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变局下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新模式探讨 |
| 范文 | 周小柯 李保明 摘要：近年来，两岸传统经贸发展模式遭遇自身瓶颈及诸多现实困难，还将受全球制造业发展新变局、亚太区域经济整合新变局、大陆经济发展新变局以及两岸关系发展新变局的影响，传统模式难以为继。未来两岸经贸关系应从数量增长型转向质量提升型发展模式，通过提升两岸企业的市场融合程度、资本融合程度、产业链融合程度，拓展深化两岸企业的合作领域，引导鼓励两岸企业深化研发合作，推动形成“以市场拓展为导向、以智能制造和服务业领域中小企业为主体、为研发创新为动力、以融合共享为路径、以一体化发展为目标”的经贸互动发展新模式。 关键词：新变局；两岸经贸关系；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以万计的台资企业进入并扎根大陆，不仅拓展提升了企业竞争力，也直接带动支持了大陆尤其是台商集聚地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拉动了两岸贸易，形成了产业分工合作关系。在此过程中通过提供就业、消费品、税收以及参与公益捐助等形式直接或间接为两岸民众带来了实际利益，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两岸经贸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又呈现出诸多新变局，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剖析新变局及其对两岸经贸发展的影响，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新模式，是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一、 两岸经贸发展传统模式的特征及其面临困境 回顾三十多年来两岸经贸的发展，形成的是台商投资带动型的经贸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之初，两岸处于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高度互补。以劳动力成本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台湾地区统计部门统计数据计算，1987年台湾工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人均月工资折合517.6美元，同期大陆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人均月工资折合32.7美元，台湾工资水平为大陆的15.83倍；受新台币升值和人民币贬值等因素影响，到1994年这一比值扩大到28.98倍，大陆拥有台湾无法比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可以说，台商之所以愿意积极的到大陆投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要素禀赋的高度互补，形成了台湾相对丰富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与大陆丰富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组合，这是两岸产业合作开启及后来不断发展的基本经济基础。 2. 投资间接拉动贸易。台商到大陆投资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纽带，台商投资不仅直接发展了两岸经济关系，还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带动了两岸贸易发展。许多在大陆的台商，一方面从台湾母公司或其他台湾企业采购机器设备和零部件，另一方面将相当一部分产品返销台湾，由此既拉动了大陆自台湾进口贸易，也促进了大陆对台湾出口。殷存毅等人（2017）利用1993年～2015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台商对大陆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拉动两岸贸易增加1.844 6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湾进口增加0.958 1亿美元，大陆对台湾出口增加0.886 5亿美元，台商大陆投资对两岸贸易的拉动效应非常明顯。 3. 集中在出口加工制造领域。从台湾地区“经济部投审会”核准的台商对大陆投资行业分布情况看，1991年～2017年，台商对大陆投资累计1 738.41亿美元，其中分布在制造业的为1 331.62亿美元，占76.60%。从动态变化情况看，2010年之前台商投资分布在制造业的比重一直维持在80%以上；2010年之后，分布在制造业的台商投资比重有较明显下降，最低在2013年降至55.72%，之后又回升至70%左右的水平。显然，2010年以来，尽管台商在大陆服务业领域投资比重有所增加，但制造业仍是台商对大陆投资的主要领域。进一步看，台商在大陆制造业的投资又主要分布在加工制造环节，以台资高度聚集的电子信息产业最具代表性，富士康、仁宝、广达、英业达等知名台资企业均以从事电子产品代工生产为主，位于“微笑曲线”的中间环节。 4. 较高程度上依赖外部市场。早期进入大陆的台资企业，基本上都是从事出口加工制造，逐渐形成了台湾接单—日本进口—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生产需求网络（张冠华，2014）。随着大陆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消费品市场规模的持续壮大，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整体上仍是高度依赖对外出口。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2016年度对515家样本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陆台资子公司外销出货占企业集团（含台湾母公司、大陆子公司、其他子公司）外销订单总额39.99%（中华经济研究院，2017），表明大陆台资企业很大程度上仍承担着出口基地的角色。两岸贸易产品中，相当一部分是中间产品，主要是大陆台资企业从台湾母公司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等，这些中间产品在大陆被利用生产形成的最终产品，也主要是销往欧美市场。 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上述两岸经贸发展的传统模式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两岸要素禀赋高度互补结构已经发生较大改变，1994年～2016年，大陆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月均工资按美元计算从43.9美元增加至847.71美元，年均增长14.40%；同期台湾工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月均工资按美元计算从1 272.1美元增加至1 509.12美元，年均仅增长0.78%。工资增速的差距使得这一时期台湾相对大陆人均月工资比值从28.98倍降至1.78倍，两岸传统上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合作模式难以为继。大陆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态势下，制造业领域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增长逐渐进入瓶颈期，部分台商开始向劳动力成本低的东南亚转移；投资增长减速的同时，由于台资企业在大陆本地化采购和销售的比例越来越高，台商投资对两岸贸易的带动力也在减弱。着眼未来看，两岸经贸发展主要受到以下几大变局的影响，必须正视两岸经贸传统模式的转型升级问题。 