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加快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农民培育的重要性探讨 |
| 范文 | 黄光勇 杨海东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对社会治理的思路从社会管理转变到社会治理上来，提出了加快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在这一背景下，相继提出和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前所未有地加大对农村社会治理力度。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是实现农村善治伟大目标的关键一环，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核心是把“人”治理好，即培育新型农民，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社会的治理。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村，要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真正实现农村脱贫致富、振兴乡村、边疆稳定，加快新型农民培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农村治理;民族地区;新型农民;培育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08.039 美国知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言，在发展中国家，农村是国家稳定的磐石，农村的不稳定会根本性地动摇国家的政治稳定。由此可见，农村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一个拥有广大农村，农民占据主要人口的国家，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都不可能忽视对农村的治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十分重视对农村的治理，国家权力空前地延伸到农村社会，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组织结构，农村治理取得长足发展。但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外环境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社会治理上，国家社会治理重心主要放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上;在地理区域上，重点治理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社会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农村社会不可避免成为治理的薄弱环节。进入新时代，在城市治理取得瞩目成就的背景下，国家的治理重心逐步向农村社会倾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提出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为农村治理做出了战略部署和政策安排。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家也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发展目标和实施“领头雁”工程。提出通过培训提高一批、吸引发展一批、培育储备一批，加快构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这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其意义十分深刻。 1农村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理论最早兴起于西方国家，原指的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在特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威。詹姆斯·N·罗西瑙拓展了治理的概念，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这些机制虽未得到正式授权，也能有效发挥作用。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治理是指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未必是政府，也不需要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若我们将治理的概念延伸到农村治理，其含义是在农村内部，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社会组织以及村民等主体基于对所处行政村的认同感和利益共冋体，以协商的方式谋求农村事务的共同管理，提供公共服务，满足村民的基本需求。从以上理论可以看出，存在于治理过程中处理政府、权力以外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个体的参与;二是满足个体的基本需求和增进公共利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这两个要素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社会的需求是无限的，而政府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政府如何在付出最小的成本，就能实现最大治理效益，即政府花最小的成本甚至不投成本，社会本身也能有效发挥作用，成为人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要实现这样的效果，唯一的途径就是提高社会中个体的素质，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于农村而言就是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最终实现农村善治。 “建国君民，教育为先”，我国古代关于国家社会治理的思想，也很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徒法不足以自行”，缺乏对人自身的关注，再好的制度和政策，也难以发挥效用。忽视对人的“治理”即人的改造与提升，只会不断增加治理成本和政府压力，而治理成效却甚微。正如彼得·圣吉所说“如果只寄托于规则和利益管理，而不是以引导激发内能生動力为立足之本，就不是真正的管理（治理）”。党的十九大也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的事业最终还得依靠人民自身的力量来实现，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农村治理过程中，重视新型农民的培育重要性更加突出。 2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境况概述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特殊就特殊在集“边疆、山区、少数民族”于一身，生存条件较恶劣、交通闭塞远离市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低、人力资源水平低、生态环境脆弱、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形成长期依赖国家救助生存的深度贫困区。复杂的环境因素和人文社会因素，给社会治理带来严重的挑战。 