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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情绪稳定性与责任型领导力关系研究

范文

恽瑞金刘春苓周权

摘要：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苏电87名中层干部的社会责任型领导力、焦虑抑郁情绪、情绪稳定性等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抑郁情绪是阻碍社会责任型领导力产生的危险因子，情绪稳定性高是促进社会责任型领导力产生的保护因子。当求助行为特征高时，社会责任型领导力水平不易受情绪稳定性的影响，当求助行为特征低时，社会责任型领导水平随着情绪稳定性水平的提升而提升。这为中层管理者提升领导力提供了数据依据。

关键词：中层干部领导力情绪稳定性积极应对方式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提出

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各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无形中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由此引发了焦虑、强迫、抑郁乃至自杀等一系列的与情绪相关的问题。中层干部作为国有企业管理的中坚力量，面对繁重的工作负荷，复杂的工作环境，拥有稳定积极的情绪，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对其提高绩效、组织领导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责任型领导力，不同于平常所说的领导力，它强调在领导的过程中，领导者能够积极动员组织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并充分协调和平衡各方权益，以共同的愿景，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刁静等学者认为，领导者的社会责任型领导力发展是通过提升个体的自我认识水平和与他人的合作能力两个方面完成。

Dashorough等人认为，领导“本质上是一个情绪过程，领导者展示情绪，并试图唤起其成员的情绪”。领导者的情绪表现会影响下属对其行为和意图的感知。因此，领导者的情绪状态对其领导力的产生至关重要。

情绪稳定性是指个体在应激情境中，情绪始终保持冷静和镇定的能力，有较强情绪调节、控制的能力，是领导者心理成熟的重要表现。领导干部只有具备较好的情绪稳定性，才能在遇到状况时，较少地受到情绪困扰，进行理智决策。

陈倩倩在对基层干部进行应对方式调查时发现，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会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以处理困境。很多研究表明，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帮助缓解一些消极情绪，降低消极情绪带来的影响，同时也会对情绪稳定性产生正向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领导者面临压力时积极应对方式作为调节变量，试图更好地解释情绪状态、情绪稳定性与社会责任型领导力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将江苏电力中层干部作为研究对象，共收集有效数据87份。其中，男性80人，女性7人;正处级干部占12.6%，副处级干部占87.3%。

2.2 研究工具

应对方式问卷由肖计划等人根据我国文化背景编制而成，包括解决问题、求助、自责、合理化、幻想和退避六个维度，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混合型三种类型。本研究选用积极应对方式（解决问题、求助）的分量表。

社会型责任领导力量表在Dugan等人量表基础上编制而成，包括评估自我认知、一致性、承诺、合作、共同目标等八个维度。情绪稳定性问卷选自艾森克人格问卷中的“神经质”分量表，用于测试情绪稳定性的水平。测评得分越低，说明情绪越稳定。得分越高，说明情绪越不稳定。

个体的情绪状态使用抑郁症状筛查测验和焦虑测验进行评估。抑郁症状筛查测验（PHQ-9）是基于DSM-Ⅳ的诊断标准而修订的关于抑郁的一个筛查量表;焦虑测验（GAD-7）用于广泛性焦虑的筛查及症状严重度的评估。

本研究采用SPSS 16.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线性回归，以及后续的调节性检验等。

3 研究结果

3.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社会责任型领导力均分的范围是1-5分，江苏电力领导干部社会责任型领导力的总体得分属于中等偏上水平（M=4.05）。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3.2 调节效应的检验

当变量Y与变量X之间关系是变量M的函数，那么M就是X与Y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按照温忠麟等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先将情绪状态得分与积极应对方式的各策略得分进行中心化变换，然后纳入回归方程，分别考察不同情绪状态和应对方式对社会责任型领导力的主效应大小，再将不同情绪与积极应对方式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通过这两步回归模型的比较，来判断各应对方式的调节效应。

