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教学实践之路 |
| 范文 | 影视人类学与云南的渊源可谓深远。1956年至1965年出现的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简称为“民纪片”）为标准模式的科学民族志电影，打破了西方世界一直认为中国早期无民族志影像的主观想象。①在一共生产出的16部“民纪片”里，云南的少数民族占了其中的7部。其后，云南本地学者、研究机构和高校相继开始关注影视人类学学科领域，并以云南大学在影视人类学的科研与教学上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显著。本文介绍云南大学自1991年至2019年近30年影视人类学教学发展的历史。 一、开篇：自我探索 1988年，云南社科院于晓刚、王清华、郝跃骏三位学者在《云南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定义影视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并用现代影视技术和表现技巧，对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进行科学综合观照的一门新兴边缘性学科。它对现存人类社会中的可观性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系统搜集、拍摄、分类以及剖析研究，最后制作成能揭示其人类学内涵的、具有科学性、真实性、视听综合全息性特征的影视纪录片”。[1]文章第一次把“影视人类学”这一西方学科的历史产生、发展现状及其理论框架正式介绍到中国人类学学术圈里来。 同一年里，当时担任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林超民博士，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和筹划，最终实现了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建立人类学本科专业的愿望，这是继厦门大学之后中国设立的第二个人类学专业。人类学专业建立后，于1991年率先在本科生的课程设置里开设了“影视人类学”选修课，云南大学由此成为中国最早设立影视人类学课程的高校。 与此同时，人类学系聘请20世纪50至60年代曾经参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拍摄制作的前辈蔡家麒教授、杨毓镶教授、刘达成研究员以及在云南电视台从事纪录片制作的范志平导演，当时还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郝跃骏导演等为本科学生授课，介绍将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历史、当前现状、理论流派及创作方法等，并结合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端与发展，分享“民纪片”的创作经验给学生。由于当时资源有限，该课程无法涉及到实践的层面，但即使这样，却也是影视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第一次在地教学尝试。 早期从事纪录片创作的导演也都与云南息息相关。“民纪片”中的7部云南题材的导演兼摄影师杨光海是云南大理湾桥镇人，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989年，中国第一位拥有松下手持DV摄像机的云南电视台导演谭乐水已经追随着他父亲、老一辈民族学者谭碧波的脚步，深入到20世纪60年代民纪片《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社会》（谭碧波等，1962）的拍攝地，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跟踪式人类学影像记录。与此同时，远在北京闯荡的昆明人吴文光也使用一台家用DV机开始对北漂艺术家群体的记录，第二年完成了被誉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开山之作的《流浪北京》（吴文光，1989）;1999年，云南电视台导演郝跃骏记录了云南贡山县独龙江国营马帮关闭运营前的最后情景，摄制完成了纪录片《最后的马帮》，在全国激起了一波纪录片创作热潮;而云南社科院的研究员郭净也手持DV，开启了今后为期近30年的对藏区影像的持续关注。以上几位影像创作的先驱与前辈都出生和生活于云南，他们一道点燃了中国纪录影像创作的“星星之火”。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0年初，云南大学迎来了又一次机遇，得以把这片“纪录片星火”发展为燎原之势。 二、西学东渐：东亚所的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于1998年正式成立，开启了云南大学第二阶段的影视人类学教育篇章，即由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主持的以培养专业民族志电影制作和教学人才为目标的影视人类学教育体系。 （一）东亚所的建立与发展 1994年7月，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的代表在范志平和郝跃骏导演的陪同下，先后考察了云南大学、云南社科院和云南民族学院（后升级为云南民族大学），经过认真比较，最终选定云南大学作为影视人类学合作项目的中方伙伴。1994年10月，“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简称EAIVA，East Asia Institute of Visual Anthropology）在云南大学和广州东亚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共同努力下成立。1998年5月，时逢德国哥廷根国际民族志电影节，云南电视台范志平导演和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肖锋参加该电影节。在此期间，与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副所长冯·斯彼克、鲁夫·胡斯曼博士就已经达成的合作协议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进一步磋商。