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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池州傩面具的地域文化特性
范文

    【摘 要】池州傩戏面具的地域文化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族认同意识,在家族集体中發挥了家族凝聚作用;二是作为傩事活动中神祇的象征,代表了傩事活动中具有地域民间信仰色彩的神灵。傩面具作为地域文化的物象表达,其实质是通过夸张写意的手法,表达原始质朴的情感,即对神秘力量的敬仰、对美好事物的歌颂和对邪恶势力的驱逐。

    【关键词】池州傩戏;傩面具;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J52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4-0004-03

    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通过科学、宗教、艺术等观念来审视自我,重塑自我,傩文化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巫傩的活动在生命意识的层面上极大地满足了先民的某种心理需求。池州傩戏面具不仅反映了傩文化共有的特性与功用,还突出地表现了池州地区地域文化的独有特色。这种地域文化特色体现了“池州傩”文化的深刻内涵,对于池州地区传统民间地域文化的保存、继承和延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池州傩面具——宗族意识的凝聚

    曲六乙先生曾将贵池傩归为“宗族傩”,指的是以宗族或家族为单位,为祈求神灵和祖先护佑家和族兴而主持的傩事活动。如:江西婺源、万载等地的“跳傩”都属于宗族傩。

    宗族,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代表了一种社会单位,在现代意义上是一种模糊的族群概念。《宗族·种姓·俱乐部》中提到:“宗族是一种沿男系或女系血统直接从家庭延长了的组织。”[1]一个宗族通常表现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同一个姓氏的聚居,包括同姓氏的很多家族。自古以来,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村落都是以这种方式集中居住,大的宗族居住地形成村庄或集镇。

    《白虎通义》曰:“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依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2]6-7中国人的宗族观念,表现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和纽带的集团结构模式,是对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的依赖行为,并以“孝道”为其核心理念。“……表明父为何人之名兴,而氏立矣。故姓之兴,所以表血统。氏之兴,则所以表地位,财产等系统者也。”[2]4

    宗族不单单是简单的同姓家族的集合,也是阶级地位的象征和家族内部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的规范,它为宗族成员提供心理认同和依赖,同时也约束着宗族成员的言行举止,是家族集体荣誉的表现。祭祖,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传统的体现,作为春节期间最为隆重的活动之一,每年的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都会在年夜饭之前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

    在池州地区春节期间举行的以祭祖为主要目的之一的隆重活动便是“傩”。可以说,宗族是池州傩的亲情纽带,而热闹喜庆的傩事活动也代表了宗族的兴旺发展,而傩面具便是这项宗族活动的核心因素。

    (一)傩面具是重要的宗社神器

    傩面具是傩事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道具,对于整个宗族村社来说也是极为神圣的器物。即使现在很多村社的傩事活动已经简化,甚至消失,但保存在宗族祠堂中的傩面具依然拥有着村里无可比拟的尊贵地位。

    首先,各宗社均拥有各自的一堂(套)傩面具,决不与其他宗社相互混用或往来。其次,各社的傩面具不用时,保存在各宗族自己的祠堂之中,由本族的年首负责保管、清理和维护等工作。再次,面具制作完成之后,不轻易增减其数目,也保留长时间不更换的传统(各村社现在使用的依旧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制作的面具),如果面具出现老旧、损坏等情况,也只是做简单的修补和翻新。最后,各村社依据本村的传统习俗、信仰和剧目特点的不同,制作出来的傩面具也是数量不一、风格各异,代表了本家本社的特色。由于各宗社主神不同,所以龙亭中层摆放的面具也就不同,这也是区别各宗社的重要依据。

    (二)傩面具是家训的物象表达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辈凝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对子孙做出的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中国人历来讲究“无规矩不成方圆”,而家训就是一个家庭、宗族的规矩,有了这样的规矩,家族的发展才能一步步走向兴旺和发达。