二、 两岸经贸关系发展面临的新变局 1. 全球制造业发展新变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发展中经济体也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无论是美国推出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工业互联网”战略、德国推出的“工业4.0”战略、英国推出的“英国工业2050”战略、日本推出的“日本再兴战略”和“机器人新战略”，还是大陆及台湾地区分别推出的“中国制造2015”和“生产力4.0”，主要目的都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与生产制造的深度融合，发展“智能制造”。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蓬勃兴起，将带动全球制造业模式和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及利益格局将重新洗牌，也自然会对两岸经贸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两岸作为后发经济体，在推动经济和产业发展过程中，都以嵌入模式融入全球既有的生产及价值分配网络，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和市场依赖。从更大范围看，两岸产业分工是参与东亚生产网络和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某些环节，且所处分工地位相对较低。而在技术和商业模式相对成熟的产业体系中，两岸产业发展很难打破这种格局。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出现，意味着诸多新技术、新产业以及新生产模式的涌现，则使得两岸有机会在国际工业体系重构过程中争取成为核心技术的发明拥有者、技术标准和相关规则的制定者，抢占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然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一旦形成，就会有一个惯性，甚至形成价值链条和价值网络上的两个低端锁定（宗文，2011）。两岸目前在全球制造业生产网络及价值分配网络中所处的位置都相对较低，未来能否在重新洗牌中有效提升分工地位面临很大挑战，也给两岸经贸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2. 亚太区域经济整合新变局。亚太区域经济整合作进程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国强、王振宇，2014），目前呈现出“多轨并行”的发展态势，并以向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演进为愿景。两岸作为APEC成员以及东亚生产网络的主要基地，自身经济及彼此经贸关系发展都将在较大程度上受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影响。大陆在加入WTO之后，经济对外开放度持续较快提升，近年也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进者；台湾是一个高度依赖外部资源和市场的经济体，经济发展也必然受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影响。 对于两岸经贸发展而言，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对于是一把“双刃剑”，其在为两岸经贸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和新空间的同时，也蕴含有潜在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风险和变数。马英九时期遵循“先两岸、后全球”的路径，在2010年两岸两会成功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为两岸合作共同融入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奠定了制度基础。然而，由于后续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岛内受阻，加上民进党当局试图绕开大陆发展与全球的经贸联系，给本已逐渐明晰的两岸共同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路径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也将会对两岸经贸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3. 大陆经济发展新变局。近年来，大陆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轨道，经济增长速度从此前两位数的高速逐渐放缓至中高速，长期趋势分布于5.5%～7.5%（王少平、杨洋，2017）；生产成本较快速上升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不断强化，倒逼产业向高端化升级，以及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改革的深入实施、自由贸易实验区的由点到面的全面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范围的逐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在成为释放、激活新动力的源泉。 新形势下，两岸经贸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大陆经济相对减速使得投资预期收益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包括台资在内的境外资本的进入动力，传统上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大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推动经济从数量型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为两岸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市场空间。 4. 两岸关系发展新变局。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岛内历史性地出现民进党“全面执政”的政治格局。民进党两岸政策与国民党两岸政策有很大的差异，最根本的是其“台独”党纲，不承认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因此两岸经贸合作的维持与深化将面临诸多的非经济因素造成的困难和障碍，蕴含诸多新的不确定性。 当前，因岛内政局变动两岸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调整阶段，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倒退态势。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蔡英文虽然口头上将“维持两岸现状”确立为处理两岸关系的原则，但行动上却试图通过推行“新南向政策”降低对大陆市场的依赖。这种背景下，两岸经贸关系未来进一步趋冷是大概率事件。 三、 新变局下两岸经贸发展新模式探讨 新变局下，推动两岸经贸发展，需要摒弃传统上对投资及贸易数量增长的依赖，更重要的是两岸经济融合度以及产业合作水平的提升，即从数量增长型转向质量提升型。具体而言，应积极推动两岸产业界形成“以市场拓展为导向、以智能制造和服务业领域中小企业为主体、为研发创新为动力、以融合共享为路径、以一体化发展为目标”的经贸互动发展新模式。 1. 从投资导向转向市场导向。