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宏观经济学的困境 |
| 范文 | 摘要：在人类思想进化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经济问题都是处在边缘角落之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大厦坐落在这个思想轴线的最末端。因此，当我们想回溯思想史去认识信用与货币的关系时，重新回顾当时人文学科的相关思想进展，回溯当时货币与市场交易的基本形态，对经济信用与货币的关系从人文学科视角再综合的过程是必须的。 关键词：经济学理论;科学哲学;经济史 一、 宏观经济学理论概述 经济思想史纷繁复杂，各个学派、主义之间争论不休，其最重要的争论之一是货币理论的定位。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如何将货币理论纳入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这其中所折射出的无奈在于当下我们能够拿出来最好的分析框架中，竟然无法将经济结构中最为重要的角色——货币有效地纳入其中。 现代经济学分析货币理论隐约存在一个主线，即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在新古典主义分析框架中，在纯逻辑推论下货币是中性的，并基于此通过从古老的“面纱理论”到现代的“货币数量论”不断强调货币在时间维度上的无效性。而另一派经济学家自亚当.斯密到凯恩斯都不断强调货币“需要作为一个真实的决定因素进入经济体系”。基于这个主线，其最为重要的延伸讨论在于货币数量的管理，即货币政策的实施原则与形式。在此基础上，中性货币理论主张盯住通胀，规律币值，而非中性则强调盯住失业率和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 基于经验、事实与逻辑的货币理论之间很难相互驳斥，而货币的形态与作用在短短百年的争论中也不断变化。这使得任何通过事实和经验对货币的定义都存在困难。也正是这个原因，通常基于货币的三个基本职能来定义货币，即交易职能、储藏手段与计价工具。正如瞿强的分析，也许“正是由于对不同功能的强调，才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货币理论则通过对于不同职能的强调形成了各自的观点与政策主张。其中既有自门格尔提出，帕廷金改进后经由弗里德曼归纳提升广为流传的货币主义，或者说货币数量论的簇拥，他们强调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交易职能，并基于此形成货币中性理论。另外，凯恩斯及后续的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强调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通过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得出不能盲目的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需要重视市场自身诸多不确定因素的积累过程，例如市场赋予货币的一些特殊作用。最后伴随20世纪第三个科技革命中不断涌现出的新理论以及科技所带来的应用与遐想。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货币经济学”（New Monetarist Economics，简称NME），他们强调类似于金融交易所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在商品领域的延伸使得构建一种完全不需要货币的“精密的物物交换”成为可能，从而实现交易媒介与记账功能的分离，达成一揽子商品对一揽子商品的计价形式，从而实现实际经济真实的“中性”。不同于数量论学者的逻辑推理，NME直接提出通过中央对手方清算取代货币交换，正如新货币经济学的提出者罗伯特.霍尔所言：“一般均衡框架中不能引入货币不是这个理论的缺点，货币理论家的任务是取消货币这种‘人为的扰动，而维护一般均衡”。这种原旨主义的论述先不论其主张的优劣，但这种与现实状况渐行渐远的理论确实对于现实问题缺乏足够的帮助。也正如所见，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宏观经济学的各种观点依然缺乏明确和统一的解释框架。 二、 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批评 2016年9月，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保罗.罗默撰文《宏观经济学的缺陷》（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此文实际上是对于著名物理学家李.斯莫林一篇关于当代理论物理学问题研究尤其是“超玄理论”的批评。斯莫林批评的对象是自爱因斯坦创立“广义相对论”以来，经历杨振宁以及米尔斯的“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成功之后理论物理学界逐渐将理论的数学美与现实性划等号。伴随着物理学界“超对称性”概念的不断精进，理论物理学家越来越有枉顾现实研究结果而埋头于理论“美”的研究，甚至出现“拉帮结伙”抵制不同思想的情况。阿贝尔规范场的创始人韦尔有句名言：“当美与真发生矛盾时，我选择美”。罗默在同情斯莫林的同时悲伤地指出，在经济学理论界，也出现了类似“超弦理论”式的悲剧，经济学的问题甚至比前者更加糟糕。宏观经济学家越来越沉迷于数据工具和精致的假设模型之中。这种枉顾现实，并且“拉帮结伙”抵制不同意见的情况正在促使“宏观经济学研究”发生倒退。正如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英国女王对经济学家责问：“既然你们是研究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和教授，那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危机的发生？”经济学家们要么哑口无言，要么向卢卡斯一样通过诡辩“经济学业已证明，此类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假如此类事件可以预测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据此作出反应，从而避免它的发生——于是，这个预测就成为错误的了”来搪塞真正的问题。但市场并不会给沉默或者诡辩好脸色，货币经济学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如果主流宏观经济学家给出足够有力的解释，那市场自然回去寻找他们需要的答案。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诸如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MMT）、国家资本结构理论 等等来自非主流的经济学者以及金融市场的研究者开始绕开经典理论框架搭建自己的宏观分析框架。 以现代货币理论为例，其核心内容是国家货币理论，将中央银行与财政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个主体。由于税收必须以本币形式缴纳创造了对于本币的刚性需求，而中央银行不会拒绝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因此，从现实角度出发，对于主权货币国家来说不存在财政预算约束。