    魁星是中国古代星宿的名称,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星——天枢。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当中,被尊崇为司掌文章之事的神,亦被称为“文昌帝君”。“魁”字拆开来,一半是“鬼”,表示面目丑陋;另一半是“斗”,象征才高八斗。传说,古代有一个秀才,聪慧过人,才高八斗,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但是面貌丑陋,所以屡屡面试时落第。但他不气馁,终于通过努力得到了殿试的机会,皇帝欣赏他的机敏和聪慧,于是钦点他为状元。后来,丑状元升天成为魁星,主管功名禄位。[3]

    池州傩戏面具中的魁星长着一副凶相:青面,赤眉环眼,怒目圆睁,血口獠牙,脑门上有一块圆形带麻点的金色印记,象征着“映天象,摘星斗”,头上有一对兽角。在表演时,魁星的扮演者会右手握一支大毛笔,称为朱笔,意为钦定中选之人,右手握墨斗,象征着才高八斗。魁星一般出现在傩戏《五星会》中,作为最后一位神出场,代表着村民除了祈求福、禄、寿、财和喜气之外,还希望魁星能够眷顾村里的读书人,让仕子能够一举中的,光耀门楣。

    在茶溪汪的祠堂中供着一座“学子鼎”,据村里的老人介绍,汪村在唐朝时曾出过一位名人,叫作汪华,因对朝廷有重大军功而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越国公”,受封之后汪华回到自己的故乡汪村,投资家乡建设,为父老乡亲置办农具,并且教导村里的子孙后代要努力读书,报效朝廷。从此,“勤学读书”便成为了汪村的族训,而魁星也逐渐成为了茶溪汪傩事中的主神之一。据邻村的村民介绍,汪村是整个梅街镇大学生人数最多的村庄,每家每户都以培养出优秀的读书人为骄傲。

    池州傩事中将家训升华为宗族信仰的做法,进一步体现了池州傩事活动“追远思祖”的深刻内涵,这是家族凝聚力的象征,表现了池州傩戏面具作为一种宗族标志物饱含着的文化教育功能,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家族传统的重视、继承和发扬。

    二、池州傩“神”——地域民间信仰的表征

    (一)迎神的媒介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阴松柏。”[4]——屈原大夫的《山鬼》描绘了诗中人对“山神”的无限崇敬和期盼。无论是从《楚辞》的《九歌》,还是从《诗经》中关于神鬼、祭祀的描写,我们都可以看出楚人自古信鬼好祠的习俗。楚地巫风甚盛,传说当初陈国受到周武王初封之时,就有了爱好巫觋歌舞的风俗。《吕氏春秋·侈乐》篇记载:“楚之衰也,作为巫音。”[5]深受荆楚文化影响的池州地区,巫傩传统由来已久。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有一段这样的阐述: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而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产生了一种观念……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那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概念……[6]

    这里的表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巫”的形象十分类似。

    巫,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是“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7]巫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是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及自身的一种最直接朴素的认识,是人类为了证明自己与外部世界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中间媒介。

    傩面具在傩事活动中同样也扮演了人、神沟通的媒介角色,是傩事活动“请神”的渠道。在傩事活动中,只有通过傩面具才能够使人与神之间建立某种“超自然”的联系,将神灵请至人间,受百姓祝祷,为百姓消灾解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傩面具营造出了一种精神意境,这种意境是以人的精神为依据,注入了人的意识、情感与愿望的。人们相信神不会轻易将自己的容貌形象示人,于是在“请神”的过程中,傩面具自然成为了神的“躯壳”或载体,神依附在傩面具上面。没有傩面具,便不会有神的降临,也就无法进行傩事活动。

    (二)具有地域色彩的神祇象征

    神的形象寄予了广大劳动人民朴素的愿望和信仰,是民间多神崇拜的体现,而傩事活动中体现这种精神的物质载体就是傩面具。在“请神”的仪式中,傩面具直接作为祭祀的对象,与庙宇里的佛像和祠堂里的祖先牌位一般无二。村民戴上具有神性的面具进行傩舞或傩戏的表演时,以特殊的声音和动作来模拟“神”的形态,将“神”和自我区分开来,表示神灵降临,从而带来祥瑞之兆。