首先，边疆地区一方面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长期处于政策末端，开发建设晚，投入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复杂，长期受敌对势力渗透之威胁，非法宗教势力侵蚀，贩毒活动猖獗，农民信教、吸毒、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其次，高寒山区，自然条件艰苦，长期处于粗放型农业耕种模式，极少部分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状态，农作物受益低。最后，少数民族整体素质偏低，大多数只有初小文化水平，接受知识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只会简单汉语。居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这些地区的农民自我发展整体内生动力不足、竞争能力弱、市场意识淡薄。 针对这一情况，近十年来国家加大投入，逐步重视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的治理，推进扶贫开发建设。不可否认，国家在这些年的治理过程中取得了明显成效，群众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同时，我们也客观看到一些问题依然没有有效治理，甚至还暴露出新问题。比如，部分群众内生动力不但没有被激发出来，反而习惯于外界的救助，形成“等靠要”思想，对国家依赖性强。以中缅边境S民族乡为例，该乡总人口7000余人，少数民族约占80%，典型的边疆民族山区。1978年开始，在国家加大对民族乡的政策扶持下，乡党委政府加大对农业投入，不断改善基础设施，5年内先后投入资金179.7万元。与此同时，S民族乡于“九五”期间被云南省列为省级贫困乡镇，1996年开始，省每年投入项目资金50万元，连续5年，至2000年投入资金250万元，州市配套部分资金，实施的项目有：通过整合“五小水利”“兴边富民”“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整村推进”“新农村建设”等项目，至2005年国家、省、州、市、乡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资金约1954.2万元。党的十八大后实施“挂包帮，转走访”脱贫攻坚战略，国家和政府投入力度空前，2014年至2017年先后投入各类资金9000万余元，另外有长江三峡集团和上海青浦区对口扶持，投入资金约2000万元。作为一个人口不足万人民族乡镇，40年间国家投入近1.3亿的成本进行治理，按正常发展足以把各个村社建设得井井有条，产业兴旺，群众富足。但是，即便在国家已把基础设施完善了，对贫困户给予各种政策的扶持，其自我发展意愿仍不强，少部分农民甚至出现国家给予产业发展他不愿意要而只想要现金，即使要了产业比如生猪养殖或肉牛养殖，国家发了猪发了牛以后，疏于管理喂养，饿死的病死的不仅没有产生效益还贴了本。其他大部分农民或受限于远见，或受限于自身能力，或缺少政策支持，也难以发展成为有想法、懂得技术、善经营的新时代农民。 3加快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农民培育的意义 当前已进入国家扶贫攻坚战的最后冲刺阶段，解决农民的思想和能力问题，加快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农民的培育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确保“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不让一个贫困地区落伍”全国各族人民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达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的必然要求，更是稳边固边的现实需要。由于各种原因，边疆少数民族一直处于国家政策的边缘，治理的末端。自古以来其社会总体就进步缓慢，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时代大变化，“生存危机”有所显现。因此，他们需要一次跨越式发展，需要一次大蜕变。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救急不救穷”，党和国家既救急又就穷，对边疆少数民族给予各种优惠政策，这是党和国家的仁政。同时，国家不仅要“授人予鱼”，还要重视“授人予渔”，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更具根本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2017年“两会”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同年1月29日，农业部出台《“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提出了发展目标，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有了新型农民，国家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成本，农村社会也能实现有效治理。如中缅边境阿昌族妇女曹春叶，她从事白酒酿造，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帮助下，迅速成长为拔尖农村乡土人才，把一个民族村寨里的酒厂经营得有声有色。同时，她没有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为加快村民富裕步伐，她毫无保留地把酿酒技术传授给乡亲们，带领老百姓共同致富。为使资源循环利用，她积极向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争取到了27户沼气池建盖资金，并动员酿酒户建盖厕所、沼气、生猪圈，走“猪、沼、酒”资源良性循环路子。在她的带动下，全村形成“卫生厕、卫生圈、沼气池”三配套酿酒户模式。在发展造酒事业的同时还她积极带领村民村学习党和国家方针、路线、政策、法律法规，移风易俗，使村子被评为“无毒村”“文明示范村”等多种荣誉称号。能在国家不在场的时候人，把村寨治理得井然有序，文明富裕，这就是新型农民的伟大作用。 边疆少数民族，居于国家之大门，涉及边境稳定安宁之大计。长期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对此虎视眈眈，或打着公益的旗号利诱少数民族信教控制其思想，或贩卖毒品摧残其身体扰乱社会，他们与党和国家争夺阵地，形势不容乐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如何使少数民族增强国家认同，相信并跟着党和国家走？有效的途径就是引导和培育，促进他们自身全面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农村进步，实现社会治理。民智才能村兴，村兴才能边固。重视对新型农民的培育，是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农村长治久安，边境稳定安宁的根本途径。加快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农民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艰巨却意义非凡的伟大工程。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5. [2]郭丽兰.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变迁与机制创新——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考察和分析 [J].中州学刊，2006，（11）：611. [3]马宏达.感言[J].人文世界，2012，（10）：910. [4]習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李忠强，等.芒市县志[M].昆明：德宏民族出版社，2015：95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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