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真实与虚构：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的历史与美学之旅 |
| 范文 | 江金谛 张燕 昆汀·塔伦蒂诺出生于1963年3月27日，是美国当代最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导演之一。相较于其他经过系统化训练、科班出身的导演们，昆汀·塔伦蒂诺的成名之路具有更多的独特性。纵观昆汀·塔伦蒂诺迄今为止的创作生涯，独立电影、暴力美学等都是绕不开的关键词。这与昆汀·塔伦蒂诺在录像带租赁店工作时对于电影录像带的大量观看，对于诸多导演的广泛涉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广泛的阅片量，几乎全部自学的拍摄手法，使得昆汀·塔伦蒂诺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逐渐探索出一条独属于他自己的风格之路。 昆汀·塔伦蒂诺的影片中充满了对于经典形象、片段的挪移和拼贴。例如，在荣获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低俗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片段，乌玛·瑟曼与约翰·屈伏塔在舞池的中央面对着面，一前一后地扭动着身子，随着音乐的起伏迈出韵律感十足的舞步。而这个镜头的设计实际上是来源于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八部半》中的一幕。也就是说，在观看昆汀·塔伦蒂诺影片的过程中，观众们存在着两种获取快感的方式，其一是针对影片呈现的叙事和画面本身，观众通过导演的精心布局来获取影片的内涵，获得解读的快感;其二则是基于观众与导演共有的关于影史的经验，在某个片段、某个场景，体会到一种经由互文性所带来的快感。第二种快感获得的方式，正是昆汀·塔伦蒂诺不同于普通的“暴力美学系”导演的所在。因此，对于昆汀·塔伦蒂诺影片的解读，常常离不开对于影史的解读。而在他的作品中，有两部影片更是突破了影史的局限，实现了对于现实的篡改与戏仿。本文将以昆汀·塔伦蒂诺的《无耻混蛋》和《好莱坞往事》为例，试剖析他影片中真实与虚构的构造，其对于历史叙事和电影媒介之间聯系的态度，以及历史叙事如何与昆汀的叙事风格相交融，从而深度探讨昆汀·塔伦蒂诺影片的美学特征。 一、历史叙事：终结与再续 昆汀·塔伦蒂诺的多数影片都运用了章节叙事的手法。他将一个完整的故事打碎，使之成为若干个独立的章节，再将章节重新组合排列，从而展现出一种结构上的美感。每一个章节都有着其特定的人物、场景和时间。通常情况下，从一个章节进入到另一个章节的标志是银幕变黑，随后出现“第几章”的字样，这种处理方式体现出仪式的庄严感。《无耻混蛋》也遵循了这种排布手法。在《无耻混蛋》中，影片的叙事被划分为五个部分。每一章都相互独立又有着内在的联系。纳粹、犹太人、美国小队和间谍四队人马最终在巴黎的影院中实现聚合，完成对叙事的收束。 对于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对于其文化肌理深刻的重塑。在这场旷日持久、损失惨重的战争当中，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所推崇的价值观念都被毁灭与击败了。理性并不一定带来的是文明，而正相反，当它被放置到纳粹的手中时，它所带来的是纯粹、恐怖的邪恶，是有条不紊、计划之中的屠杀与歼灭。在《无耻混蛋》的一幕中，纳粹军官汉斯兰塔走进法国人郎帕蒂特的农场小屋，以一种近乎优雅的方式，摧毁了他的反抗心理。此时，传统的、用来烘托正邪的手法被昆汀·塔伦蒂诺放弃了。纳粹的缜密思维、不可违抗的权威和精致的装束，与法国农人邋遢的胡子和汗湿的背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样一种文明与野蛮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的是昆汀·塔伦蒂诺对于规则的抛弃和重塑。随着一声枪响，躲在木屋底下的犹太人像老鼠一样窜开，“犹太猎人”汉斯兰塔站在木屋的门框旁，叼着烟斗，举起手枪，冲逃跑的犹太人射击。