1998年底，双方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在项目正式启动之前，时任云南大学副校长的林超民教授以及云南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系主任王筑生教授，邀请了美国影视人类学杂志的主编、影视人类学家保罗·霍金斯（Paul Hockings）到云南大学举办影视人类学讲座，并将国内外影视人类学者的论文集结翻译出版为《影视人类学原理》一书，现已成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必读经典。 1999年初，在德国大众基金会200万马克的资助经费支持下，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最终在云南大学科学馆建立了自己的教学基地，购置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索尼掌上摄像机、录音和灯光设备，以及非线性后期编辑系统。聘请了来自德国、英国、荷兰等世界知名的影视人类学家、摄影师来给学生全英文授课，如Barbara Keifenheim，Paul Harris，Rolf Husmann，Manfred Krueger，Judith MacDougall，Anette Fleming等。德方的瞿开森博士、安莉女士以及中方的林超民教授、王筑生教授、杨慧教授、刘永青老师、白志红老师、杨静老师等也投入到项目的具体运作之中。 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开展的民族志电影制作专业人才的培养以中德项目合作的形式展开。第一期合作从1999年3月开始至2000年2月结束，由云南大学与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合作;第二期从2001年8月开始至2003年3月结束，合作双方是云南大学和德国基尔大学。和渊、杨昆、陈学礼、易思成、鲍江、赵心静、艾菊红、曾益群、李建钦等9位参加了“第一期影视人类学硕士高级班”;李昕、曾庆新、郑明莉、金学丽、李佳燕、张海、朱凌飞、徐菡、赵卫东、荣莉、邹辉等11位参加了第二期项目培训。 当时培训项目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民族志电影历史、影视人类学理论框架、电影分析、民族志经典电影赏析及拉片训练、摄像机支持下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影像拍摄训练及实践、田野声音录制、影片后期剪辑。两期培训项目结束后，一共生产出16部学生民族志电影作品，第一期5部，第二期11部。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期是两位同學的合作作品;第二期学员每个同学独立完成一个选题，另外一位同学仅作为助手参与另一部影片的拍摄。第一期学员的作品中4部影片入围了2000年4月德国哥廷根国际民族志电影节，其中《卖报人》（Qin，the Newspaper Man）（易思成，2000）获得了该电影节学生单元提名。2000年9月，《不再缠足》（No More Bound Feet）（陈学礼，2000）也获得了云南大学日本国际研究基金青年一等奖。第二期学员的作品中的《看上去很美》（Face Value）（李昕，2003）、《Mr. Cool》（张海，2003）、《文化秀》（Culture Show） （荣莉，2003）等三部作品同时入围2003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国际民族志电影节和2004年德国哥廷根国际民族志电影节，其中《文化秀》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国际民族志电影节的“物质文化与考古”奖，这是中国学者第二次获得该奖。在2004年美国大学生人类学电影节中《看上去很美》获“学生单元提名”。在举办第二期学员培训的同时，于2002年8-9月举办了暑期影视人类学进修班，包括一个中文班和一个英文班。中文班由来自台湾的影视人类学家胡台丽授课，英文班由来自挪威特罗瑟姆大学的影视人类学家彼特·克劳福德（Peter Ian Crawford）授课，两个班一共有30名学生参加。 （二）东亚所的教学模式 两期东亚所的影视人类学人才培养由国外专家英文授课，现场教授拍摄技术和经验，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交流中。按教学进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早期记录电影和影视人类学历史学习。在该阶段内主要通过讲述学科历史及影片观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比如，学员观摩的国外早期著名民族志影片和纪录片，也观摩了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拍摄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系列以及近期优秀纪录片。影片观摩通常安排在每天下午，观摩结束后学员都必须用英文写一个影片分析报告，包括影片的主要内容、结构、冲突以及影片中体现的人类学要素等。 第二，摄像机的基本操作训练。该课程内容包括摄像机的基本操作、电影镜头拍摄的基本训练、录音训练和灯光训练等。在此阶段，学员在老师的指导下，不断完成各种拍摄训练，如景别、不同拍摄角度、不同类型的运动、访谈技巧等。 第三，田野调查。学员在确定自己即将拍摄的方向和选题后，便有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丽江、西双版纳、陆良、丘北、石林、建水、新平、腾冲、昆明等地都曾经作为学员们的田野点，涉及纳西族、彝族撒尼人、克木人、花腰傣等。田野主题既涉及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村寨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也涉及生活在都市中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生存现状。 第四，实地拍摄。实际上，在田野调查之前，也就是学员进行电影元素拍摄训练的同时，已经开始讨论学员毕业作品即将拍摄的内容了。学员们从田野回来以后，则与老师一起更进一步地完善、添加、修改毕业作品的拍摄的内容与提纲，以及可能的补充拍摄的内容。接下来，学员们有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完成实地拍摄。两期合作项目中，这个关键步骤都是由德国影视人类学家Barbara Keifenheim负责指导学员完成的。 第五，后期剪辑。