当前，大陆正逐渐从“世界工厂”发展成为“世界市场”，未来日趋重要的内需市场将是两岸经贸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顺应该趋势，两岸经贸发展应从传统上的台商投资导向转向市场拓展导向，这内在要求台商投资加快从出口加工制造为主的结构转向更多地投资服务于大陆当地市场的服务业项目。就两岸贸易而言，原材料、机器设备和零部件等中间产品进出口需求降低的同时，两岸应促进最终消费品贸易，这也有利于让普通民众分项两岸经贸合作成果。利用大陆扩大内需以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契机，两岸相关企业可以按照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原则，加强销售层面的交流合作，依托对方相对成熟的市场网络，并积极尝试以参股已有或合作新建的形式打造利益共享的电商平台，深耕大陆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共同打造全球品牌。 2. 从传统制造领域向智能制造及现代服务业延伸。两岸产业合作自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集中在该领域。进入21世纪后，交流合作从劳动密集产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但主要集中在电子、金属机械和化工等领域的加工制造环节，实际上仍具有很明显的劳动密集特征。 2010两岸ECFA签订之后，双方合作领域呈现出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拓展的态势，但目前仍不占主导地位。下一步，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机遇，两岸产业合作应重点向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机器人、云计算、可穿戴智能设备等产业领域延伸，向支撑智能制造发展的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延伸。考虑到台湾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7.73%，而且新兴产业领域需要加快培育成长性企业，两岸拓展深化在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合作应以中小企业为主体，这也有利于扩大两岸产业合作的参与面和受益面。 3. 从要素驱动转向研发创新驱动。用发展的眼光看，两岸要素禀赋互补性的降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在客观上要求两岸摒弃传统的基于资源禀赋差异的经贸合作模式，在更深层次的研发创新层面寻求面向未来的合作。从两岸产业目前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来看，两岸所处的位置整体上还都是以中低端为主，也非常有必要开展研发创新层面的合作，以创新为动力驱动两岸经贸深化发展。 而以工业4.0为代表的科技及产业革命，以及大陆经济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换，也在客观上为两岸企业开展研发创新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广阔的舞台。目前，已有两岸企业在这方面作出积极尝试，并取得了实际成效。比如研华科技2014年分别在苏州昆山和新北林口设立协同创新研发中心，推动物联网智慧技术发展及应用。 4. 推动台商经营从“飞地”型转向融合型。从进入及经营模式看，台商大陆投资企业大多以独资模式从事外向型的出口加工业，技术以及相当比例的原材料、机器设备来自岛内母公司或其他台湾企业，产品外销至欧美市场，与大陆企业及市场的融合程度都较低，是一种“飞地”形态，两岸企业之间的合作到目前总体上仍属于松散型。 近年来，随着大陆内资企业的崛起以及产业体系的完善，台商“飞地”形态发展已经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初步呈现出以合资、并购、参股等形式与大陆企业融合发展的态势。下一步应以实施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出台的《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为新契机，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的待遇，引导推动两岸企业深化资本合作，促使两岸企业形成紧密合作的利益共同体，从资本层面实现融合。 5. 积极探索走向一体化发展模式。共同面临全球制造业价值链重构、全球贸易与投资格局重塑和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大变局，无论从新一轮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产业链重构、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等，两岸都有必要共同探讨合作的可行途径（曹小衡，2016）。未来两岸应积极拓展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要充分挖掘在研发创新层面和服务业领域的合作潜力。同时，面临新一轮工业革命、全球经贸秩序重构和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的加速，应积极促进两岸人才、技术、管理等高端要素资源相互间自由流通，推动两岸产业以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为基础进行深度整合，为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奠定基础，共同以更加有利的地位参与全球分工。 参考文献： [1] 殷存毅，周小柯，吴维旭.工业4.0背景下的两岸产业合作[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 张冠华.全球经济变局与两岸经济一体化[J].中国台湾研究，2014，（2）：1-10. [3] 中华经济研究院.2017年对外投资事业运营状况调查分析报告[R].2017年12月. [4] 唐國强，王震宇.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变、路径及展望[J].国际问题研究，2014，（1）：96-114，135. [5] 宗文.全球价值网络与中国企业成长[J].中国工业经济，2011，（12）：46-56. [6] 王建民.海峡两岸共同参与亚太区域经济整合问题初探[J].全球化，2014（9）：48-59，131. [7] 王少平，杨洋.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经济新常态的数量描述[J].经济研究，2017，（6）：46-59. [8] 曹小衡，李月，徐永慧.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测度体系的构建与比较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2）：1-11. [9] 曹小衡.两岸经济合作迈入新常态[J].两岸关系，2015，（6）：41-42. 基金项目：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资助课题（项目号：sk50201601）。 作者简介：周小柯（1982-），男，汉族，河南省许昌市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两岸及京台产业合作、区域经济发展；李保明（1964-），男，汉族，山东省菏泽市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台资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两岸产业合作、区域经济发展。 收稿日期：2018-0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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