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南京！南京！》等纪实影片对公共记忆的激活 |
| 范文 | 高群英 记忆可分为个体记忆和公共记忆两大类型，前者属于个人或家族的记忆，后者则属于某个社会群体，并有着地域、文化、组织、阶层、年龄、少数族群和民族等之别。公共记忆是人类学与社会学讨论如何保持人类的集体记忆时提出的一个专有名词，其基本特征就是集体的认同感，这些由当事人和当时器物所形成的记忆之场，表现出它的持久性与可传递性。于是，当由老器物、老场景、老人物、老故事所营建的往事氛围一旦出现，公众记忆之门当即就被打开，悠久的回忆将在心底重温。因此，展览馆的老物件、书本里的记实文字 、档案馆里的旧图片，所有的电子影像，都是承载公共记忆、重构公共记忆的途径。于是，当一些仿真效果极高的历史影片，如《南京！南京！》《一九四二》《活着》等出现时，公共集体记忆马上就被本质性地激活，使当下生活与往事形成了一种厚重而多元的对接。 一、《南京！南京！》直击中华民族的沉重苦难 公共记忆往往是与“共同创伤”联结在一起的，正如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犹太人所形成的公共记忆一样，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南京大屠杀”也是永恒的伤痛，因而形成了广泛的公共记忆，是具有广泛的生产性和持久性的话题。在已经有了《南京大屠杀》《屠城血证》《五月八月》《南京浩劫》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之后，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再以灰色的背景为画面，以复古的黑白镜头呈现在观众面前，以表达导演陆川的“南京大屠杀的意义并不是外来者的拯救与保护。70年前，一方是灾难的承受者，一方是灾难的施加者，但这是降临在两个民族之上的共同灾难”的观点。[1] 因此，陆川突破了以往种种关于南京惨案的作品中的虚构性质，以“仿真”“仿纪录片”的风格，为南京这段惨痛的记忆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影片没有用个人命运来贯穿全片，也没有完整的故事和高潮，而是用沦陷的南京城为主演，以日本士兵角川的视野作为线索，串起《南京！南京！》中的三大板块：即男人的苦难（主要是士兵的苦难）、女人的苦难和日本士兵及日本女性的状态。影片里残肢般矗立的建筑物，空旷满是瓦砾的街道，挂满尸体和人头的电线杆、狼犬一样搜寻中国女人的日本士兵，这就是一座城市真实的死亡，是不容质疑的真实死亡。虽然影片里对于历史本身的叙述替代了人物塑造和情节的渲染，但影片时使用的黑白两色增加了空间和时间的冷硬感，高度仿真的镜头如同刀子一样割开这座苦难城市的伤口，让历史重新回到了观众眼前。 《南京！南京！》的导演有意将最美与最丑排列在一起，让温暖与冷酷相联。如那场中国军队在城门口的阻挡和废墟上的阻击战，足让中国军人虽败犹荣，国魂不息；那个不肯剪发、以卖弄风情为荣的妓女，在关键时刻却自愿去当慰安妇，此时的她圣洁得如同圣女；那个卖国求荣的唐先生，在最后的时刻把生的机会给了别人，从而洗清了自己的罪恶。贯穿全片的人物角川的心理变化，一直是《南京！南京！》的一条暗线，作为占领者的角川，在战胜者的强权之下，当然可以享受到某种意义上的正常生活。但是，在南京这座战争因素被极端放大的城市里，即使是占领者，即使面对的只是别人的屈辱和死亡，也仍然难以逃避对杀戮本身所引起灵魂震荡。角川作为在教会学校里受过宗教影响而有仁慈之心的日本士兵，面对着太多的无辜者的惨死，内心极度崩溃，不得不以自杀来逃避现实。角川之死，就是良知与兽性的对抗，就是战争参与者对战争的最高控诉，也说明南京大屠杀这场灾难，不仅仅属于中国民众，更是全人类的灾难。于是在《南京！南京！》影片中，导演把中国人的民族形象进行了全新书写，在新的高度上为这段惨痛往事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思考。为此，评论者说：“《南京！南京！》连续两次上央视新闻联播，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在南京试片后，30多位幸存者及家属纷纷表示，尽管旧事勾起了他们的伤痛，但这样的电影有必要拍，要让年轻人记住过去。而参加试片会的80后90后大学生们认为，这部影片从平民的角度来看待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唤起了观众们的民族感。”