严密的构图更凸显了这一幕的荒诞性——相较于受害者，纳粹才是形象更加光鲜的那一个。从而通过倒置表达纳粹的邪恶之处——他们的行为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充斥着理性的屠杀。 这种倒置的手法在《无耻混蛋》中比比皆是。纳粹杀人的场景被昆汀·塔伦蒂诺有意地略去了血腥之感，而来自美国的“混蛋”小队的血腥细节却被完整地呈现出来。通过这种方式，观众们能够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矛盾感。这种矛盾感来源于观众自身对于历史的了解和影片所呈现出的画面之间的碰撞。奥尔多中尉说，他可不想教纳粹什么是人道主义。但事实上，他参与小队是出于严重违反军纪而戴罪立功的目的。因此，来自美国的“混蛋”小队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被扁平化了，他们只是杀纳粹，并且享受杀纳粹的过程。而这种对于纳粹的审判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呢？昆汀·塔伦蒂诺并未给出答案。这种矛盾感在影片的最终一幕体现得尤为强烈。戏中戏的展开使得弗雷德里克蒙上了一层英雄性质的光辉。在巴黎影院的银幕上，他于黑白的画面中坚守堡垒，射杀敌人。而在过去的某个时间节点，这一射杀行为是真实存在的。守卫堡垒的英雄和进行屠杀的纳粹，这两种身份间的冲突使得弗雷德里克的形象更加复杂。弗雷德里克对于犹太人苏珊娜的爱慕更加显现出纳粹的虚伪。这种塑造手法增强了观众对于弗雷德里克归宿的期待——在他身上，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和作为纳粹的一面应该如何调和。这也正是《无耻混蛋》中悬念的表现途径。用参演人员的话来说，《无耻混蛋》是一部“杀纳粹”的电影。那么，纳粹应该如何死去，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影片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影片能够脱离单纯的文本，进入到历史与现实的范畴。而希特勒之死是《无耻混蛋》的悬念的终极体现方式。昆汀通过这一手法完成了对历史的陌生化[1]，使得观众们重新审视已成定局的二战历史。当所有的主要角色汇聚到巴黎影院之际，影片的悬念便指向了各人的结局。而各人的结局与复仇这一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在此时，推进叙事前进的，是复仇者的身份以及复仇的结果。 因此，昆汀·塔伦蒂诺将最终的审判权交予了苏珊娜——一个劫后余生又谋划复仇的犹太女人。美国的“混蛋”小队功败垂成，苏珊娜的面容却出现在原本属于所谓国家英雄的银幕上。这是昆汀对于历史上的二战的重塑——只有受害者才是最能够施加惩罚、扣下扳机的人。希特勒的死亡是一种无情的嘲弄。影院的爆炸无疑是历史的一次终结——二战结束了。这一终结是由受害者犹太人亲手完成的。但是，历史还需要继续。这也正是“犹太猎人”汉斯的额头被刻上“纳粹”字样的意义所在。它象征着历史的延续，因为它是面向二战之后的世界的。它将由观众来裁决。 而在《好莱坞往事》中，历史则成为了一种布景式和突破式的存在。与《无耻混蛋》相比，《好莱坞往事》中的现实感更多，其对于真实历史的指涉也更加清晰。《无耻混蛋》是戏剧式的章节式结构，其中的人物和剧情在多数时候更符合漫画式的塑造——由人物所属群体的特征提炼而来的夸张举止、张力十足的对抗性情节以及世界大战在一家影院中终结所传达的荒诞意味。但对于《好莱坞往事》来说，这些要素都消失了。《好莱坞往事》是昆汀·塔伦蒂诺对于他童年时代的洛杉矶的一次回望，力图完成对1969年的好莱坞的全景式贴近。但如果仅仅满足于对过往时代的复制和再现，昆汀·塔伦蒂诺也就不再是昆汀了。在《好莱坞往事》里，历史同样完成了一次隐蔽的转折。 历史的终结和再续在《无耻混蛋》里主要体现在希特勒之死和汉斯的额头被刻上纳粹标志这两个极具象征性的情节上。而在《好莱坞往事》中，历史的终结和再续显得更加隐蔽与浑然天成。克里夫·布斯在已经成为曼森家族聚居地的昔日片场展开了一场同嬉皮士的紧张对峙，他伴随着紧凑的音乐走过光影交错的回廊，来到了乔治的房间。他发现，乔治并未死去。而后，昆汀·塔伦蒂诺的镜头转移，同时将莎朗和里克·道尔顿纳入画面当中。这预示着真实的历史的终结。与此同时，一种属于昆汀·塔伦蒂诺的虚构历史开始了。