在后期剪辑的步骤中，学员得以掌握如何进行素材采集、素材浏览、以时间码为划分标记完成的镜头场记、电影故事版制作、非线性剪辑软件的使用、基本剪辑理念、字幕添加等知识和技能。 （三）东亚所的教学成绩 东亚所取得的教学成果十分显著。两次培训项目培养的20名影视人类学专业人才，有一半的学员目前都已成为云南乃至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的重要师资力量。 鲍江现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艾菊红在中国社科院一直坚持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和影视人类学的研究;陈学礼、张海、徐菡继续在云南大学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影视人类学课程十余年，培养了一批具备民族志电影创作能力的大学生人才;和渊、易思成在云南省社科院开展影视人类学创作多年;曾庆新在云南民族大学讲授纪录片课程;李昕在云南艺术学院电影电视艺术系、美术系从事纪录片教学。 由于未能找到继续资助合作项目的资金，成功举办了两届培训班后，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不得不暂时停下了民族志电影摄制专业人才的合作培养。 三、本土化探索路径的新尝试 2000年以来，云南大学的影视人类学教育实践的第三阶段呈现多元化发展的状态，影视人类学在教学上采取多种途径，兼容并包的方式，开设了影视人类学研究生进修班、研修班以及本科、研究生的课程实践。 （一）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与研修班的教学实践 影视人类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与研究班的教学实践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机构、两种类型的教学。一方面，1999-2006年期间，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民族学与人类学所为本科学生开设的《影视技术基础》《影视人类学》以及为全校本科学生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纪录电影赏析》《影视与中国民族》等，《中外纪录电影讲评》自2008年起开设至今。这些课程主要讲授影视人类学、民族志电影、纪录片的发展历史和理论流派等，同时辅以民族志电影的观摩和分析，但没有涉及民族志电影拍摄实践操作。 除此之外，在2001年至2008年间，由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原人类学系以及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为主导，以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形式，培养影视人类学专业的学生。该进修班曾经以“人类学与影像研究生进修班”“人类学电影拍摄与制作”为专业名称，前后一共招收了4届学生。由于报名参加研究生进修班的很多学员缺乏人类学民族学专业背景，原人类学系杨慧教授认为，通过学习影视人类学，可以进一步加强用影视手段对民族文化的记录和保护，同时，也可以使影视人类学理论和原则在人类学电影中得到研究应用，从而使人类学电影与人类学研究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更广阔的领域探讨民族、文化、现代传媒、影像之间的互动关系。该进修班学制为两年，最后也需要学员完成一部民族志电影作为结业作品。 另一方面，则是由东亚所组织实施的影视人类学教学实践。2008年，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林超民教授聘请知名纪录片导演谭乐水担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东亚所以“研修班”的形式招收学生学习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谭老师创新性采取“书院式教学法”，通过小班教学，名师授课，针对每一个学员的具体情况不同來设置教学内容，力图让每一个学员能够在一年之内达到影视专业人员的中上等水平。这样的人才培养实践持续了多年，也生产出若干有品质的民族志电影作品，2009年，学生作品《生如夏花》（朱静，2010）入围莫斯科民族志电影节并获奖。 （二）影视人类学实验室的研究生教学实践 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最初作为云南大学“211工程”民族学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子项目之一投入建设。经两年的筹划，影视人类学实验室最终在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三楼落脚。自2003年9月起，影视人类学实验室的实质建设工作正式启动，诸如购买数字拍摄设备，配备后期剪辑系统，收集用于筹建影像库的各种资料，建立多媒体点播系统，拍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访谈，拍摄云南民族民间艺人纪录片，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中云南的影片进行重访拍摄等。同时，还在每周三晚上举行“纪录影像论坛”“影视沙龙”等活动，放映各种类型的纪实影片。在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建设前期，就有东亚所培养的学员参与进来，多年来在东亚所、云南大学原人类学系、云南大学原民族研究院所主持的教学活动中，不断积累了一些民族志电影摄制专业人才培养的经验，加之越来越多拍摄课题的投入，在创作经验上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与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分布在人类学博物馆的二楼和三楼，他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各司其职、各得其所，都是为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人才培养事业尽职尽责，不分你我，共同进步。 1.