[2] 二、《一九四二》直击被遗忘的惨烈灾情 1942年，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所有军事家和政治家都把目光聚焦于征伐劫掠之中，爆发于此时的一场惨绝人寰的河南大旱灾，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河南作家刘震云经过一系列的走访后得出真实的数字：1942年的河南旱灾曾造成300万人的死亡。300万的数字意味着，如果与二战时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相比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被迫害致死的难民是100万人，而1942年河南大旱灾的死亡人数则是它的3倍。更令人震惊的是，短短的数十年之后，人们却没有像记得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记住河南的大旱灾，甚至灾难亲历者的后代都早已遗忘了这段史实。河南作家刘震云在惊呼“遗忘比灾难本身更震撼人心”的同时，决定要用书写“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和灾难史”的态度，用小说和电影手段把这段往事拉出记忆的深渊。[3] 因此，《一九四二》影片中不需要煽情，不要有过多的台词和演员的表演，导演完全以一种客观审视的记录风格和不做道德评判的态度，拍出了这部真正的关于饥饿的电影。饥饿主宰了成千上万的河南人，他们正在以树皮和野草维持着可怜的生命，“礼义廉耻所构筑的传统价值观在空前的饥饿中变得薄如蝉翼，不仅传统的儒家宗法理念被弃若敝履，就连基本的家庭伦理也饿得头昏眼花、不堪一击”。[4]影片中用灾民、军队、政府、宗教、记者五条线索并行推进，这五类人面对饥荒做出的不同反应，形成了具有相当宽度的中华民众的生态环境。如范东家一家和瞎鹿一家，在旱灾之前贫富悬殊，可是在旱灾与兵灾面前，他们同样的不堪一击，同样被烧杀抢掠，同样的家破人亡；国民党司令官蒋鼎文说出的“如果两个人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这土地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饿死了，那中国就会亡国”的话，是当时的政府对河南灾民的态度，说明在攘外与安内之间，政府选择了“攘外”而把灾民推出了求助的视野；软弱无能的河南省长李培基、油滑的省政府秘书、克扣救灾粮食的军需官、县政府老马组成的“战区巡回法庭”战乱之中对百姓的盘剥、发国难财的洛阳财主们，再加上日军空袭，灾民血肉横飞，形成了一个漫长而艰巨的挣扎过程。山穷水尽之中，生的希望一点点被剥夺，尊严一点点被抽离，生命的意义被彻底淡化，构建着1942年300万河南灾民最真实的生态环境。 编剧刘震云曾表示，《一九四二》的主题是人，是千千万万最广大的人民，他们是一切事物的根本。[5]所以，在这残酷的灾情中，导演还是捕捉到了人性的光芒，并力图保持着一些人性的温暖：有来自《时代周刊》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冒着生命危险在灾区奔走，不顾一切地亲自上南京向蒋介石陈情；有为了保住儿女而情愿自卖自身，并且在离家之前还把自己的棉裤留下的农妇花枝；也有失去全部亲人的范东家，在逃难的途中捡起孤单的小女孩，并把她带回家乡抚养成人。即便这一点温情无法化解灾难中的冰冷与绝望，但这至少也体现了人类的善良和中华民族的本性。因此，《一九四二》已经不是一部简单的灾难片，它是一部严肃而沉重的历史作品，是对一个民族精神支点的追寻和叩问。影片中大量粗糙的接近真实的镜头远远胜过了演员的道白和虚幻的音乐，冷峻而生硬的场景充满了仰天俯地的情怀和对生命的祭奠。导演冯小刚用独特的方式尽可能本色地重现了1942年的灾情，冯小刚站在杜甫“悲民”与屈原“哀民”的高度上，有效地唤回了生活在富裕的21世纪的公众的记忆，让新一代公众、特别是年青观众的目光透过岁月的层层尘埃重新注视70年前的那场灾难。正如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的专家所言：“《一九四二》是对人在生存底线之下对人性和文化还能保持多少的拷问”，“这部电影的意义主要有四点：第一，它具有启蒙价值，是鲁迅精神的银幕传达。第二，它有着对个体感性生命生存权的尊重和悲悯，而文明的进程就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第三，它塑造了集体意识，打造了公共记忆。第四，它的题材具有超越性，不是简单的战争片、抗日题材等能概括”。[6] 三、《高考1977》：直击改革年代的第一次高考 据统计，1977年的11月的高考共有570多万人参加，实际的录取人数不到30万人，录取率为4.8%，这使1977年的高考成了牵动千家万户神经的大事。