本次相遇是影片走向结局的导火索。它成功地将曼森家族和主角二人组建立了联系。此后，嬉皮士闯入好莱坞中的豪宅，却被里克·道尔顿和克里夫·布斯悉数消灭的情节体现出昆汀·塔伦蒂诺对于历史的篡改，或对于历史的再续。灾难从莎朗的身边远离了，它在不为人知的情形下，被主角二人组化解。历史走向了分岔，走向了另一个向度。在这个维度的历史当中，友谊取代了谋杀。这也正是昆汀的超越性所在。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当历史进入到电影的媒介范畴时，它的身上突然存在了一种根本上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通过电影传达给观众一种美好的远景——或许历史是不可改变的，但仍然可以利用电影艺术这种形式来对它进行补偿。 二、美学特征：悬念的摇摆与爆炸 为了避免平铺直叙所容易造成的观众注意力不集中的困境，几乎一切电影都需要悬念的设置。在通俗的爱情片中，导演们需要将恋情双方的关系留到最后才予以确定;在西部片和冒险片中，悬念被转换为正邪之间的对抗和主角对于未知财富的追索過程;而在侦探片中，悬念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凶手是谁，如何抓到凶手。悬念需要留到最后才能得到揭晓。这构成了叙事的线索，也是令观众们留在影院中观看两个小时的电影的动力。 对于悬念这种叙事要素，著名的电影导演希区柯克曾提出过一个炸弹理论。悬念好比是一个牌桌底下的炸弹。如果导演只是描述人们在打牌，而后炸弹突然爆炸了，那么整个故事就毫无悬念可言。但是，假如导演一开始就将炸弹的存在明示给观众，又描述对炸弹毫不知情的人们围着牌桌打牌时，观众们便会开始思索，炸弹会否爆炸，何时会爆炸，炸弹的爆炸会产生什么后果。这颗炸弹便是悬念。它使得影片充满了张力。[2]在昆汀的作品中，悬念是一个鲜明的要素。昆汀·塔伦蒂诺时常会展现给观众们一组设计感十足的长镜头，让剧中的人物说着甚至是废话的长篇大论，采取充满暴力意味的行动。通过这种方式，昆汀·塔伦蒂诺成功地营造出了一种险象环生的悬念感。而对于《无耻混蛋》和《好莱坞往事》来说，影片的终极悬念在于其内容和历史的纠葛与突破。 在《无耻混蛋》的最终幕，数场打斗在巴黎的影院中爆发。依据影片此前的内容，观众们已经得知，希特勒和戈培尔等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要员们都在这座小小的影院中参加“国家英雄”的首映礼，而这些在暗处进行的对抗决定了希特勒等人的结局。依据历史常识，观众清楚的知道希特勒的覆灭要等到1945年，苏联的军队攻克柏林。但影片此前的暗示表明，这是一次有希望获得成功的行动。因此，观众的心理预期和经验认知之间开始产生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来源于影片内部的张力。汉斯上校掐死了作为间谍的女演员，并逮捕了“混蛋”小队的首领奥尔多中尉，“混蛋”小队潜入剧院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观众们不由得开始感到，“混蛋”小队计划的失败已是在所难免，影片要走向符合历史的一方了。但是犹太人苏珊娜和她的伙伴接替了“混蛋”小队的位置，成为了引爆那颗剧院炸弹的引线。她和弗雷德里克在剧院房间的对抗，并在一系列紧张的交锋之后同归于尽。符合昆汀·塔伦蒂诺一贯的暴力美学。胶片被成功点燃，“混蛋”小队的成员冲入包厢用霰弹枪扫射。这时，影片的悬念已经走到了尽头，一切都真相大白。一方面，熊熊火焰燃烧银幕，转瞬间又蔓延到观众席上，纳粹们徒劳地敲打着已被锁死的大门，座椅下的炸弹被引爆，将他们炸到了天上;另一方面，一颗历史炸弹在观众的脑海中炸裂开来，一种和现有历史截然不同的结局呈现在银幕上，颠覆了观众的心理预期。悬念在虚构与真实这一对范畴之间不断摇摆，最终爆炸，产生了极具张力的观影体验。 因此，昆汀·塔伦蒂诺影片的一大美学特征便是这颗历史炸弹的爆炸。它违背常理，又符合影片自我发展的逻辑，从而塑造出一种全新的、迥乎不同的观影体验。在《好莱坞往事》中，这颗历史炸弹得到了重现。影片对于波兰斯基一家的描述，都与真实的历史有着极大的契合程度。曼森在影片中短暂的露头，恰好和案件过后记者们的采访一致——曼森曾经出现在波兰斯基家的附近，并按响了他家的门铃。昆汀·塔伦蒂诺通过多方面的暗示调动着观众对于影片的预期，在1969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曼森家族占据了乔治农场的事实，和嬉皮士们吸食大麻后无法无天的状态。 