研究生课程的新尝试 在学院前后期硬件设备的支持和师资成熟的时机下，从2009年9月开始，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开设了《纪录片创作与实践》，作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的一门选修课，主要招收本院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进行学习，由此开始培养更高一层次影视人类学人才的教学目标。2013年暂停开课至2017年恢复后，改课程名为《影视人类学》，为研究生专业选修课，2学分，36学时，并由两位教师负责共同授课。 《纪录片创作与实践》及《影视人类学》研究生课程的开设，可以说是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教学发展历史中最近的一个尝试，这个尝试既不同于原人类学系所给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开设“影视人类学”或“纪录片赏析”等概论性课程，也不同于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能够拥有足够长的时间教学实践，因为该课程仅作为面向本院硕士研究生的一门选修课，每周仅有2个学时，所以教师往往要自己加课到每周6-8学时或者更多。 难能可贵的是，任课教师以此为平台，力图延续东亚所影视人类学的教学风格与传统。自2011年起的教学实践中，任课教师还尝试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影视人类学教学模式与云南大学的影视人类学相结合。经过不断地探索，在实际教学中，本课程已逐步形成围绕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实践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强调纪录片、民族志电影历史及理论的梳理的教学实践的模式。同时，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在短短一个学期的时间内，完成理论、技术的双重学习与实践，最终独立完成一部结业作品，学生从时间、精力和体力上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2.研究生课程的教学特点 《纪录片创作与实践》及《影视人类学》研究生课程基本延续原东亚所的教学理念与实践模式，但也有新的特点。其具体操作是由两位同学一组进行拍摄实践练习，并完成最终的作品。在第一个学期之内，完成基本课程的学习，在第二个学期内完成最终的期末作业。从教学顺序上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民族志电影、纪录电影的发展和理论、摄像机的使用、后期剪辑的理论学习和训练等。在这个阶段，除了课堂讲授外，学生还必须阅读相关书籍并撰写读书笔记，同时观摩经典民族志影片以便撰写影评和拉片。 （2）田野中的教学与实践。学生在完成了纪录电影、民族志电影历史理论的学习，基本上掌握了摄像机的操作技能和后期剪辑的基本知识之后，任课老师带领学生到田野点，一般选择一个村子，利用10天的时间，完成学生的田野影像作业，任课教师创新性地把这10天分割为2天田野观察，1天确立拍摄主题，3天集中拍摄，4天艰苦剪辑，最后一天每人或每组形成一部10-20分钟短片，并做在地放映而得到现场反馈。事实证明，在这样高强度的压迫之下，学生们反而能激发起创作的动力与热情。虽然最后的成品不够丰满，但每个人却实实在在地体验到民族志电影创作的不易，也更能帮助他们更深一层次地理解纪录片。自2009年到2019年，学生分别在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大糯黑村与寺背后村、大理剑川的石龙村、大理双廊的高兴村、昆明市海口林场、红河州建水县碗窑村、昆明安宁市光崀村等完成自己的田野影像作业。2012届和2014届的学生还在课程结束后独立完成自己的一部民族志影片。 可以说，田野教学是该课程中的一个新的尝试，在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教育发展史中是前所未有的。前文提到参加该课程的学员曾在不同的村子完成为期10天的田野实践，那是在学生掌握了摄像机的基本操作、后期剪辑软件的灵活使用后的村寨实践拍摄，学生和老师一道开展田野观察，在最开始的选题和田野调查阶段，学生不能使用摄像机，而使用照相机拍摄一些支持自己影片主题的可行性论证照片。当学生的观察、访谈以及在此基础上拟定的拍摄计划基本成熟后，方可开始使用摄像机拍摄。同时学生必须当天把自己拍摄的素材釆集到自己的电脑中，老师和学生一起浏览素材，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在随后的拍摄中不断纠正拍摄阶段的不足，以及改进与被拍摄对象的沟通方式。后期剪辑的过程则让学生进一步熟悉和理解诸如镜头衔接、空间、时间、声音处理等剪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田野教学的尝试性模式中，在地放映是教学实践中的一个重要亮点。众所周知，绝大部分的民族志电影在创作后，都很少有机会或者根本就没有机会回到被拍摄对象的生活中。“纪录片创作与实践”课程放映的做法让被拍摄对象，即当地村民成为影片的“第一观众”这些影片在当地的放映能够引发观众的评论和行动，其现场的反馈既可以作为学生进一步影片修改的重要依据，也能从主客位的视角转换中产生反思。 （3）结业作品与展映。10天的田野作业结束后，老师和学生回到昆明课堂，一起讨论课程结业作品的拍摄选题和创作思路。此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是学生结业作品的实地拍摄，接下来是影片的后期剪辑，大约持续到下学期开学的3月份，完成包括剪辑、声音处理等。学生制作完成后的作品，将在云南大学本部每周三晚上举行的“纪录影像论坛”，以及云南大学呈贡校区的“民族学纪实影像沙龙”上放映。放映时，学生作者与观众见面，拍摄对象也受邀请参加，大家面对面地进行深度交流，拍摄对象、观众的反应、感受以及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成为学生进一步修改自己作品的有力依据。 此外，自2010年起至今，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为民族研究院（后改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本科生二年级开设了“影像技术基础”课程，一方面是训练学生如何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利用照相机获取静态的图片资料，以丰富自己的田野调查成果。