该过程的第一个回归模型中包含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第二个回归模型中除了包含自变量与调节变量外，还包含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作用项。设自变量不同情绪状态为X，因变量社会责任型领导力为Y，调节变量应对方式为M，得到第一个回归模型为Y=b0+b1X+b2M，第二个回归模型为Y=b0+b1X+b2M+b3XM，XM即代表情绪状态与应对方式的交互作用。

表2显示，在情绪状态与社会责任型领导力的回归模型中，交互变量焦慮情绪×求助的回归系数为0.023，p=0.84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该步骤的判定系数为0.025，相比原模型并没有发生显著改善。交互变量焦虑情绪X解决问题、交互变量抑郁情绪X求助、抑郁情绪X解决问题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相比原模型，也没有发生显著改善。因此，积极应对方式对不同情绪状态与社会责任型领导力之间的关系均不具备显著调节效应。调节效应，见表2。

表3显示，在情绪稳定性与领导力的回归模型中，交互变量情绪稳定性X求助的回归系数为-0.242，p=0.023，通过显著性检验，该步骤的判定系数为0.122，相比原模型发生显著改善。交互变量情绪稳定性X解决问题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相比原模型并没有发生显著改善。说明求助的应对方式对情绪稳定性和领导力之间的关系具备调节效应，解决问题不具备调节效应。调节效应，见表3。

为更好地显示求助的调节效果，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得到的方程Y=0.315-0.232X+0.114M+0.242XM，给调节变量赋值0和1，分别代表高求助行为与低求助行为，从而得到两组回归方程Y=0.315-0.232X，Y=0.429+0.01X，再将自变量情绪稳定性高低分赋值，带入两组回归方程，得到求助应对方式的调节效应，见图1。

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在领导者具备较高的求助行为特征时，其社会责任型领导力几乎不受情绪稳定能力的影响。当领导者具备较低的求助行为特征时，其社会责任型领导力受到了情绪稳定能力的影响，情绪稳定能力越强，社会责任型领导力越强。在高求助行为特征下的社会责任型领导力水平整体要高于低求助行为特征下的社会责任型领导力。情绪稳定性对领导者社会责任型领导力的提升有一定的帮助，但不是必要条件，其贡献值也有一定的限度。

4 讨论

4.1 情绪状态、情绪稳定性与社会责任型领导力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社会责任型领导力与抑郁程度呈负相关，与情绪稳定水平呈正相关，与焦虑程度没有显著相关。因此，严重的抑郁状态，是阻碍社会责任型领导力产生的危险因子，较好的情绪稳定性水平是促进社会责任型领导力产生的保护因子。有研究表明，情绪稳定性水平与社会责任型领导力的产生存在正相关，领导者的情绪稳定水平越好，越能较好地处理压力和焦虑，越能有效促进组织内部的和谐气氛，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一致。

4.2 积极应对方式的调节效应

解决问题与社会责任型领导力的得分呈正相关，求助的得分与社会责任型领导力没有显著相关。说明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可以正向预测社会责任型领导力，而求助不能。虽然求助行为对社会责任型领导力的产生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却对情绪稳定性和社会责任型领导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调节作用。就是说，当领导者的求助行为较少时，他的领导力会随着情绪稳定性的增加而提升;当领导者的求助行为较高时，他的领导力始终处于一个较高的状态，不会随着情绪稳定性的变化而改变。

本研究提示，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使用积极的应对策略，通过培养情绪调节能力提高情绪稳定性的水平，能一定程度上提升领导者的社会责任型领导力。另外，領导者在领导过程中需平衡多方面的社会利益，社会责任型领导力很可能是领导者保持良好情绪及积极应对方式的驱动力。且社会责任型领导力高的人，一般表现出情绪稳定，乐观自信，善于改变，保持对环境的警惕，积极求助，而这些行为会进一步巩固社会责任型领导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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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虹.大学生社会责任型领导力研究综述[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6（2）：110-112.

[3]罗凤英.情绪如何影响领导效能：一个路径分析模型[J].学科建设，2013（10）：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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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2005，37（2）：26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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