1977年11月至1978年7月的高考，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虽然录取率极低，但是它却用极大的正能量激励了全中国的青年从知识的废墟里站立起来，重新拿起书本，重新燃起理想的火花。因此，由江海洋执导的影片《高考1977》（2009）重新拾起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为中国民众评价中国近30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角和一种暖色调的回忆。 《高考1977》把主题话语放置于历史转折点上， 1977年邓小平同志对国家选拔人才制度的高考体制进行了巨大的改革，他不仅更改了1977年的高考时间，也亲笔在考生“报考须知”中删去“组织批准”四个字，从而使中国无以计数的“黑五类”子女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高考1977》正是将大量笔墨放在表现这种体制的改革上，在影片一开头，就出现了东北亚龙湾地区的知青从银幕上看到邓小平同志复出的桥段，这宣布了知青们渴望以久的春天的到来。放映中间忽然停电，知青用脚踏车发电继续收看《新闻简报》的细节，就是一处神来之笔，它把知青内心的期待与焦灼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为了呈现上个世纪70年代的“文革遗风”，知青农场的厂长老迟就是“组织”与“体制”的化身。老迟手里操纵着公章，还有“组织批准”的行政权力，使他成了这个农场里呼风唤雨的“诸侯王”。为了表现老迟的威严与权力，农场里架起了高大的瞭望塔，农场上空出现了大喇叭，老迟粗暴而严厉的声音时时通过麦克风笼罩着农场的各个角落，形成了僵硬的制度之下的老迟的权力之场。为了防止自己的权力出现裂隙，老迟特别重视在农场里散布“高考”消息的青年，那一场审判批斗会，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深沉与时代色彩的呈现，表现出这个年代人与体制的对立。 为了让电影主题更加饱满，导演江海洋有意使每一个配角都承担起为情节扩容的职责：死于非命的上海青年小根宝，代表着知青们最为绝望的生存状态；男主角潘志友为了让爱人安心，他假意上考场却又交了白卷，表现的是诺言与现实产生矛盾时，个人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身为“现行反革命”的数学教师陈甫德，为了能让女儿能顺利的参加高考，他铤而走险，不惜私刻公章，去农场冒充国家干部，这种做法本身就隐寓着许多“文革话语”。这些人既是一群“非常人”，呈现着个体的生存挣扎，又是现代中华民众群体中的“常人”，代表着数十年里民众的生存状态。《高考1977》以新写实主义的叙事风格和零度介入的方式，将这群北大荒的知青塑造成了一群存在主义式的英雄。个人命运在历史变迁的牵引之下，展现出一种史诗般的悲剧美。而在这群知青们身后所铺陈的时代画卷，也由此更加鲜明生动地刻入民众的记忆，让一段段时代话语在人物身上得以演绎，使这个看似平常的故事有了更加质感的历史质地。 参考文献： [1]关于两部电影：《南京南京》《钢琴师》[EB/OL].（2014-8-29）[2015-12-28]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OxttArobi6wPzu5 brXLdVHP8WnGXes-3r948nJcwtn6yboGfwsvE75UDhQKmdk7nLlS29e4wf3YJCUplsdf1rValG4dSGdofccHLqrVlPlO. [2]百度百科.南京！南京！[EB/OL].（2015-11-18）[2015-12-28]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fXlAjDP6NBu_hcGE7yBfTv96JnOB3N6UBO1s JAdhF73GK_1V8i6. [3][5]刘震云谈《一九四二》[EB/OL].（2012-11-30）[2015-12-28]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2-11/30/c_124026560_4.htm. [4]图宾根木.匠《一九四二》：不能遗忘的饥饿之轻[J].南都周刊，2012（45）：45. [6]腾讯微博.《一九四二》北大办研讨会：哀而不伤给人温暖[EB/OL].（2012-12-11）[2015-12-28]http：//ent.qq.com/a/20121211/000030.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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