司靠卖房来自救。产业结构的单一，资本产生较大程度的集聚，必然导致房价高涨，房地产暴利的诱惑下，由此诱发了做实业不如买房子的错误观念。加之，资本过度集中导致资本边际效率大幅度降低，固定资产领域经济泡沫不断累积。实业家、制造商转变为既得利益阶级，本应用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资本，现在成了腐蚀实体经济以及企业家创新精神、制造泡沫、阻碍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罪魁祸首。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对固定资产投入的过度依赖，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存在失衡、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调整。经济增长能否摆脱资本投入束缚，能否改善科技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以及能否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败的关键。同时更我国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 我国生态环境超载，经济增长对资源依赖性较为严重，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生态环境、资源超载，即人类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超过生态系统能够自我恢复的阈值。然而，早在公元636年，《逸周书.大聚解》有记载：“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本意为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要有限度。人类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探索过程，即是不断协调社会发展与生态资源、环境保护关系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不断加快，社会发展的重心发展由“量”转“质”，从胡锦涛同志的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同志的“绿色”治国思想，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注入我国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正在逐渐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虽然千年目标（MDGs）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目前我国生态环境、资源问题仍然突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据中国法治日报报道，环保部相关负责人透露，2016年我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仅有84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不足25%。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自然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发重要，但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不受资源“生态红线”约束的开采、利用行为，对我国环境资源储备造成不可逆的损失。据新京报报道，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农业部总经济师钱克明表示，近十年，我国湿地面积减少340万公顷，土壤盐碱化面积达到1.8亿亩，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退化，北方草原超载率达到36%，重点天然草原牲畜超载16.8%，水土流失造成的耕地损失达到100万亩。新能源技术尚未成熟，对化石能源替代性较弱，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生态坏境与资源过度开发、利用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障碍，生态环境的破坏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和连锁性。自然资源的流失超过阈值，则具有不可逆的特点。近年，空气污染严重污染、PM2.5超标事件在我国各地频发，预示我国依靠高耗能的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尊重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提高社会福祉，积极探索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平衡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 我国人才流失较为严重，教育领域经营主体单一，人口红利消失，社会可持续发展难以得到保障。人力资本，即劳动者通过教育、培训、医疗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技能等内在非物力资本积累，人是劳动与经济建设的主体，人力资本积累关系社会可持续发展成败。人力资本的考察涉及教育、工资、就业、利润等诸多问题。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本积累主要面临三个问题，即人才流失、教育经济经经营主体单一，人口红利消失。据《环球日报》报道，我国人才流失局世界首位，中国87%公派留学生学业完成，选择留居海外，中国某科研单位在全国性报刊公开声明辞退40余名因自费出国、探亲及移居国外居住、预期不回且长期不与单位联系的工作人员。《陕西日报》2015年6月刊登西北政法大学、西安工程大学发布的缘由与前者相似的辞退公告，国内待遇、福利水平较低是导致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学校是非营利性机构，民办教育教师待遇与社会保障与公立学校存在较大差距，民办学校教师职称不受国家认可，加之民办学校经营资质审批较难，现阶段我国存在诸多问题阻碍民办学校的经营与管理，教育领域对民间资本的排斥现象较为严重，民办教育难以普及，制约教育覆盖范围及灵活性，影响人力资本的普及。人口红利消失，即劳动力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低于50%，越过刘易斯拐点，著名经济学家蔡昉曾表示，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的问题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口红利的下降直接导致劳动力减少，其是目前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 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路径选择 基于上述研究，结合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最终提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一转变、二推进、三完善”的战略路径。 1. 一转变，即由主要依赖资本投入低效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依靠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完善房屋限购政策、房产税缴纳税法法规，降低房地产领域资本边际效率，抑制投机行为、房地产泡沫过度积累，同时解放部分资本回流生产领域。其次，关注科技研发领域，改善科技研发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发展“政产学研”相结合科技研发模式，提高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能力。