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江南的坐商与岭南的行商探讨 |
| 范文 | 摘 要：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迥然不同，江南文化孕育了精致儒雅的坐商苏商，而岭南文化同样滋润了不惧艰难，敢于天下先的行商粤商，苏商留下了江南园林和“苏南模式”；粤商也奉献了“岭南会馆”和“广交会”。他们都为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江南；坐商；岭南；行商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1.062 1 江南与坐商 每年6月，当江南梅子由青绿转成黄的时候，太湖都会笼罩在一种淫雨丝丝，温高气密的梅雨季节。雨丝棉如银针，簌地钻进水里、田间或人们心里，洇化开来，成了江南的“梅子黄时雨”。 江南地处太湖流域，跨江临海，平原迂阔，水网密布，湖泊众多，长江横穿东西425公里，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718公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就是人口密度最高、百姓安居乐业的地区，在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江南曾经是六朝等多朝代的都城所在地，在经历了漫长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转换后，嬗变成为“灵秀钟毓，人文荟萃 ”之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重农、崇文、重教、坚韧、柔美、秀丽、重商、开放、兼容的江南水乡文化 。清晨头顶竹笠，梅园摘熟，撑一支油布伞，挑一担黄梅酒，吱吱嘎嘎走上青石板铺就的街巷，傍晚一挑柴米或是油盐、花布，微醺而归。这样的江南意境，造就了独特的苏商文化。 长江下游温湿多水，使得人性柔；以插秧植稻、养蚕缫丝为主的生产方式，使人心细精致；而自南宋以来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又使得江南人崇文重教、亦商亦儒的风气浓厚。因此江南商贾云集，才子辈出，南宋就有 “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之称。江南人气质文雅，柔、细、雅，可以称得上是江南文化的显著个性特征。江南文化正是在地理特征、吴越文化、儒道文化、人文传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表现为柔美、细腻、纯淡、雅致的审美特征。江南商人的经营理念和方式，也充分的体现了江南文化的特征。江南人好读书，钟灵毓秀。文人雅士渊薮，人才辈出，精英文化气息浓厚。江南商人也处处体现出了儒商的书卷气，“读书不成名，候时转物于淮淝间”。同时民间生活也多有书法、雕刻，足见江南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雅癖好读的风气，决不适合风餐露宿、生死未知的茫茫商路，却极适合居肆列货，以待民来的坐商方式。江南儒道合一的审美观念造就江南商人谦和柔腻，义利兼得的个性特征。儒家的知书达理与道家清静无为，形成小富即安的道家色彩。安逸、富足、诗意、无为，“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也许赵师秀道出了江南商人最为享受的生活场景。江南传承了极为完整的文化氛围，如动听流畅的昆曲评弹，精细华美的刺绣丝织、香糯圆润的茶肆书场等。种种文化风尚和氛围，让江南的商人们骨子里传承这种温柔敦实、平稳富泽的美好生活，并且把经商的目标刻定在为这种生活增添光彩。 江南商人这种浓厚的本土情结，使他们无论在商业经营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有意无意的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人际关系网，而他们大都在这个他们熟悉的社会结构中经营他们的商务和生活。“坐商规矩多”，这个有限而又多羁绊的人际网络既养成了苏商精明的头脑、杰出的才能、务实的经营作风和良好的商业道德，但同时又限制了他们的思维而错失了许多的机会。他们大多亦商亦儒，生活态度积极，会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情趣，营造一个适宜的、独特的生活環境，将自然山水囿于方寸之间，于是造就了江南园林这一中华文化财富。江南商人热衷于造园，仅在苏州城内商人就曾建造过150多家大小不等的园林。这些构致精美、含蓄包容的苏州园林，从另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传统苏商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内涵。苏州商人贝润生1917年购得狮子林，用了将近70年的时间整修、新增景点，并冠以“狮子林”旧名。1877年盐商张履谦购得拙政园西部宅园，修葺补残，取名“补园”。受这些大贾儒商的影响，在江苏普通商户的内部装饰布置中也常引进诸多园林要素。 江南文化特点，鱼米之乡，温柔毓秀，让商人们不想奔波，大多本地扎根经营。苏商文化底蕴丰富，睿智儒雅，跟政府关系良好，注重品牌品位，市场策略、产品策略研究。这一特征开创了被称为“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经济发展“苏南模式”，即通过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上世纪80年代，苏南利用比邻上海的优势，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乡镇企业，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苏南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地区，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苏南农村的商品经济意识较强，这些是苏南乡镇企业发展的社会基础；苏南乡镇企业为提高全国人民生活质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4 年，江苏省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1/6，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1/5，出口创汇占全国的 1/4，上缴税金占全国的 1/11。