另一方面是为他们在三年级时学习“影视人类学”课程做准备。自此，从图片摄影到动态影像，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学生们得到了系统专业的影像记录培养，为他们将来走入社会或继续深造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技能，在大学生就业日益严峻的当下，会娴熟使用影像技术也成为他们日后找到工作的一个重要助力。 3.教学成果与经验 2017年起，原《纪录片创作与实践》课程名改为《影视人类学》，至今已经招收了三届学生，作为一门理论和技术相结合的课程，先后有来自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前民族研究院）、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云南艺术学院、广西民族博物馆、贵州民族大学、宁夏大学等约80名学生接受时间为一个学期的纪录片创作实践。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及2016年，实验室两次聘请德国著名影视人类学家Barbara Keifenheim教授前来为学生授课。该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民族志电影理论、视听表达、摄像机基本操作、电影拍摄训练、剪辑基本理念及软件使用等。每周三晚上的“纪录影像论坛”则作为开阔学生视野的有益活动。2017年，云南大学被评为“双一流建设大学”，民族学作为其中的一流学科，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在师生们多年的共同努力下，学生作品的入围与获奖情况如下： 研究生作品：《I，Filming》（李俊，2011）入围2012年德国哥廷根国际民族志电影节，并获学生单元最佳影片奖。《家》（全海燕，2014）、《活袍梁其美》（赵倩，2014）、《女人与孩子》（王旺，2014）、《医·无境》（刘洁，2014）四部纪录片入围2014年广西国际民族志影展，其中《家》获新锐单元最佳影片奖。《斋至耄耋》（宋佳秀，2015）入围2015年“田野灵光、影像深描”首届研究生影视人类学作品展，获优秀影片奖。《我们的年》（拉茸追玛，2016）入围2016年广西民族志影展。《菜市场里的滇剧团》（熊琪明，2016）获2017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电影节特别放映。 本科生作品：《一个小屋一个家》（普煜等，2016）入围2016年“金孔雀杯”云南昆明大学生电影展，获优秀影片奖;同时入围2017年加拿大Asinabaka原住民媒体艺术节展映。《宠儿》（李之逸等，2016）入围2016年“金孔雀”云南昆明大学生电影展。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受过影视人类学培养和训练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有些继续从事影视人类学有关的拍摄，有些学生的工作与之相关，而更多的情况是，影视人类学课程开启了学生们对人类学学科更加开阔的视野与深刻的理解，为学生未来的学业和事业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效果。 此外，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还积极开展与欧洲高校的学术交流与学生培养工作。2016年到2017年实验室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格林纳达影视人类学中心Kieran Hanson老师在云南大学合作开办“影视人类学高级人才短期培训工作坊”，工作坊期间还辅以系列学术讲座，使得教师与学生们接触到当今国际前沿的民族志电影创作理念及制作方法，加强了实验室人员的教学与科研能力建设。2017年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格林纳达影视人类学中心达成战略性合作协议，争取在学生培养、教师交流、会议承办、研究共享等方面展开交流与合作。2021年即将启动主题为“East Asia Way of Life”的东亚影视人类学联盟民族志电影人才培养计划，整合中日韩影视人类学教学资源，为三地的大学生实行交叉培训，从跨文化的视角来记录与研究三地不同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差异，这将进一步巩固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下影视人类学在国内高校的领先地位。 结语 云南是中国影视人类学的重地，而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在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上取得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可否认的是，以东亚所模式为传统的影视人类学教学与人才培养已成為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教学的基本观念和方法，吸引并培养越来越多的对影视人类学充满求知欲和探索精神的青年学子。一方面，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教育的历史从只有学科理论，到注重实践教学，再到实践和学科理论并重的发展过程，不仅可以通过实践教学培养民族志电影制作的专业人才，也将会推动影视人类学理论的研究深入;另一方面，影视人类学理论的研究也必将丰富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的实践与教学;二者相辅相成，励志前行。正因为如此，影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影像实践逐渐成为云南大学开展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研究的特色学科和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于晓刚，王清华，郝跃骏.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 J ].云南社会科学，198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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