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应具有全局和战略性意义，关注科技研发重点领域，提供必要的财政、政策支持。完善科研经费监管体制，尊重科学规律，适度创新科技研经费使用规范，提高科研经济经费的使用效率。再次，鼓励大众创新，增强科研单位财政扶持力度。提高勞动效率的发明往往起源于经常从事该工作环节的劳动者，应重视民众的创新能力并采取相当奖励措施。发明进一步改进则一般由专门从事相关领域科研工作者完成，故应加强对科研结构的财政扶持力度，同时完善重点领域学科体系建设。科技投入与人力资本能够有效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提高边际资本的实际价值，从拓宽资本投入对利率的可容纳区间，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由依赖高耗能资本投入的粗放型向依靠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 二推进，即推进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改善生态环境；推进新能源研发、自然资源确权扭转资源枯竭局面。可持续发展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资源使用方面要坚守“生态红线”。坚持5P即人为中心、国际合作、和平、繁荣、全球环境安全五维一体的发展理念。树立大局意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伦理认知由功利主义向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转变；发展目标由利润最大化向关注社会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消费方式由铺张浪费想绿色、低碳、健康方向转变；能源基础由化石能源向循环再生新能源转变。增强国际合作，共同推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坚定信念，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融入我国“十三五”规划，不断完成17个领域、169个具体目标、231个观察指标的议程要求。推进损害生态环境终身追责相关政策制定，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制定合理排污税制，多管齐下淘汰过剩产能，社会发展保持在我国生态环境承载力之内。自然资源都属于准公共物品，有别于私人物品，不具有“排他性”和“竞用性”，市场机制缺乏优化配置自然资源内在机制，公共资源使用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根据科斯定理，加快推进自然资源确权，提高公共资源市场均衡效率，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我国应加快河流、森林、草原的确权进程，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综合利用“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科学合理地使用自然资源，加强可持续发展意识，避免“公地悲剧”发生。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改变传统产业结构，重视新能源财政支持与研发投入，增强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完善、普及新能源配套公共设施，确保全民拥有可以负担的、可靠的、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3. 三完善，即完善多层次人才培养机制，鼓励民办教育；完善工资福利制度，提高人才待遇，防止人力资本流失；完善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对人口红利下降现状。教育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效应，我国应该建立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公立学校教学质量，重视民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教师待遇、社会福利以及职称评定与公立学校接轨，财政适度奖励、支持民办教育，规范民办教育质量，从而拓宽民众受教育渠道，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普遍提高社会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奖励重点领域、特殊人才的突出贡献，妥善解决大中型城市紧缺人才住房问题，培养从业人员专业技能的同时，注重道德品质、爱国教育，关注从业人员对社会、国家的责任心教育。加快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巩固农民工在城市建设的主人翁地位，普及、完善各层次教育体系建设，提高人均受教育程度，充分利用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效率。完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注重环境保护，提高从业人员身体素质，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对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的阻碍。 参考文献： [1] 陈迎.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进展与展望[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5-22，155. [2] 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 娄伟，潘家华.“生态红线”与“生态底线”概念辨析[J].人民论坛，2015，（36）：31-33. [4] 袁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N].北京：人民日报，2017-04-01（1）. [5] 邓伟根，刘萱芝.基于循环经济视角的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J].现代管理科学，2012，（11）：23-25，31. [6] 陈迎.G20为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新动力[J].中国环境监察，2016，（8）：14-18. [7] 姚蓉.《逸周书》文系年注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 黃茂兴，林寿富.污染损害、环境管理与经济可持续增长——基于五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3，（12）：30-41. [9] 曾贤刚，李琪，孙瑛，魏东.可持续发展新里程：问题与探索——参加“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之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8）：41-47. [10] 杨卫军.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的价值考量[J].现代经济探讨，2016，（8）：15-18，29. 基金项目：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号：2016C012）。 作者简介：王思博（1991-），男，汉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王得坤（1981-），男，汉族，安徽省涡阳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管理。 收稿日期：2017-0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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