连续多年，江苏乡镇企业是全国的“龙头老大”。1998年，苏南农村的8.5 万家乡镇企业开始了第二次改制，苏南经济又进入高速增长期。以苏州为例，由政府吸引外资在本区域投资设厂，与新加坡共建了苏州工业园，政府利用土地资源与外商资本联合推动地方经济增长。2017年的城市GDP总量1.7亿元，全国排名第七。 2 岭南与行商 就在江南入梅前不久，远在千里之外的岭南刚刚经历了暴雨的洗涮，“孩童不晓龙舟雨，笑指仙庭倒浴盆”。在广州“龙舟水”指的是端午节前后较大降水过程。“龙舟水”来临时，岭南人就会不顾风险，带着游戏的心态在水里嬉戏。岭南襟山带海，江河交错。北部连绵五岭，东西南三面临海，古代被视为蛮烟瘴疠之地，官宦谪逐之所。但岭南人别无选择，就像戏龙舟水一样，在这种蛮烟瘴雨、毒虫猛兽、风涛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开拓求生。浩渺的大海孕育了岭南人的海商个性，更蕴育出岭南人能屈能伸、张驰有度、敢为天下先等文化特征。岭南河网交错、航线纵横，便利的水路交通更促进了商业贸易商的发展。由于明清多年的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大批外国洋货堆积到广州，再从广州销售到全国，而内地的出洋商品也不断的运到广州。这样广州就成为“洋货”和“土货”的集散地，广东商人便成为把“洋货”贩运到全国各地，又购买大批“土特产”回广州出口，甚至直接贩卖到海外的行商。岭南商人长途贩运的行商特征逐步得以形成和巩固。作为行商，行万里路，走千百城，他们最希望所到之处都有自己的落脚地，有自己熟悉的环境，于是，与江南坐商在本地大造园林不同，岭南商人更愿意在异地建造商人会馆、公所。 会馆、公所是明清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岭南会馆最早出现在明代，是岭南商人在全国各地建立的聚会场所。岭南会馆的名称按照籍地分为“岭南会馆”“广东会馆”“广肇会馆”“粤东会馆”“潮州会馆”“潮惠会馆”“嘉应会馆”等。足迹行遍天下的岭南商人，在北京、上海、苏州、汉口、南京、天津梧州等国内城市和国外城市都建立了众多的会馆、会所，以维护本地商人的商贸利益。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广东商人建立的会馆、会所，北京有48所，江南15所，国外各城市155所。江南是岭南行商频繁活动的地区之一，岭南会馆在江南的数量和规模都名列前茅。苏州的岭南商人会馆多分布在阊门外山塘一带，明清这里是苏州最繁华之地。扬州是清代南北货物的集散中心，岭南商人在扬州主要经营南糖等货，并在旗杆巷建立岭南会馆。清末南京的两广会馆，在邀贵井附近。镇江广肇公所面积约600余平方米，大门用磨砖砌成，上有挑檐，饰“五福盘寿”雕砖，白石横额镌刻“广肇公所”四大字。广肇公所对繁荣镇江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作过历史贡献。1912年10月20日，孙中山先生在广肇公所出席镇江各界人士举办的欢迎会，当晚便下榻于此。岭南华侨商人在海外建立的最早会馆是1801年建于马来亚槟城的嘉应会馆，此后在美洲大陆、澳洲、非洲、欧洲与日本等国家陆续建立的岭南人的商业会馆。 明清两代，海禁政策使广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对外贸易获得巨大的发展，岭南商人参与了空前的全球大循环贸易，他们的行商特质也在繁杂的海外远洋贸易中得以强化。明末时期东莞和新会就有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他们“有船各系富家主造，其驾船之人名曰后生，各系主者厚养壮大，每船各四、五十人”。自1406年南海商人梁道明行爪哇贸易而并定居，到1876年移民到美国的粤籍华人4万余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从事商业活动，海外侨商逐渐形成气候。 粤商中最典型、最成功的代表是清代十三行商。广州自1757年起成为了清政府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使得来自全国各地的出口商品都云集在十三行，再由其发售世界各地。十三行商也常常亲赴异国开展贸易，潘振承“通外国语言文字，至昌宋、瑞典，販运丝茶，往返数次”。鸦片战争后，一口通商寿终正寝，尤其是上海的开埠，使得十三行商日渐消落，1856年的一场大火把十三行付之一炬，结束了它长达一百多年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但十三行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树立的显赫地位是无法消除的，“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一百多年前十三行完善的贸易机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过程中，由于受海洋气候的影响，外商来华贸易固定在每年春夏之交乘季候风而来，秋冬之际满载货物搭乘季候风而回。冬夏两季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也形成了今天广交会的模型。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全称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首届广交会在广州原中苏友好大厦举办，共有中方8个交易团参加，展销出口商品1万多种，到会客商1200多人，出口成交额8700多万元。自此，每年均在广州举办春秋两届，会期一个月，是中国迄今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125届广交会（2019春季）境外采购商到会195454人，来自213个国家和地区，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1995.24亿元人民币。 参考文献 [1]吴颖奇.基于民营企业视角的苏商文化与浙商文化比较及应用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1. [2]潘彤.明清时期广州商业文化特征研究[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3]刘燕霞.清代广州十三行研究[D].广州：广州大学，2009. [4]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M].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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