如前文所述，在《好莱坞往事》中，历史的分岔起源于克里夫·布斯对曼森家族聚居地的误入。也正是在这一刻，影片才开始埋下它的历史炸弹。悬念逐渐变得轮廓清晰。这也是《好莱坞往事》被一些评论诟病为节奏缓慢的原因所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一反昆汀此前的叙事风格，节奏平缓，甚至有些沉闷。如果说《无耻混蛋》在第二幕乃至第一幕就将“悬颗炸弹”展示给观众的话，那么《好莱坞往事》直到克里夫·布斯结束和曼森家族的对峙，悬念才变得明朗清晰。而在这次对峙当中，昆汀·塔伦蒂诺便运用了巧妙的镜头布局来暗示影片此后的走向：克里夫·布斯走过长廊，发现乔治安然无恙;嬉皮士骑马赶到现场，克里夫·布斯却早已开着跑车扬长而去。此时的悬念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种是来源于历史上的真实的悬念，莎朗的结局究竟应该如何;第二种则是影片展示给观众的，克里夫·布斯和里克·道尔顿应该如何介入到这场悲剧当中，并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好莱坞往事》的历史炸弹在主角二人组和曼森家族的嬉皮士的对垒中爆炸。和《无耻混蛋》一样，炸弹爆裂开来的一幕和暴力举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克里夫·布斯和他的宠物犬把曼森家族的嬉皮士们打得落花流水。里克·道尔顿则在惊愕中，颇有些滑稽地用喷火器消灭了跌入泳池里的嬉皮士，就像他在职业生涯中曾扮演用喷火器消灭纳粹的美国英雄一样。当然，这与《无耻混蛋》形成了巧妙的互文性，亦揭示了两部影片的共同特点：对于历史的改造。 詹明信曾经提出过有关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逻辑特征。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一种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中反映出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并体现了对传统文化和体制的否定和反叛。[3]在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中，一切都可拼贴，一切都可挪移，一切都可戏仿。昆汀·塔伦蒂诺的这两部影片将历史这一概念也纳入了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并通过悬念的摇摆和爆炸来对历史进行加工，从而实现对观众们的心理预期的超越，展现出一种独属于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美学。 结语 作为当代美国导演中别具一格的一位，昆汀·塔伦蒂诺的叙事风格可以用“虚虚实实”与“暴力美学”两个特点来概括。真实的历史过往和虚构的影片桥段相交错，构成了独特的昆汀风格。在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中，历史时常在一个分岔点走向让人意想不到的结局，在这些被“篡改”的结局中蕴含着昆汀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别样温柔。而超乎于电影本文之外的悬念的运用更使得影片极具张力，在真实与虚构的夹缝中，悬念的摇摆与爆炸赋予了观众们极大的观影快感，也令人们沉浸在昆汀与众不同的影像世界之中。 参考文献： [1]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M].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158. [2]弗朗索瓦·特吕弗.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72. [3]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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