其次，按照戈德利的部门余额分析法，如果将政府（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一道成为一个经济主体）部门、私人部门以及国外部门看作经济体的三个主体有： 政府部门余额+私人部门余额+国外部门余额=0 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当国外部门余额平衡时（即余额为0），私人部门的净金融资产余额互为相反数。由于将財政和货币部门当做同一个经济主体，因此有中央银行购买财政部发行国债进行“债务货币化”实际是将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活期存款”替换成了“定期存款”，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不发生变化，而只有政府部门余额变动才会改变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换句话说，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是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的来源，追求政府盈余的政策主张对经济是有害的。 尽管主流经济学界诸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格里高利.曼昆以及著名的学院派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反对者。但是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到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都是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正如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所说：“我不在意MMT的意识形态是左还是右，我只关心能使我预测更准确的东西，而MMT中的一些观点就很有用”。MMT所讨论的货币理论是否构成了对经典理论的冲击暂且不论，但不得不说，MMT的流行是市场对于当下经典货币理论投下的一张不信任票。 三、 历史学家 正如格特勒在试图解释“次贷危机”时寻找1987年构建的DD模型一般，面对真实演化过程的信用分析思想，需要溯源到更早之前的经济学思想之中。尽管这种演化分析的思想受到很难与主流宏观经济学演化方法相容，并且隶属于诸多不同的学派，但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以及学派上从不同视角思考宏观经济学。经济学面对当下的困境时，自然吸引了社会科学其他方向的关注和支持。当然，也正如我们对于早期经济学者的观察一般，经济学家本身自然而然的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哲学根基。 其中英国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晚年著作《论历史》中就单独辟出了两章内容来讨论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作为历史学家，艾瑞克首先将关注经济学发展的转折点放在了19世纪80年代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尽管不得不承认最后历史学派在这场论战中完败，并在此之后逐渐销声匿迹，但从后世结果来看有三点结论：第一，当时的胜利并不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明确，当时后续不论是德国还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完全追随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第二，奥地利学派的胜利并不像后世任务的那样是依靠经济学对现实的价值大小作为基础的;第三，论战之后经济的衰落与发展与是否出现“优秀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关系。艾瑞克总结道：“德国从杜能以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有名的经济学家，而它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受害。1938年之前的奥地利，有许多优秀而杰出的经济学家，政府也经常向他们咨询，但奥地利的经济也不见得有多好。到了1945年之后，奥地利的经济学不如以往，但其经济也没有变差”。这场论战使得：“意识形态在争论中占了重要地位，纯理论与历史站在逐渐加宽的鸿沟两边，彼此敌视，一边忽略实务，另一边则忽略理论”。这给后续的经济学发展带来了极不好的影响。尽管不承认后世围绕古典主义建立的经济学大厦的成就是无知的，但作为历史学家的艾瑞克仍然认为，经济学在遇到困境时应该至少从历史学派中汲取两点重要的成果： 首先是持续不断地对经济及其经济事实进行严谨的研究。在谈到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时，艾瑞克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精心抽象化、一般化又再次限制了它对经济史的接受度”，抽象化的模型当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学的内在基本规律，但过于抽象的思维方式不用说讨论当下的经济问题，在历史学家看来这种模型在解释历史问题时“除了用来帮助思维训练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用处”。其实，尽管历史学派很早就宣告了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失败，但是并不缺乏后续的支持者。比如20世纪早期出现在牛津大学的卢森·史密斯和贝弗里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集结的制度经济学者、费边主义者，以及后续美国出现的制度学派这些以支持经济学应当从调查研究入手的学者后续要么投入到公职工作之中，要么坦然接受了非主流经济学的头衔。从某种角度来说，主流经济学的选择使得经济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很大程度上关闭了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交流通道，也使得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的缝隙逐渐演变成鸿沟。 其次，是经济学对于自身定位的问题。经济学始终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摇摆，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承认经济问题本身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人的问题，不是自然的问题。完全将经济理论从社会整体中独立出来，枉顾个体在其任何决定中都必然包含所有社会因素的做法實不可取。社会制度、社会环境、人口结构等等问题都要找到被纳入经济分析的入口。一旦脱离历史，脱离实际，经济学将成为无舵之舟。 