    除了作为请神的媒介,池州傩面具本身也具有神性,或者说是民间神祇的化身。池州傩神(面具)的形象来源很广,囊括了儒、释、道各家的神灵,也包括民间信仰中的保护神,甚至还有家喻户晓的历史传奇人物,如:忠勇双全的关公、铁面无私的包拯等等。而最具地方特色的是土主——昭明太子萧统、五猖神和瘟神。

    1.土主城隍

    据《杏花村志》第三卷《建制》记载:

    在村西三里,即郡治西也,土人亦称西庙。唐永泰初,因秀山远于郡治,复即文选阁旧地建祠。今所宋赐额曰:“文孝累封英济忠显灵佑王”,明仍称昭明……池人以八月十五日为昭明诞辰,先期十二日,知府率僚属迎神像入。祝圣寺十五日躬致祭,十八日送还庙所。盖池州里社,无不祀昭明为土神者……[8]

    这里所提到的西庙所祀神灵“昭明”,是南朝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

    供奉昭明太子的传统在池州由来已久。传说,池州曾是昭明太子封地,梁天监年间,池州曾遭逢大旱,当时田地龟裂,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昭明太子不忍见百姓遭受苦楚,多次上书给皇帝,并且亲自安置送粮赈灾,通过努力最终使得百姓度过了劫难。于是,在昭明太子英年早逝后,池州百姓感念太子的恩德,向朝廷请来了太子的衣帽,在他生活过的秀山建造了衣冠冢和太子庙。现在,池州一带的供案上被称作“案菩萨”的便是昭明太子。

    而昭明太子与池州的渊源不仅于此,公元502年,南朝梁太子萧统被封邑在池州,他酷爱山水,久居在秀山隐山寺,而由他所作的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就诞生在池州。在池州居住的这段时间里,萧统对先秦至南朝梁的诗文辞赋按体载进行辑录成集,共38部类、700余篇诗文作品,史称《昭明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总集之祖”,为历代文人所崇尚。如今,池州还遗存了文选楼、昭明祖庙、西庙等名胜古迹。萧统曾经常去的秋浦河畔玉镜潭郎山崖牯牛石上的垂钓之处,被誉为“昭明钓台”,于1986年被列为“全国十大古钓台”之一。

    作为“土主”的萧统,在池州傩事活动中被供奉为地位极高的大神,是傩戏里春秋祭祀的主神,也是池州杏花村最大的保护神。位于梅街镇刘街乡的青山庙,是一年一度青山庙会的固定活动地点。青山庙始建于元代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由当地姚姓家族迁到池州后的第十一世祖祖一公捐资建立,原为昭明太子祠和都城隍祠,庙中殿内供有梁昭明太子萧统的神位。旧时,刘、汪、姚、戴等数个傩戏社在正月十五上午齐聚青山庙,举行的盛大傩事活动,被当地村民们形象地称为“九社朝土主”。

    昭明太子作为傩事活动中地位最高、最重要的傩神,少有头面式的神像——傩面具,且不参与傩仪、傩舞和傩戏的部分,只有立体的神像,是唯一不设傩面具的傩神。梅街镇的傩村社均没有昭明太子的傩面具和神像,只向青山庙中的太子神像朝拜。仅有少数其他村社,如东山韩村,会单独制作一尊微型的昭明太子雕像,在举行傩仪时安放在龙案的中间位置。

    2.五猖神

    山里姚各组的送神地点不同,其中谢家的送神处是在村边的一座五猖庙。五猖又称“五通”,即马、猴、狗、鸡、蛇五种动物之精,也有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旧时殷村姚的五猖庙内供奉着青、黄、红、花、黑五种面孔的五尊神像,但此庙现已不在。谢家的五猖庙比较小,与土地庙的规格类似,中间供奉着五猖牌位,上面写着:敕封五猖大神之神位,并无神像。

    根据《池州府志》的记载,每年农历六月,池州地区的农村会举办青苗会,以驱除农田虫害。在这个仪式当中,各个农户便会在自家田地里插上“猖牌”,以震慑妖魔鬼怪和蛇鼠虫蚁等危害庄稼生长的“脏东西”。