四、 来自哲学的困惑 正常来说，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应当作为科学哲学在具体领域的应用，正如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家如马克·布劳格等人都如是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及许多更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有很明显的科学哲学功底。但90年代以来至今波普尔、马克斯·库恩以及拉卡托斯等主流科学哲学家及其方法论对于经济学的影响都在减弱。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是经济学的诸多理论与科学哲学理论越来越难以兼容;另一个原因也是自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出版之后，经济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的对立得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包容，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的《经济学的花言巧语》和罗杰·巴克豪斯编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的出版为后现代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为什么科学哲学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甚微？科学哲学自波普尔以来最为重要的核心是：“A theory cannot be proven;it can only be confirmed”（科学定理不能被证真，但是可以被印证）但当下，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与观点却是“A theory must be proven，but it can not be confirmed”（定理可以被证明但无法被印证）。具体来说，科学哲学作为一般性科学的方法论，不求科学理论的真，求的是科学理论可以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这就要求科学理论至少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理论的要素和结果都能够被现实观测;第二是能够存在被现实推翻的可能性。但伴随着福利经济学、博弈论以及越来越复杂经济学理论拓展，经济学的许多理论的核心要素诸如幸福与否、博弈对象的内心活动等等根本无法被现实观测更遑论通过现实结果来推翻，但从逻辑上，这些理论都是能够被证明的。 五、 困境与展望 我们从现实对于经济学的需求与经济学供给严重不足出发，一路分析了当下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困境。并进一步借鉴了来自历史学、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对于经济学科以及货币经济学的思考，试图提炼出来的是宏观经济学当下所面临的三个真正困境。第一，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于逻辑演绎法的重视以及对于归纳法的忽视使得过于抽象和简化的模型无法对现实世界提供足够的帮助;第二，宏观经济学的困境来自于其微观基础的缺失，如果无法有效的将信用、货币、金融机构等要素及其行为模式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宏观经济学将很难进一步发展;第三，货币的定义伴随着近百年来金融市场的变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大到金融市场的结构、小到货币的统计范围都发生变化，我们在试图从不同年代的理论中求真的过程中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在后续的思考中必须明确的定义许多概念的界限。 首先，尽管熟悉历史的读者能够知道发生在20世纪早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论战结果受到来自许多更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后续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否认历史学派在缺乏足够的逻辑推演时单纯对于历史简单归纳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施莫勒及其他历史学派学者已经被归类为业余经济学者，或成为“经济史学家”。但当下宏观经济学基于瓦尔拉斯均衡的推演使得宏观经济学在现实中的地位越来越尴尬，货币既无法作为一个有效地要素进入经典分析框架，也无法对现实世界提供足够的解释和帮助。与其在后现代主义的框架中寻找“共同话语体”，不如跳出原有的分析框架先明确现实世界存在的要素必然“存在”。货币、信用、金融机构他们各自的来源、规模、运行模式的研究不可或缺。 其次，我们应当意识到货币、信用以及金融机构的运作有着各自不同的模式与规律，将其含混的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必然造成诸多错误。当下的货币及其所包含的国家信用、外国信用、金融部门信用、企业信用以及消费信用使得对于货币现象的分析纠缠不清。厘清货币与信用的关系，将信用分析从货币分析中剥离出来将会使问题变得清晰一些。这样的划分会存在许多好处，诸如我们确实能够“想象”货币是中性的，但一旦涉及信用，很明显能够发现信用并不是中性的，信用一经确立，便无法在伴随中性的变化进行修正。从而将信用理论从货币理论中分离出来，将货币规模、信用规模的分析从货币二分法的框架中解脱。 最后，构建更为牢固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如在信用领域，不同于货币模糊的将一切经济事物归纳为规模（货币数量）以及价格（利率），信用是具体而明确的指向真实世界的。无论多么复杂的金融衍生品都不可能脱离其具体的资产，对于信用的分析不同于对于货币的分析，信用背后都有明确的对象。不同对象是确定的资产，确定的信用期限，确定的价格，并且这种信用结构是很難被逆转的基于债务一一对应着真实世界的资产。对于货币规模以及利率的关注可以基于信用市场的毛细血管为我们打开宏观经济学通向实体经济的窗口。 参考文献： [1] Paul Romer，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ht- tps：//paulromer.net/the-trouble-with-macro/，2019. [2] Lee Smolin，The trouble with physics，http：//l- eesmolin.com/the-trouble-with-physics/，2019. [3] [英]约翰.梅娜德.凯恩斯.货币论（第一卷）[M].周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瞿强.货币理论的困境与展望[J].经济学动态，2005，（4）：86-90. [5] 刘洪军.西方货币理论的逻辑矛盾及其根源[J].南开经济研究，2004，（2）：46-50. 作者简介：周泽伽（1989-），男，满族，湖南省湘潭市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宏观金融与信用理论。 收稿日期：2019-0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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