    与此同时,五猖神还与傩面具的“开光”有关。据王兆乾先生《五猖信仰与古代祭殇》记载,傩面具开光有“起猖”、“驾猖”等环节:“面具开光时为什么请五猖,老人已说不清,大约一方面请五猖做使者,通知诸神某地已有了可供神灵栖息的面具,并取得众神的认可;另一方面,请五猖做护卫,防止恶魔依附于面具。”[9]

    从“山里姚”社的《请阳神表》中可以看出,五猖是备受人们崇敬的神明之一,并且在此地的风俗中主管打猎之事:“伏以,神通浩浩,圣德昭昭,凡有香烟,必蒙感应,谨运真香,虔诚拜请,拜请嚎啕戏会,耍戏龙神……马家坦打猎五猖诸位神祇……灵田坂打猎五猖诸位神祇……西峯抛、明兴坞打猎五猖诸位神祇……迎请嚎啕戏会,扮演戏文,夜半以后,祈保家门庆吉,人口平安……”

    池州梅街镇一带,原是高山密林,山中常有豺狼虎豹等大型野兽出没。而村民们靠山而居,时常需要上山拾柴、采竹笋或者打猎,并且曾有山中野兽进入村舍咬伤家畜,甚至伤人的事件发生。在傩事活动中祭五猖,大多是村民祈求免受野兽的骚扰,希望家中人畜平安的愿望的表达。

    3.瘟神

    池州梅街镇各村社的傩事活动接近尾声时,必有一出“送瘟神”仪式,象征着驱邪除疫。例如,姚姓村社傩舞剧目里的《关煞》一出,作为表演的压轴,讲述的是关公大战瘟神的故事,这一出戏锣鼓急促,鞭炮声震耳欲聋,场面十分激烈,颇有传统民俗中驱赶年兽的架势。

    “瘟神”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传播瘟疫的恶神,《王尚恭墓志》中说到:“民事瘟神谨,巫故为阴庑复屋,塑刻诡异,使祭者凛栗,疾愈众。”[10]自古民间就有很多“送瘟神”的传统,端午时节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悬挂艾叶——便是送瘟神、驱病疫的一种。

    关于池州姚姓傩社的“送瘟神”习俗还有一段传说。据西华姚许来详先生介绍,现在的梅街村方河组曾有一处居住着300多人的齐家村,有一年天上一位瘟神私自下凡,在西华姚遇到当时由青山庙会回村的傩神菩萨(面具),傩神菩萨为保一方平安,与瘟神大战,瘟神落荒而逃至齐家村,数月之内齐家村的300多人均得瘟疫而死,而西华姚社的村民都平安无事。自此,正月十五“送瘟神”的传统也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梅街镇各村社中的瘟神并不专指哪一位神灵,于是并没有专用的瘟神面具,而是用已有的普通傩面具代替瘟神,且所选用的面具大多是傩戏中的反面人物或地位低下的人物,例如:荡里姚的梅香和西华姚的吉婆等。这种方式恰好表现了“瘟神”在现代汉语中的引申义——作恶多端、面目可憎的坏人或恶势力,反映出劳动人民单纯朴实的是非观念。

    综而言之,池州傩戏面具作为池州傩戏的核心因素、作为池州傩事活动中“神祇”的象征和宗族信仰的对象,集中反映了池州地区民间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这里的劳动人民将对世界的朴实理解以及对生活的美好愿望灌注到傩面具上,使之神格化,并加以敬仰与崇拜,成为池州傩文化的突出地域特色。

    参考文献:

    [1]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63.

    [2]吕诚之.中国宗族制度小史[M].上海:中山书局,1814:4-7.

    [3]俞岚.传说与舞台形象的呈现——论魁星[J].戏曲艺术,2000(3).

    [4]董楚平.楚辞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78-82.

    [5]左丘明.吕氏春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211-258.

    [7]說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27.

    [8]郎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杏花村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7.

    [9]王兆乾.傩面具与面具戏剧[J].戏剧之家,1998,(3):18.

    [10]赵秋莉.宋代王尚恭墓志浅说[J].中原文物,1993,(3):113.

    作者简介:

    檀雨桐(1988-),女,安徽望江人,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戏剧史和地方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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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3:29:14